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5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Michael Wing报导／赵孜济编译）没有白马骑士会来拯救他们的孩子，他们必须自己行动。56岁的加州妈妈艾琳‧弗莱迪（Erin Friday）发现她自己就是拯救11岁女儿的白马骑士。整件事的开始很平淡无奇：只是几个听起来很孩子气的昵称和字母表中的几个额外的字母。但其实并不简单。
几个女孩，包括弗莱迪的女儿，在前院喋喋不休地谈论她们在学校学到的一些新东西。她们对新鲜潮流很热衷，而在她们心中，无趣的老妈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什么也不懂的恐龙。
“五个女孩，她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一个字母表上的字母，她们对我咯咯笑着说，‘你是顺式，你不懂的。’”弗莱迪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以前从未听说过‘顺式’这个词，然后她们说，‘好吧，婴儿潮一代。（意为老朽的一代）’”（注：顺式，cis，cisgender的缩写，意为顺性别者）
那是2019年，弗莱迪的女儿上七年级。这是做母亲的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出现：“他们到底在学校教我们的孩子什么？！”她想知道。随着这种跨性别文化的发展，好奇心变成了担忧。“哦，这可能只是青春期。”她起初想。
弗莱迪女儿曾经是《我的小马驹》节目的忠实粉丝，但是她开始披上宽松的运动衫。弗莱迪认为这只是随着女性气质的绽放而“害羞的行为”。弗莱迪自己也经历过。但随着《我的小马驹》粉丝进入了“士兵女孩”的领地，系上了战斗靴，随着她的长发女性朋友开始使用男人的名字，随着紫色和绿色染发剂的爆炸式发型，妈妈的担忧更加严重。[ 注：《我的小马驹》（My Little Pony）是小女孩喜欢看的美国流行电视节目。]
中学性爱教育中的有毒种子
因此，这种奇特的文化开始结出奇怪而有害的果实。孩子们开始流行给自己起一个标签。有些女孩认定自己为泛性恋（pansexual），而另一些女孩称自己为多角恋者（对多个伴侣开放），整件事都变得很荒谬。“她的女童子军团的成员中，有一半都是变性人。”弗莱迪说。束胸行为出现了。少女的声音一夜之间低沉了下来。
“我女儿认定自己是‘泛性恋’，她当时才11岁。我11岁的女儿没有任何性行为。”弗莱迪说，“她的一些朋友选择了‘女同性恋’，但没有人选择‘直’，我猜，用她们的术语来说就是‘顺式’，因为‘直’很无聊。（对她们来说）选择性别就像挑选香草冰淇淋一样。”
反讽的是，弗莱迪注意到，这些女孩很爱看《暮光之城》（Twilight）里那些英俊的男性角色。她们毕竟仍是女孩子。
熊妈妈愤怒了。她被圣卡洛斯（San Carlos）中央中学（Central Middle School）背叛了。她曾经信任她女儿的老师们。弗莱迪知道大多数老师的名字，因为她经常在学校做志愿者。他们有时一起去喝酒。
“无论老师说什么都是可贵的和真实的”，弗莱迪说，“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父母，然后是老师。”她信任他们，然而学校让她失望了。
倒不是老师自己变性。这位妈妈了解到第三方是如何插手进来的。那些人在学校进行了五个小时的性教育。打着“健康连接”（Health-Connected）这样的旗号，听起来无害，但它绝不是无害的。“在五个小时的教学中，他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来教授性别意识形态，制作了‘性别面包人’漫画。他们一边指着大脑和身体部位，一边告诉孩子们，你可以有一个女性的大脑和一个男性的身体，反之亦然。”
弗莱迪说，老师们害怕那些以“真实的自我”出现的学生，所以他们向这些学生屈服，并区别对待他们。这些学生被当作是不凡的、别具一格的，他们被视为独角兽，并被吹捧为超级巨星。“那些处于边缘的孩子，他们没有很多朋友，或者可能性格有点奇怪，他们以跨性别者的身份出现，就成为了明星。”她说，“如果你是白人、中产阶级或富裕，而且是异性恋，你就是压迫阶级，你很无趣，你没有什么出众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健康的水果成熟了。在2020年COVID大流行期间，学生被封锁在家学习时，弗莱迪震惊地得知公立高中一直在使用她女儿的男性代词，她质问学校为什么。在电话中，学校告诉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弗莱迪觉得这很荒谬。她的女儿就在她楼下。
“他们以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方式回应（女儿改变她名字一事），‘哦，好吧，我们没有合法地这样做。’”弗莱迪说，“我告诉他们，‘你实际上不能这样做’，我是她母亲。记住这一点。我是她母亲，而你们不是她父母。”
