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1月11日讯】
婚后我就又找了一个工作。地点是东四附近，是日本人办的“东亚书院”，管图书馆，月薪60元伪币。有个叫“联合什么东西”的银行，净换钱，具体名字我都忘了。他也挣60元，我俩挣得一边多了。可是我是一个人吃饭，他们家呢，他妹妹虽然有工作，但我们结婚后没拿回过一分钱去，和他妈一起吃我们这120元。不单那个，那时有工作的都配给一袋平价面，他妹妹配的一袋面也存在学校，不拉回来。
我们是1942年4月4日结的婚。那时老太太虽然60多了，可身体挺好，我中午不回来吃饭，晚上下班回来还要做全家的饭。他妹妹还对他妈说：“你别刷碗，你要摔了呢？”这就是让我一个人刷碗。而她自己呀，这个又黑又胖的27岁的老姑娘吃完饭之后，就把手背到身后揣起袖子，挺起肚子，嘴里叨唠着：“饱遛，饱遛，吃饱了就遛。”上街坊家串门去了，直聊到快睡觉时分才回到她教书的学校去睡觉。
就这样，她饱遛了几个月，这时正是麦收，她妈回村里收麦子去了，不久她也放了暑假，回村里去度假了。没待几天，她又回来了，我还纳闷，她这回怎么变和气了呢？原来那个学校换了新主任，原来那个冲她哥哥的面子给她当小学教师这个关系不行了，新主任不认老脸，开除了她。她从村里接到了通知，就回到学校拉回了面，也不回村了，就吃我们俩人。
过来人都知道，日本时期，一个人养一个人没有富余，再说郭笃民婚前说戒了酒，可婚后又喝上了酒，经常喝，还学抽烟，本来不会。我问他“你婚前不是戒酒了吗？”他说：“那时天热不喝了，谁戒酒了？”你想这点钱养活4口人，他又抽烟又喝酒，怎么能够？他妹妹跟我们这儿住着，黑不提白不提，就是白吃，只是和气多了。这样，日子一天天地特别难过。
不久，大秋到了，老太太又回老家了，大概是去分粮食了，具体我也不清楚，因为他们从来都跟我保密。婚前，他们家分了粮食，都是磨好了拿进城，为的是省钱。可是结婚后，他们一斤粮食也没拿回过，一定是全卖了花钱了。大秋时，老太太回家，他妹妹没走，我们在报子街的房子房东卖了，我们就搬到了小酱坊胡同，在西单商场北边一点儿。她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回家去了什么也没拿回来，当然她也想找工作，可是事不好找，就一直闲着。
那年冬天我们搬的家。搬家前有一位姓苏的涿县同乡老到我们家来，来干什么也不知道，搬家后他又来了，原来，结婚时郭家没钱，通过他赊钱买的被里被面之类的东西，他是来要钱的，可当着我的面不好说，一直单独跟他们说，所以我就蒙在鼓里。这时快过年了，他要回老家，我就说，你给老太太带个信儿，说我们搬到这边来了，省得她再来找不到我们。我要写个条让他带着，他说日本人净搜身，要是搜着该打我了，你别写。我就没写。
过了几天，老太太让郭敬培接来了，一进门就骂我们，说我诚心搬家让她找不到了，老找事骂我。她们娘俩没事儿，早早做完饭吃完了，剩下的晚饭还藏在床底下。我下班回来，老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还得现做。做白面省时省事儿，可我不敢做，都是做粗粮。有一次，我回来后火挺不好的了，我就用铛烙小米面饼，这糙粮费火，越烙越不熟，待会儿一看火快灭了，我也没心做了。就吃了几口半生不熟的饼不做了。这时郭笃民下班了，问我火怎么了，我说要灭，天又晚了，甭生了。本来老太太一直躺在床上装睡觉的，这时听这话坐起来了：“好啊，你这是要冻死我啊？”然后就骂起我来了。她说：“你们易县娄山王家是有名的家，都说我娶了王家的姑娘该享福了，应该是舒心了，可你是这么不孝顺啊！”我也不敢还言，怕街坊笑话。
我们住两间半房，两口子住里面的一间，婆婆、郭敬培住外面的一间半，她俩睡一个床。婆婆白天睡足了，晚上睡不着，又爱抽烟，咳嗽，还老挑我的眼，嫌我不下地给她捶腰。你想，我上班上了一天，本来就挺累的了，何况那时穷买不起鞋，我书包里还老带着郭笃民一只鞋底子，中午休息时纳鞋，夜里哪还有精力捶腰去。她就骂，里外屋之间也没有门，她大声骂，里面听得清清楚楚，我也睡不好。
