朱婉琪: 去年911,我逃离纽约

朱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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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3日讯】回想去年九一一从世贸双子星大楼逃生时的恐怖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是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去年九月九日奉派到美国开年度法务主管年会一星期,被安排在世贸中心对面的千禧年希尔顿大饭店下榻,以便就近搭乘世贸中心里的地铁到纽泽西总公司开会。九月十一日上午八点四十多分左右进入世贸中心地下楼,正准备搭地铁,上班的人群却突然尖叫地从地铁的入口处往回跑,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人群推挤着往一楼回奔,当我跟着混乱的人群冲到了一楼旋转门口时,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前扑后拥地推出世贸外。出了世贸中心看到地上许多白色的碎片,灰濛濛的尘埃大把大把地从天而降,这才知道不是地铁被放炸弹,灾难是来自于世贸中心的上面。

  我急忙赶回对街的饭店打电话回台湾,先生告诉我飞机撞上大楼。因为明显感觉到饭店震动摇晃,因此听到扩音器通知房客立刻撤离房间时,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带的两大箱行李,随手抓了机票、钱、护照和一本“转法轮”的书从四十六楼高的房间跑出来,所幸电梯没停,当我出了饭店时根本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跑,因为路上一片混乱,警车和消防车赶到,世贸的警戒线很快就拉起来了,路人惊慌地四处窜逃,当时我根本不知跟谁跑才是,冷静下来,心想想世贸在曼哈顿的下城,往北边上城跑就对了。在路上,不时听到世贸的爆炸声,灰尘漫天,很多人彼此并不认识却相拥而泣。

  手机打不通,从路旁停的车所放的广播中得知所有邻近的铁公路、桥梁和机场都关闭了,我们不知该怎么逃离纽约。我随着人群无奈地继续往北走,一边跑一边还在听着霹雳啪啦的爆炸声,心中的压力难以言述。走了十多个街口终于拦到一辆计程车,才坐进去,另外三个路人跟着坐进来,其中有一位东方男士竟是台湾旅居纽泽西二十年的华侨,他每个月从纽泽西来纽约出差一次,搭地铁在世贸站下车,幸运的是在进入世贸前一站,地铁就停了下来,否则他也完了。我请他带我离开纽约,他想了想说渡轮是移动的,炸沉没多大意义,恐怖份子应该不会炸渡轮,我们就决定下车去试试,就在我们去搭渡轮的途中,一百多层的世贸双子星大楼先后在我们的眼前坍塌了。当时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双眼到底看到了什么,更无法相信自己竟遇上了美国立国以来本土上所遭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恐怖攻击事件。

  驶往纽泽西的渡轮还开着,负起疏散纽约人群的责任。在亮丽的阳光下,数千人远望着燃烧冒烟的世贸中心,忍着心中的痛苦。到了纽泽西,这位好心的华侨带着我换搭着不同的接驳公车,尝试带我回公司,几个小时的折腾后,终于到了办公大楼。但已经被警戒封锁了,四周都是警察。附近的饭店也客满了,此时我已经走投无路。他提议我跟他回家,他还有客房可以让我先住下,在他乡灾变能碰到如此善心人士,感激不已,我们事后也成为好友。

  隔天,我与失联的总公司主管联络上,主管急忙派车把我接回家里。美国其他同事知道了我的逃生故事莫不动容,纷纷致意。而他们的内心事实上承担得更多,因为我毕竟是外来客,不久将离开此地,但是他们却要面对不可知的恐怖攻击的威胁,那种心理压力是难以言表的。所有的美国机场都在警戒状态中,国际航班陆续取消,机场关了又开,想要立刻离开美国也不可能,主管给了我三张不同航空公司的机票,希望我能搭其中任何一个航班回台北。幸运的我,在周末到香港,虽然回台北的当晚又碰上纳莉台风,家中没水没电,但是我非常庆幸能与亲人团聚。

  主管告诉我许多老美开始吃抗忧郁的药,心理医生的门诊从九一一以后比平常多了一倍,许多心理医生还要再找其他心理医生治疗,因为实在承受不了自己和病人心理上那么多的痛苦。 (作者朱婉琪/美国纽约州注册律师、国际纽约人寿协理 )

原载自由时报/北美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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