“我想我一定是‘不安全的因素’，因为我用的是她的女性名字和她的女性代词。然后儿童保护服务（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CPS）出现在我家门口。警察后来也来了。”
CPS认为她的女儿有自杀风险，理由是她在学校iPad上搜索过自杀方法。尽管CPS最终放弃了调查，但弗莱迪对学校使用自杀作为可能的虐待指控的借口感到愤怒，而他们正在偷偷地、厚颜无耻地对她女儿进行性别转型。
面对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她女儿的青春期，女孩的标签，学校的背叛，以及CPS来敲她的门，弗莱迪的本能看到了事情的核心。引起她女儿的性别错乱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封锁引发的抑郁症，而不是其它任何因素。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因COVID而陷入精神混乱的孩子。无可置疑。
至于解决方案，对于弗莱迪和无数其他父母来说，这是未知的水域。
她为女儿聘请了一名治疗师，但是治疗在开始之前就失败了。治疗师坚称弗莱迪对女儿少女的记忆是“不正确的”。“我想，‘哇，太岂有此理了。她3岁时就喜欢上了《我的小马驹》，难道她从小就等待有那么一天她会突然转变，告诉我们她是个男孩？”弗莱迪说，“我有一个儿子。他们之间非常不同。”
治疗师给弗莱迪强调了“41%的自杀机会”的说法。“当我向她询问有关这个说法的研究时，我很清楚她没有读过那些论文。但是我读过。”弗莱迪说，“如果（作为律师）我引用了一个我没有读过的案例，我就会被解雇。所以这就是未能治疗女儿抑郁症的治疗师的下场。我解雇了她。”
在弗莱迪看来，似乎整个世界都疯了。
找回迷失的女儿
现在熊妈妈应该从沉睡中醒来，跟女儿进行一些严重的性别对话了。第一步是找到一位性别批判（gender-critical）治疗师。治疗师更感兴趣的应该是了解为什么女儿不下床，不刷牙，不吃饭，而不是兜售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弗莱迪将不得不用知识武装自己。她作了深度研究。她阅读了玛丽亚‧凯夫勒（Maria Keffler）的《禁令、戒毒和解毒：让你的孩子远离性别邪教》（Desist, Detrans, & Detox: Getting Your Child Out of the Gender Cult）等书籍，收听了本杰明‧博伊斯（Benjamin Boyce）介绍变性者的播客和“性别：更宽的镜头”（Gender: A Wider Lens）等节目。
就像剥开一层层腐烂的洋葱一样，她发现了跨性别运动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险恶的本质。那些专门针对跨身份儿童的在线团体向儿童灌输有毒的教条。他们的父母因为拒绝承认孩子的身份而被诬陷为恶棍。
情况还远不止此。这些团体用肮脏的色情内容轰炸他们，这些色情内容一波又一波地出现，弗莱迪将其描述为“无法接受”。当查看女儿的上网浏览记录、设备和社交媒体时，她在身边放了一个水桶，以防她无法忍受而呕吐。
她自己的孩子与她对抗，她们仿佛处于鸿沟的两边。为了寻回她迷失女儿的思想，她必须弥合差距。
她知道什么行不通：长时间的讨论，给出科学的证据，保持沉默，希望事情能过去。它不会过去，她知道。你必须正面解决它。
虽然她的女儿必须自己弄清楚这些东西，但熊妈妈会沿途扔下有用的面包屑——那些问题和暗示会在她的脑海中留下“小裂缝”，直到足够的真相之光闪耀，现实大显。
“我问她关于强生疫苗的问题，我说‘哦，天哪，这对女性不好。你可以注射吗？”弗莱迪说，“她对我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她说，‘我不是女性！’然后跺脚离开了。但这是一场胜利。我的意思是，（我用疫苗的潜在危险提醒了她）她无法避开这些生物学现实。”
另一条战线就这样展开了：
“我问她为什么认为她是个男孩，她回答说她不喜欢她的乳房。”弗莱迪说，“我追问道，‘还有什么？’‘我不喜欢月经。’”“好吧，现在你确定了为什么你不喜欢做一个女孩。但你为什么认为你是个男孩呢？她无法回答，她当然会生气，但这在她的思想中留下了裂缝。”
弗莱迪全力以赴地与谎言和无形敌人作斗争。她辞去了工作，每天花16个小时追溯跨性别思潮的恶魔根源。她现在将跨性别主义视为“邪教”。
为了打破邪教对女儿思想的控制，弗莱迪尝试了一种在车里播放古怪邪教播客的策略。穆尼派邪教（The Moonies cult）通过以毒品为动力包办集体婚姻。弗莱迪试图通过这个博客让女儿明白，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另一个人的要求下被欺骗。
弗莱迪向女儿暗示，“有些人认为跨性别主义就是一种邪教”，然后走开，让她自己思考。
应对女儿的问题是弗莱迪的职责。她没收了大量的设备，搜查了她的房间，并在床垫下发现了一堆iPhone。妈妈发现了女儿有多狡猾：每个社交媒体账号中她都有两个。一个只给妈妈看的Instagram，而另一个是给她跨性别“朋友”看的影子账户。