过了一冬天，她们娘俩又回家了，去卖家里的闲房。这时郭笃民的二姐三姐从老家来了。二姐是寡妇，她家不让嫁人，老爷子活着时给接来养着，可老爷子一死，婆婆又说她不好，给骂走了，不许再登娘家门儿。她俩一块来的，告诉我们婆婆、小姑是回家卖房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啊，郭笃民听了就说：“她卖房，没我签字，就卖不成。”这话就让他二姐带回去向村里人说了，“买她的房，我兄弟没说，也不算数。”结果房子村里人没人敢买了。这样，郭敬培就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把她哥哥提着回家去签字了。他是一点主心骨也没有，就去了。过了几天回来了，他一分钱也没带回来，还带了一身虱子。
到了第二年春天，她们就把村里的13间房卖了，因为那村里没有有钱人，她们就把房砣卖给了外村，房基卖给了本村人。可是郭敬培依然没有带回一分钱给我们。她可是对我说：“赶明儿我给你买个大褂。”可以后根本就没买。我因为容忍她们惯了，虽然心里不乐意，嘴上也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就见郭笃民一个人在家呢，我就问“她呢？”“走了，”他说，“我们俩人吵架了。我问她，你这么吃我们，我们也不娄吃，你们卖房的钱，为什么一点也不拿出来？”那个自然不让说，啐他一脸吐沫，他就推了她一把，两人就打了起来。街坊给劝开了，郭敬培就拿东西走。去抄我们床上的一个独身毯，这是老爷子给他儿子买的，他就说：“这可是我爹给我留下的吧？”她听了就没拿，可是抄走了笃民学生送给他的毛巾被。还拽走两只箱子中的一只，这是从老家拿来的。还有两个郭笃民借的椅子，她也抄走一个。
婚后三天是拜朋友，第四天我就上班去了，没婚假怕扣钱呀。过了几天我下班回来，看见老太太眼哭得挺红的，我就问郭敬培怎么了，她说：“不知道，反正不是我气的。”我就进屋去问郭笃民，他也不说。过了几天就是麦秋，老太太回家了，后来他才告诉我：老太太觉得娶了儿媳妇，就该她享福了，她就想让我辞了工作，跟她回家去。平时伺候她，洗衣做饭，有空就到附近的火车站去扫火车、汽车上掉下的煤。老太太说，这扫的煤够烧的，富余的还能卖钱花。过几天，他二姐三姐来了，我就对她们说，老太太对我不满意，嫌我没辞了工作，跟她回老家，伺候她、扫煤去。他二姐说：“真是！放着北京的工作不做，让回老家扫煤去，那扫煤是容易的吗？那警察就追，追上也不能用手打扫煤的妇女，就踢屁股。”再说扫煤哪像上班那样有固定的收入啊，村里人也不烧煤，顶多是卖给烙烧饼的，换几个小钱。可我在城里一月挣60块，还能买一袋平价面。你问我她这么干是什么意思，就是想使儿媳妇啊。你想，她一个人在家，烧火做饭都是她一个人，我回去了她不就享清福了吗？
郭笃民当时觉得她们俩这样对我实在不合适，可他又是个窝囊废，但还是有些内疚，就老对我说：“甭理她们，将来我一定对得起你。”这话不是偶然说的，反正是那几年，家里我老受气，又穷，没钱花，他一遇上难事儿，总跟我说这句话。我想：多少钱也难买一个人的人心，既然丈夫对我这样，我就得了，为了将来的日子，现在有什么苦、什么气，我也能忍受着。可是他后来又是怎么对得起我的呢？
那次兄妹打完架，她就搬走了，过几天把老太太接来，她们娘俩一起过。虽然没工资，但是有那卖房的钱。即使如此，老太太也不能饶了我们，因为住得不远，都在西城，所以过几天老太太就上门来找茬打架，骂我们。虽然我们不给老太太钱，可是她两边住，她有卖房的钱，再说外屋的铺也没拆，她两边住着。她也知道我们钱挺少的，拿不出钱去。
一晃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就得了肺病，因为饥寒劳碌，姑婆给我气受，又穷，没有营养。这次其实是犯病。18岁我考上省立高级技术学校时得过一次，那次是低烧，这次开始是喘，所以起初没想是犯了肺病，一检查才知道。这次病得较厉害，夜里喘不过气来，睡不着觉，这样我就请了假，在家养病。
没过几天，学校里的同事就来找我，说日本人投降了，来了接收人员，学校里的所有人员都要重新登记，你要不去报到就会被除名。我把这事跟他说了，他说，中国人来了，我一个人还养不活你？你就甭去了。这样我就没去，自然失去了这份工作。但不久，他所在的机关也解散了，两个人都失了业。这时郭敬培时来运转，在救济院找到一份教流浪儿识字的工作，她得意地对街坊说：“他们俩都没工作了，我倒找到一份工作。”
