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1年09月17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hilip Carl Salzman撰文／原泉编译）所有“反种族主义”和“社会正义”的文章和运动，都是以声称某些种族和性别受到不公平待遇为基础的。支持这一说法的唯一证据是种族和性别在不同人口普查类别之间的统计差异。
但统计差异并不证明不公平待遇；它们只能证明不相等的结果。种族倡导者和女权主义者声称，统计上的差异反映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证据。
但在我们讨论相关证据之前，有必要注意到一个革命性变化，即把人口普查中的种族和性别分类提高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西方启蒙文化，尤其是在英语世界，一直把个人放在首位。按照这种观点，政府、教会和企业等集体是为了服务于个人及其利益，而不是以个人对集体的服务来衡量个人。
但不管怎样，集体主义是存在的，而我们被要求屈从的种族和性别的人口普查类别是空洞的标签，这就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令人讨厌的原因：它们看重的是标签，而不是真实的人。
这是歧视吗？
种族和性别活动人士声称，统计上的差异反映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没有进一步证明实际歧视的情况下，活动人士声称，任何成员或福利中，如果没有看到13.4%的美国黑人、18.5%的西班牙裔，和50%的美国女性（他们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就一定是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结果。例如，在医生中，黑人占总数的5%，西班牙裔占5.8%，这意味着黑人和西班牙裔在统计上未被充分代表，这是对黑人和西班牙裔种族歧视的结果。
同样，女性占美国工程人员的15%，因此在统计上未被充分代表。对于种族和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来说，这些统计数据的不足本身就是歧视的证据。但是，女权主义者是否会承认，在学生和毕业生中，女性普遍占多数（近60%），这就证明了男性未被充分代表是性别歧视和反男性歧视的结果吗？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教育和社会专业的大多数学生是女性，显然她们更喜欢这些领域，而不是其它领域，包括工程和其它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领域。在性别平等主义最严重的国家，比如瑞典，女性在STEM领域中所占比例最低，大概是因为她们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这里面不存在歧视问题。
如果统计上比例过低代表歧视的结果，那么比例过高也一定是歧视的结果。让我们考虑一些情况。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的球员中，有70%是黑人（黑人占总人口的13.4%），而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的球员中，有74.2%是黑人，16.9%是白人，2.2%是拉美裔，0.4%是亚裔。
这些统计上的比例是种族歧视的结果吗？NFL和NBA是否歧视白人、拉丁裔和亚裔球员？相反，似乎各队都在争夺最佳球员，以便他们能在各自的竞争领域取得成功。选拔的依据是运动能力，而不是种族，很明显没有种族歧视。
亚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5.9%，但在医生中，他们占了17.1%，这是一个重大的统计差异，这是对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种族歧视造成的吗？那么究竟是谁在搞种族歧视使亚裔美国人受益？而亚裔本身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歧视，有任何使亚裔美国人受益的歧视的证据吗？
如果种族歧视不能解释黑人运动员在职业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或者亚裔美国人在医学领域的高水平，那又如何解释这些成功呢？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伊布拉姆·肯迪（Ibram X. Kendi，美国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反种族主义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警告我们：“种族群体行为是种族主义者凭空想像的事物。”如果我们参考证据而不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家庭结构、社区文化和犯罪率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这是无可争议的。
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知道，与单亲家庭相比，双亲家庭的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成就、更低的犯罪率和监禁率。不同人口普查种族群体的成员家庭结构不同：2019年，非洲裔美国人单亲家庭比例为64%；美国印第安人为52%；西班牙裔为42%；白人为24%；在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中，这一比例为15%。
教育成就与家庭结构相关。在所有的标准化测试中，亚裔美国人得分最高，其次是白人，随后是西班牙裔，最后是黑人。这不仅反映了家庭结构，也反映了家庭和社区文化。亚裔美国人家教严明，尊重父母的权威，他们的家庭和群体对教育的投入是出了名的。
犯罪也遵循类似的模式：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2019年的谋杀案数据，“罪犯的种族，55.9%是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41.1%是白人，3.0%是其他种族。”在2019年被查明的谋杀案受害者中，“54.7%是黑人或非洲裔美国人，42.3%是白人，3.1%是其他种族。”
这意味着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均犯罪率大约是白人的六倍。因此，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非裔美国人进监狱的比例过高，尽管从犯罪活动的角度来看，非裔美国人的比例并不过高。
用收入来衡量经济成功的模式也大致相同。2018年，亚裔美国人的家庭收入中间值为87,243美元，白人为67,937美元，西班牙裔为51,404美元，黑人为41,511美元。然而，种族似乎并不是决定因素，移民到美国的尼日利亚人平均收入为5.2万美元，而35%的尼日利亚移民家庭的收入为9万美元。
所有这些表明非裔美国人处境困难的统计差异，是经过了50年的合法歧视其他种族，以有利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结果。“平权行动”使美国黑人成为申请者的优选类别，并为美国黑人提供了特殊条件和福利。
现在，“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加剧了有利于黑人的歧视，顺便也加剧了反白人和反亚裔的歧视。但差距仍然存在，因为即使是50年的有利于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也没有解决他们社区的社会病症。
伊布拉姆‧肯迪警告我们：“一个人要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群体，就像一个种族主义者；要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和政策，就像一个反种族主义者。”因此，按照肯迪的说法，在不同的种族类别中提及家庭结构、社区文化和犯罪的不同特征是种族主义。肯迪在为美国黑人倡导权益，却拒绝接受黑人须对他们的低成就以及犯罪等社会病态负有一定责任的证据。
肯迪认为，问题在于“权力和政策”，在采取这一立场时，他是在剥夺美国黑人作为人类的能动性，剥夺了他们实现和寻求自己目标的能力。这不是“反种族主义”，而是通过让他们无所作为来破坏肯迪声称要拥护的选民。
肯迪对“种族主义”和所谓的歧视的解决方案是增加对黑人的优惠和福利，而且是永久性的：“对过去的歧视的唯一补救措施是现在的歧视。现在歧视的唯一补救办法就是未来的歧视。”肯迪的目标是将奖励与业绩分开，这样他所青睐的种族群体就可以不考虑业绩而获得奖励。这不是反种族主义；这是逆向种族主义，也是对成就和业绩的否定，也是在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服务领域中推广平庸。
作者简介：
菲利普‧卡尔‧萨尔兹曼（Philip Carl Salzman）是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人类学的名誉教授、公共政策前沿中心（the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资深研究员、中东论坛（the Middle East Forum）成员，以及中东和平学者协会（Scholars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的主席。
原文：The False Justification for Anti-Racism and ‘Social Justi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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