弗莱迪甚至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她的女儿，包括男性名字，因为女儿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她的女性名字。
整个过程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但女儿终于接受了她的名字，这是她们即将成功的标志。面对妈妈无情的轰炸，跨性别的谎言崩塌了。弗莱迪是对的：随着女儿的抑郁症消失，焦虑引起的性别角色也消失了。
“抑郁症开始消失，这非常重要，因为跨性别身份是对抑郁症和焦虑的不适应反应”，弗莱迪说，“一旦你解决了根本问题，跨性别的思想就开始消失。”
弗莱迪知道，真正的成功那一刻是在圣诞节家庭度假之前，当时她的女儿在挑选泳衣。
“我给了她一堆不同的泳衣选择，包括男孩短裤和背心之类的东西”，弗莱迪说，“她选择了女性泳衣。哦，天哪，我要哭了，那件她小时候经常从我这里偷走的比基尼。”
跨性别战争硝烟未灭
对弗莱迪来说，战斗获胜。但对于无数仍然在危险中的孩子的父母来说，战争仍未结束。于是，熊妈妈继续前进，深入敌境。她想了解切割（性器官）和绝育儿童的幕后黑手是谁。
（左翼人士）将这些有独立思想的人贴上“锡箔帽”的标签（意为抵制思想控制），用这个标签压制人们探寻真相的努力。但弗莱迪仍然坦率地说：跨性别主义不仅是一种邪教，而且是大型制药公司的现金源，他们以性别转换儿童的形式从终身患者身上获利。
“这是一个价值110亿美元的行业”，弗莱迪表示，“这是一个九头蛇怪。有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而推动这一点。医学界和大型制药公司正在推动这个思潮，因为每个跨性别的孩子价值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美元。他们是终生的医疗患者。”
这位妈妈补充说，在整个社会中传播跨性别主义也是对人口的故意淘汰。
“这是优生学”，她说，“我们告诉一个喜欢玩女孩东西的小男孩，他必须是一个女孩，而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小男孩也可以喜欢玩女孩的玩具，但并不意味他是女孩）。因此，他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同性恋，但现在我们正在把他转变为一个女孩，这将使他绝育，这就是对人口的淘汰。”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个社会堕落的程度还要更深。弗莱迪指出，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推动了恋童癖的正常化。恋童癖是一种在社会底层溃烂的恋物癖：它体现在各个领域，时尚、娱乐、政治和其它污水池。
弗莱迪说，这种思潮的最终目标是“摧毁家庭”和“摧毁我们的民主”，并补充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实际上可能导致我们整个社会的崩塌。
这位前律师选择不重返工作岗位，而是留在前线战斗。她加入了“我们的职责”（Our Duty）组织，这是一个没有等级制度的由父母运营的国际团体，由家长成员自由支配，在他们的环境中采取行动，打击跨性别主义。他们拟定法律，在政府机构面前作证，并为绝望的父母在疯狂的世界里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自由转身。
“我哭了一年，可能是一年”，弗莱迪谈到她的动机时说，“我有严重的抑郁症，我想自杀，因为我不能看着我的女儿死于刀割，又同时看着这个世界为她受刑而欢呼。”
她通过声音将悲伤转化为行动。虽然一些父母在行动中使用假名，但弗莱迪选择了不同的策略。
“我要成为一名倡导者，让我的孩子确切地知道我在做什么”，她说，“我现在用我的真名发言，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做。这并不危险。他们不能取消我们所有人。”
今天，弗莱迪对女儿持谨慎乐观态度。现年16岁的她，未来还远未确定。随着大学的到来，性别战士将面临压力，而互联网上仍然充斥着潜伏的侵犯者。弗莱迪说，没有“安全的地方”。
然而，她大胆地预测。
“现在，我真的不相信她会被诋毁，因为她真的很享受她的女性身体”，弗莱迪说，“但她被这个思潮俘虏过一次。在她25岁大脑额叶形成之前，我不会睡得很香。”◇
原文“California Mom Reclaims Young Daughter From Clutches of Trans Agenda in Middle School—Here’s How”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网站。
责任编辑：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