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2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王亦笑德国报导）德语媒体最近再度聚焦中共病毒（Covid-19，Sars-CoV-2）起源问题，瑞士、德国等多家媒体对提出中共病毒来自实验室一说的著名教授维森丹格进行专访。维森丹格确信病毒起源的谜团可被解开，指出那些为中共背书，坚持病毒并非来自实验室的科学家是在误导整个世界，必须诉诸法律。
日前，瑞士《新苏黎世报》和德国《世界报》等德语主流媒体对德国汉堡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罗兰德·维森丹格教授（Roland Wiesendanger）进行专访。一年前他完成了一项有关中共病毒起源的研究，并将研究报告发表在网上。他得出的结论是，相关线索的数量和质量都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事故，是当前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起因。
汉堡大学当时在发布这以报告时说明，该研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对各种信息源进行了广泛研究，包括学术文献，印刷和在线媒体上的文章以及国际同行间的私人交流，该研究没有提供高度科学性的证据，但提供了大量重要证据。
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维森丹格一年前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表示，“我百分之99.9确信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他还表示，他的研究不是面向科学界，而是面向公众。科学界应该去找出真相，而公众有权知道整个过程。
维森丹格的研究报告一经发表就引来多方的口诛笔伐，他被贴上“阴谋论者”标签，其行为被认为是“反华”。2020年2月中旬，科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几位很有声望的科学家把病毒源自实验室的说法等同于“阴谋论”，警告说这只会激起恐惧、谣言和偏见。
日前，维森丹格在接受《新苏黎世报》专访时表示，这非常可悲，因为“阴谋论”一词并非来自于媒体，而是由“科学家”提出的，而科学家们“用一种不科学的方式误导了整个世界”。他说，“我只致力于真相”，但这却触动了当下“潜规则式的新闻标准”。
维森丹格指出，最近在美国披露的各种电子邮件为中共病毒溯源的辩论提供了新线索。他确信，随着另外两份文件的公布，这个谜团可以被解开。
维森丹格：能否找到中间宿主是关键
面对“反华”的指责，维森丹格回应说，“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作为一名纳米科学家，我从事的研究领域在中国被认为非常重要。我与中国同事交流已有三十多年。几年前，哈尔滨工业大学授予我荣誉教授，我在北京、香港或上海也有很多熟人，我至今都觉得与中国，特别是与那里的人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已发表过600多篇学术论文的维森丹格教授表示，“我并不是第一个指出（中共）病毒可能起源于实验室的人，许多人都这么做了，包括有巨大功绩的加拿大生物科技专家德金（Yuri Deigin），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意大利微生物学家塞格雷托（Rossana Segreto），当然还有法国诺贝尔奖得主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但是，他们都没有在科学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因此他们的观点也没在社会上传播。”
“我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我所做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相反，它是为了让每个感兴趣的人，有机会研究事实并形成自己的观点。我还在研究报告中列入了许多原始文件。意图是让没有机会接触到专业期刊的人也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说。
维森丹格是纳米科学物理学家，不少人质疑他在病毒领域做的研究。维森丹格回应说，“纳米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我们处理的是百万分之一毫米大小的粒子，并不是说我对病毒一点都不了解，我已经在非常不同的领域做出了公认的高质量研究。”
他说，“通过与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密切联系，我很早就开始关注这种大流行病，早在2020年3月世卫组织（WHO）将其列为大流行病之前。所以我很快就明白，一种全新的东西正在到来。”
“在病毒起源的争论中，科学家们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中共）病毒被命名为Sars-CoV-2，它来自蝙蝠。然而，对于人类是如何首次被感染的问题，存在激烈的争论。科学家们认为是人畜共患病（Zoonose）：根据这种说法，病毒首先由蝙蝠传播给另一种动物，即所谓的中间宿主。例如，对于（2003年在中国流行过的）Sars-1病毒，果子狸猫被认为是中间宿主。在中间宿主身上，病毒发生变异，直到它意外获得了传染人类的能力。”
“对于Sars-CoV-2，目前找不到这样的中间宿主。这是病毒起源于实验室假设的一个重要论据。”他说，“即使经过两年多的密集搜索，也没有发现中间宿主的踪迹。要知道，中国（共）政府对确定一个可能的中间宿主有着最大的兴趣，并且正在尽一切努力找到它。早在一年前，（中共）已从全国各地8万多只动物身上采集了样本，这些动物来自各种可以想像的物种，然而所有的样本都是阴性。到现在，可能还有更多物种被检测，但都没找到。”
然而，在2020年2月中旬，几位颇有声望的病毒学家为病毒起源的辩论画上了句号：他们在科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声明，将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理论定论成“阴谋论”。