以后，郭笃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卖了一个结婚时的金戒指，又靠了我在银行工作的二弟弟帮忙，再加上他有时候卖一两张画，这样对付着。
后来他托一个姓商的男师的同学找工作，他就在警官学校找了一份文书工作。他去了之后回来说：“我真不如不去。”原来，这是个培养训练特务的地方，进门穿军装，还给了他一个中尉司书的衔儿。他过去一直穿大褂，现在穿军装、行举手礼实在不习惯。过了几天，他回来又说：“我可更不能在那儿干了，听说晚上他们竟出去拿枪暗杀人去，他们肯定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的。”可是因为生活无着，一时也不能辞掉，他还托人找工作。他有个同学在沈阳东北电力局工作，就让他去了东北电力局，还当文书。他去警官学校是1946年4月，去东北是1947年4月。
到东北不久，就赶上解放军打四平、困长春，局势紧张，国民党地盘不断缩小，人就越来越多，于是电力局就打发他回家了。这时沈阳北京间的火车也不通了，人家给他买了张飞机票，给了他一袋面，这就算了。他在东北待了不到一年，1947年年底就回来了。
回来还是没工作，虽然原来的住房也没退，我们又怕老太太骂，就住在我大哥家。这样又在天津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在铁路车站上收煤，我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跟着他去了。住在一间挺小的房子里，借了一块多铺板，凑活过着。可是没过几个月，他妹妹又把老太太送去了，我们这时特别困难，可是郭敬培把北京的房借出去了，老太太没地方住，就给她送到我们这里来了。这就更困难了。更要命的是没地方住。本来夫妻俩带一个孩子还可以凑合在那一块半铺板上睡，现在只好横着睡，仨大人都把脚耷拉在床下边。老太太自然难受，她就白天睡够了，晚上坐着骂我们俩人，自然是我们怕街坊笑话，不敢还言。
过了些日子，男师一个姓喻的同学来看我们，瞧我们这么困难，就又给他在通州女子师范找了一个教美术的工作。这时已经是1948年9月底了。这时正困难，而且工作又对他的专业，所以他特别高兴，马上就来了。到了通县，正是快到10月10日民国国庆节的时候，人家又打发他先回来过节。过了节，他就来上班了，我们还在北京住。不久，通县就解放了。随之北京也解放了。
1949年初学校又开学了，他对我说：“学校吃大伙，饭食不好，你们搬通县去吧，我吃不好饭。”我当时是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就拿了点儿碗筷，马上跟他来了。当时没打算在通县长期住。来了后，房子特别好找，又便宜，过了几年，北京的房东把房子卖了，我们也回不去了，这样就在通州住了下来，一住就是30多年。
“解放”后的头两年，华北大学大批地招生，不分男女老少，去了就要，训练一段时间，就可以分配工作。他一看这情况，就对我说：“你带着孩子回老家吧，我找一个地方进修去。”其实，他们校长说：他教书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用不着进修。但他执意要去。可是后来他找不到可以进修的国画学校，华北大学这类学校没有工资，只管饭，再说都是政治方面的专业，毕业后不定分配到哪个省。他不去干那种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呀，就没去成。他这次让我不高兴了，他一说让我带一个女孩回老家，我就不高兴，心想：虽然我生在农村，可挺早就进城了，虽然也是干活吃饭，可不会干农活，一个妇女怎么能回到没亲没故的乡下去挑家过日子？
他工作特别积极，工作干满8小时不说，晚上还和学生一起上晚自习，下了晚自习才回家呢。这时我又连着生了二女儿、三女儿，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不管，即使没工作，下了课在学校打克郎球也不回家。直到估计饭快得了，才进家吃饭，而且是一边吃一边看表，因为他要去上晚自习。吃完就走，我肺有毛病，一到冬天就爱感冒，又带了三个孩子，有时就说他：“我发烧了，今晚你别去了。”他说：“我拿国家钱，在家伺候你？”说完，噔噔噔就走了。从来也没为我生病请一次假。
