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3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慧真、梁珍香港报导）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商业环境愈发令人担忧，一些从事金融业的泛民主派人士被捕，许多在港银行及基金陆续撤离。驻扎香港15年、由美国亿万富豪辛格（Paul Singer）创立的对冲基金Elliott Management ，最近也决定关闭香港办公室，将部分员工调往伦敦和东京。
外界普遍认为，多家金融机构相继撤出香港，是因为全世界的投资者对这里的一切能够免受中共掌控缺乏信心。近期一些撤出的经理接获香港证监会等四机构来电询问，也不同寻常。有业界高层指，要不是疫情的阻碍，离港潮会更大。
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节目专访时表示， 香港现在多了一个“政治风险”，譬如黎智英和五十几位泛民人士被捕，当中还有医护界人士，整个香港给人的印象“走得很左很极端”。在外面的资产管理公司眼里，已经没有什么还能令人家觉得这里完好无缺。
香港变成了人治社会，“港版国安法”权力无限大。而整个商界早已政经不分，开公司做金融的可能不懂得中共派系权斗，都怕成了牺牲品，因此有钱的蓝营和太子党也在挪出资本。
知名人才被捕 在港员工风险大
金融机构要成立一个对冲基金，会考虑员工的风险在哪里。而现在抓了最高知名度的那些人，“包括律师、人权律师，包括做了半个世纪上市公司的主席，我说的是黎智英，那么这些人被宽泛地概括为正常的香港做生意的人。”
香港法院也受到来自北京的很大压力。现在怎么判决呢？他举例说，刚离任的香港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最后告别演讲时，有人问他很多事，他回答都有“等下一任处理”的意思。“就是整个信心崩溃瓦解。”
“监券机构、证监说，他们的规章制度不看政治。但现在的问题是，政治凌驾了监管条例，这样就令人十分不安。”
他说，设立对冲基金，除了要租地址，最重要的是人才，和其它地方相比，人才在这里安不安全？新加坡和东京“现在很想吸纳做金融的人去那里，我认识的对冲基金走了一部分”。
如果一个全球的对冲基金在美国、伦敦和亚洲都有分部，它未必想把资源放在香港，“因为它会想到，现在的一国两制技术上来说根本就是没了。”
香港整个商界怕被国安法牵扯
香港曾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中共“党安法”、“港版国安法”在去年6月30日晚11点落实之后，全世界的投资者都会想得很清楚，香港是不是从此变成了一个人治的社会。
“如果我是做公司金融的，我不知道这些权斗是什么东西。中国（中共）有很多派系的权斗，你不知道得罪了谁的关系、犯了什么类似‘国安法’的事情，又走不了。”
他举例说，就像香港常住居民、人权律师关尚义（John Clancey）那样，他的美国护照，因“颠覆国家政权”在香港被没收了。也有一些金融人士在香港做了很久，是永久居民，但现在区议会和立法会这些防火墙都没有了。
“那些人不是傻的，不是只炒股什么也不管的。这件事情我想，那些人的金融地位，说实话我觉得是动摇了。”
以前人们说政经分开、三权分立，有了“港版国安法”之后，金融机构就得考虑，是不是要跟着党去赚钱。那些有实力的大企业，做了几十年大陆生意，“搞着搞着，所谓的金融机构里面不是人大就是政协，那就变成你有个政治立场了。”
他强调，刚发布的政府年度财政预算案，其实就是将香港的角色淡化了，变成了大湾区下面的香港，“很清晰的，就是它要让香港变成大湾区的一部分。”
“问题就是这个司法制度，你一有问题的时候就变得政治化。”他以壹传媒为例说，“本来是一个商业的行为，那么可能它指控你犯了‘港版国安法’，那你‘港版国安法’之下权力就无限大了。可以不让你出境、不让你入境，封了你的银行户口。”他相信，这些是金融和商界都很关注的东西。
特别是他认识的蓝营，“他们很怕这个东西”，“有钱的蓝营那些人走得最快”，因为他们有很多贷款，比普通人赚的钱多很多。
“这些东西就是一环扣一环，也不只是说那么窄，只有金融这么简单，是整个商界其实是怕。”
权斗产物 太子党资本也离港
事实上，近来不单外资撤离，江泽民孙子江志成创立的“博裕资本”也将部分业务从香港总部搬去了新加坡，据知情人透露，两名联合创始人也已迁至当地。
中共所有太子党的离岸资产，据报导共有3、4万亿美金，是一笔庞大的钱。“港版国安法”不只对付那些支持民主的人，“讲的是一个权斗之下将要来到的一个物体。”
钱志健表示，现在中共当局搞得这么激烈，连博裕基金这些太子党公司都走了，“因为他都不相信，到底香港的那个法治可以顶得多久。”至于终审法院的法官，不管他判决判得公平与否，一旦犯了“港版国安法”，根本就走不了了，“他是不可以保释，你未审已经是这样了。这就是大家所见到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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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