维森丹格表示，“这正是整个事件的悲剧所在。后来发现，该声明的背后是达斯扎克（Peter Daszak），一个深度参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争议项目的说客。同时，《柳叶刀》在一份附录中承认了达斯扎克的巨大利益冲突。”
他说，“英美动物学家达斯扎克是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这个非营利组织活跃在人畜共患病研究领域。然而，在过去一年中，人们零零散散地获悉，生态健康联盟还将巨额资金用于政府资助的争议项目。例如，美国国防部近年来拨给达斯扎克的组织近4,000万美元用于研究生物武器，这事已经公开。”
病毒溯源的最新研究发展
从维森丹格首次发表病毒溯源研究到现在又过去了一年，在这一年中是否有新的研究发现，让维森丹格对自己的结论产生怀疑？
维森丹格表示“完全没有”，他说，“长期以来，RaTG13被认为是与Sars-CoV-2关系最密切的病毒。然后，在老挝的一只蝙蝠身上发现了病毒Banal-52，其（与中共病毒的）相似度为96.8%。据说Banal-52有一个天然的弗林裂解位点–这将支持人畜共患病理论。”
“但据我的第一手资料所知，Banal-52并没有弗林裂解位点。最近在每月的国际研讨会上我们介绍了这一点，发现Banal-52的研究者之一也有参与。这次研讨会是一个世界性组织举办的，该组织正在进行病毒溯源的研究。该组织被称为‘巴黎集团’（Paris Group），并发表了四封公开信。”
他说，“RaTG13和Banal-52与Sars-CoV-2有大约96%或97%的相似性，这听起来很接近。但在病毒学上的‘距离’却是几十年。也就是RaTG13或Banal-52必须在中间宿主中变异多长时间才能成为Sars-CoV-2感染人类。因此，Sars-CoV-2的直接祖先必须存在于中间宿主的整个群体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碰巧在武汉的一个市场上出售的一只动物中。”
维森丹格进一步解释说，“Sars-CoV-2的特殊性在于，该病毒从一开始就可以非常容易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方面，Sars-CoV-2的刺突蛋白让其可以非常容易地与人体细胞受体对接，但仅仅对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Sars-CoV-2在对接后还必须能够进入人体细胞，而这正是这个弗林裂解位点的作用所在，它是穗状蛋白分子结构中可被酶裂解的部位。它使Sars-CoV-2能够轻易地穿透人体细胞，攻击上呼吸道和内呼吸道器官，特别是肺部。”
那么搞清楚这个弗林裂解位点是天然的还是人为植入病毒的就是关键所在。维森丹格说，“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Sars-CoV-2起源于实验室。但如前所述，2018年，达斯扎克和其他美国科学家申请在实验中植入的正是这个弗林裂解位点。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功能增益研究框架内的项目，其中基因序列的变化是由生物技术过程带来的。多年前，美国暂停了这项研究，因为它被认为太危险。然而，该禁令被部分规避，特别是将这类研究外包给武汉。”
值得注意的是，“Banal-52病毒的样本在2017年至2019年间被送到武汉的实验室，这是由达斯扎克的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的。这是该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卫生当局一个部门的电子邮件中出现的内容。另外，人们早就知道，从中国云南省的一个废弃矿场收集的RaTG13样本也存放在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这种事社会不能再容忍 必须诉诸法律”
然而，2020年2月病毒学家在《柳叶刀》上的声明却误导了所有人，该声明是由达斯扎克发起的。维森丹格说，另外，美国病毒学家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于2020年3月中旬在科学杂志《自然医学》上的文章也对公众舆论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文中说“Sars-CoV-2既不是实验室的产品，也不是人为操纵的病毒”。
奇怪的是，在2020年1月31日，安德森在给福奇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他和他后来的两位合著者一致认为，这种病毒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可能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维森丹格强调，“这与科学无关，他们是在误导公众。这里发生的事情是社会不能再容忍的。现在必须从法律上处理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向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第一份刑事申诉。”
当时在《柳叶刀》声明中签字的德国病毒学权威德罗斯顿（Christian Drosten）最近接受德媒《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说，他在签署该声明前有太多事未被告知，他说，“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至少会在签下我的名字之前进行询问。”
他还表示，在武汉发生的事情是极为“危险的东西”。在采访中，他说他也对后来的报导感到惊讶，即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进行了所谓的功能增益实验——在实验室中操纵病毒，使其对人类更具感染力。德罗斯坦还说，这样的实验“真的没有必要做”。
责任编辑：周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