后来，我们从如意胡同搬到挨着女师的贡院胡同。那时一到五一、国庆节，他就忙了，一夜夜地带着学生美化校园，出板报，可从来不跟我说一声，即使是派学生回来捎个信儿。其实家与学校就是咫尺之遥。往往是我上半夜给他等门不敢睡，因为我们住的是后院，我睡着了听不见他叫门。到了夜里2点，知道他不回来了，可又气得睡不着了。为什么他不捎信儿呢？因为他这时已经把我当成他进步的累赘。他跟我说：“你瞧人家藏少石（学校里的一个女教师）一买公债就是100块，我才买10块、8块。”
除了不关心家里人，就是喝酒，嗜酒如命。学校校长对我说：“他喝醉了，就说醉话，得罪人，你最好别让他在上班的日子喝酒。”可是我哪儿管得了哇？往往是，我一听学校下课的钟响（那时没电铃），就把面条下在锅里，想着他进门就吃。因为要为他节省在家里的每一分钟时间，他放下筷子就要在家里练画。可是左等右等也不来，待半天从街上回来了。喝得眼红红的，醉醺醺的，回来吃饭来了。原来他下了课先奔酒馆喝了一通了。我哪管得了。
有时学校聚餐，他喝醉了，跟那个姓方的女校长（党员）闹，弄得她都不敢出来见他。一会儿他又回家来，过会儿一群老师来家找他，因为学校里找不到他了。他跑回家，常常是又吐又哭。你问我他有什么可哭的，他“解放”后不是老说“共产党把鬼（指他）变成人”了，老是高兴吗？他哭的是“小米粥”。
什么是“小米粥”呢？那时他是中学四级，月薪81元。“解放”前他一直想拜大画家王雪涛为师，可因为饭都吃不上，没钱拜。再说王也不爱收。刚“解放”时，王经济紧张，收了不少学生，一个学生一月收十块学费。他这回有钱拜师了，就去学。那时月票也十块，这就20块，房钱9块，喝酒抽烟买颜色、纸笔至少10块，这就去了40块。那时也不好细算账，因为开了支，钱就放在箱子里，他啥时花啥时拿，我既没想限制他，也限制不了他。虽然校长都说他不需要进修了，可他非要继续学，我还支持他呢。有时他不买月票，一个星期上北京拿两三块，花车钱，再吃点儿饭。他怎么不哭哪，“小米粥，呜呜呜”，可能是在外面喝小米粥了。可是他即使喝水当饭，也得喝酒啊，那他就不哭了。可他一个人要花30多，不算在家吃饭。车票、房钱、烟酒、颜色去了40元，还剩40元。还有我们住3间大北房，他冬天画画，颜色怕冻，得烧大火，煤特别费。
结果，每年都是布票快要作废了，我还没钱买呢。那会儿布才四毛钱一尺。当然，为了他当教师的体面，他也从未穿过带补丁的裤子。别人如街坊、同事、同事家属看了我家就常说：“有的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不算会过，非得像你们家似的，吃得不是特次，穿得挺好，才算是会过呢。”
我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呢？就是宁做衣服鞋，不买，包括他穿的。有一次他穿了我做的一双方口布鞋去王雪涛家上课，王直说做得好，结果我又给他上大学的儿子做了一双。就那么支持他学习。后来郭笃民的旧呢子大衣我给他改了一个夹克，他穿上王雪涛看了，非要买新呢子让我给他儿子也做一件，我又不是真会，那么贵的料子怎敢应承，就推辞了。
“解放”后老搞运动，最深刻的就是1955年，所有的老师都在暑假集中到县一中去挨整，不许回来。开学前，别人都回来了，他还没回来，我就上女师一位姓宋的老师家里去问，他也不愿把话说明了，就说“可能是没回来”，也不说为什么。我又打听到外校一位老师也没回来。不让回来，也不让我们去，不让见面，倒是没扣工资，每次发工资给他，他扣下生活费后，托人把其余的钱捎回来。就这样，整整关了他一年，直到1956年暑假才让他回来了。这样，虽然我们是1942年结婚，到1989年4月已是整整47年了，可是他1958年反右就被送去劳教了，在1942——1958一起生活的16年中，又要除去肃反整他的那一年。1980年以后他刚恢复工作，又离家出走，所以我们这对本来应该庆祝金婚（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夫妻实际只在一起生活了15年！
（未完）
（执笔作者郭军退休前为《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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