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2月14日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死了，希望人们在埋葬他的肉身的同时，也顺带埋葬他对中共的绥靖主义，正因为他对中共的绥靖主义，造成今天中共的恶性崛起，对世界带来严重的潜在威胁。
基辛格的所谓“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是一种短视的、唯利是图的、不讲究是非道德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只能短暂换来和平，最终是要酿成大祸的。
真正的“现实主义”是能够彻底看透危机的所在（哪怕危机当初看来并不明显或不现实）从而采取防范措施，而不是被表象所蒙蔽。基辛格的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对中共的错误认知，他1971年看到的中共，虽然贫穷，但个头大，始终有发展的潜力，因此亲中共对美国有好处。他看不到的，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假如不变，则当它一旦发展起来，它会对世界带来威胁。从这个角度看，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是不合格的，甚至是危险的。
当人们盛赞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时，我倒喜欢拿他跟另外一个美国外交家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处理跟共产主义强国苏联的关系。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了一封长达5500字的长电报（史称“长电报”The Long Telegram），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他对苏联的观察以及应对苏联在全球扩展共产主义的对策。他准确地指出，苏联政权本质上是扩张主义的，其影响力必须“遏制”在对美国具有至关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他这封电报，为杜鲁门总统在制定明确的冷战计划，特别是马歇尔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在“长电报”中指出，苏联必败，西方民主自由必胜的前景。他说：苏联认为自己处于与资本主义的永久战争中，因此它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中可控制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盟友。苏联的侵略从根本上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的观点或经济现实，而是植根于历史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神经症。苏维埃政府的结构抑制了对内部和外部现实的客观或准确描述。
最后，凯南揭露了苏联的弱点并提出了美国的战略，指出尽管面临巨大挑战，但“我坚信问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并且不诉诸任何一般的军事冲突”。解决办法是加强西方机构，使它们在等待苏维埃政权缓和的同时，不受苏联挑战的影响。
苏联解体的历史发展证明乔治·凯南对苏联的观察以及提出的策略是正确的及有效的，46年后苏联及东欧集体分崩离析。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政治现实主义”。
再来看看基辛格的所作所为。他提出“联中抗苏”的策略，反映他既看不到苏联本质上的虚弱，更看不到中共的潜在威胁，因此对此二者作出错判，显然其战略眼光不如乔治·凯南。他为谋短期的利益（减轻美国的压力），不惜抛弃盟友台湾而走到北京与美国的宿敌（韩战及越南战争）中共握手，这是最典型的现实主义。对他来说，理想、原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都不值得坚持，最紧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些利益，既可以是国家、集体的利益，更可能是私人的利益。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行使现实主义，那么也无可厚非，但笔者更相信，他是为了私人利益而以现实主义为挡箭牌，正因为私人利益驱使使他甘心为极权服务，例如：
一，为邓小平“六四“屠杀辩护。世人对基辛格的现实主义真面目的认识，也许是从1989年中共6.4屠城事件开始。就在屠杀的第二天，他同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称邓小平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说邓为中国“选择了一个更为仁慈而较少混乱的过程”，为这个屠夫涂脂抹粉。当美国国会呼吁制裁行动，布殊当局正准备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基辛格却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著名晚间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的采访时说，“我不会主张任何制裁”，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示威者占领首都的主要广场达八周之久，这种占领导致了失序和混乱，因此实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2011年他出版《论中国》（On China），仍然责怪学生，说“占领首都一个主要的广场，即使是完全和平的，都是一个策略去证明政府的无能从而弱化它并驱使它作出鲁莽的行动，并置政府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这哪里是人说的话？
二，为毛泽东的暴政辩护。基辛格对毛泽东的暴政往往是轻描淡写，却把暴政之所以能够实施归咎为中国人民的韧性和容忍，这是非常冷血的指控。他在《论中国》中，在列举了若干毛泽东造成的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后，对毛泽东不但没有半句责难，反而说：“然而，是中国人自己给与毛泽东一个信心基础，让他深信人民的韧性、能力和团结能够成就他的无法完成的挑战。”然后基辛格自己慨叹：“没法想像有另一个民族能够承受毛泽东强加给社会的那些无日无之的动荡。”他又自我解释：“只有像中国人民那么坚韧和忍耐才能够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动荡后仍然能够以团结和富动力的面貌走出来。”
这真是风凉话。基辛格先生，你完全没有看到人民在中共淫威下是无法不默默承受这些灾难啊！
三，为中共“一党专政”辩护。他在《论中国》一书，表达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无保留的认可，他说：“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朋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2013年习近平上台，大谈“中国梦”，基辛格则回应“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由于基辛格对中共极权制度的宽容和认同，他制定了对华“和解及接触政策”（detente and engagement）。从1971年秘密访华以来50年间，经历了8任美国总统和5任中共领导人，都奉行这套政策，直到川普上任之后。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主旋律，导致中共今天的强势崛起，而基辛格本人则成为中共在美国最重要的大外宣代言人、统战对象、渗透工具、游说集团首脑。
作为曾被中共五代领导人接见的唯一外国政要，基辛格自1971年开始，先后近百次到访中国，除了50次是官方访问外，其余的都是私人访问，都属于商业性质，为其众多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客户服务。早在1982年，基辛格就从高盛和其他三家银行的财团获得两年期的贷款，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 以下简称KAI），KAI网罗了大批英美政要及跨国企业家，与包括黑石集团等多家公司建立了战略联盟，其主要业务是为美国大企业提供拓展中国市场的政策咨询。基辛格90%的客户都是跟中国做生意的欧美公司，例如摩根大通、美国运通、AIG、可口可乐、GTE通讯、亨氏食品、波音、韩国大宇、默克制药、自由港公司、渣打银行、爱立信、贝尔电话、富豪等公司。显然，由于基辛格这样的前美国高级官员的影响，使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大的为中国游说的集团，这个集团不愿意批评北京当局的人权纪录，反对与中国“对抗”或制裁中国，并借此捞到了可观的利润。《华盛顿邮报》作者Richard Cohen 曾经发表文章Kissinger:Pragmatism or Profit?（August 29, 1989 ）深入分析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本质是 C ，这个 C，既是 China，也是 Cash。
最后，基辛格为人们展示一个人的变质过程。作为学者的基辛格在他还没有出道时，他的观点是正常的，例如他在其第一本书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这其实是他的博士论文印刷成书，足见被污染前的基辛格）说：
Whenever peace—conceived as the avoidance of war—has been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a power or a group of power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been at the mercy of the most ruthless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neve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acknowledged that certain principles could not be compromised even for the sake of peace, stability based on an equilibrium of forces was at least conceivable.
（笔者简单翻译：当一国或一群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即是避免战争时，国际秩序会受制于其中最无赖的一员。只有当国际社会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有些原则是不能妥协的，这样，才能有望保持到建基于力量平衡的和平）。
但是，今天作为“政商一体化”的基辛格，却因为拥有庞大个人利益而愿意去对中共这个“国际社会最无赖的成员”妥协原则改而采取绥靖政策，前后两个基辛格，这其实是反映了这个人异化的过程。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