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6月16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洪雅文报导）（接前文之一）本文继续通过《达勒姆报告》，以调查员的视角挖掘“通俄门”内幕，在这份封存已久的卷宗故事中，到底有多少内容是可靠真实的。
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在报告中写道，有些受访者的爆料明显说谎，或者回忆空白，他还发现整起事件的关键人物都与真假未明的“斯蒂尔档案”相关。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看达勒姆如何揭开这份让川普（特朗普）、FBI、美国媒体缠斗四年的《斯蒂尔档案》，以及档案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
来自华盛顿16万美元的合同——研究川普丑闻
故事的主人翁，是《斯蒂尔档案》的作者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
时间回到2018年1月，从英国间谍变成私家侦探的斯蒂尔，在伦敦办公室度过漫长的一天后，在法纳姆站（Farnham）下了火车，这时他其中的一部手机响了。斯蒂尔看上去和其他回家的商人没太大差别，除了他缓缓从法拉第包——一种经过军事测试、用来阻挡外来的信号检测的双层织物小袋——中取出手机答应……
他远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两位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查克‧葛雷斯利（ “Chuck” Grassley）刚刚将他的名字提交给司法部，就《斯蒂尔档案》进行刑事调查。
根据《达勒姆报告》，斯蒂尔于2009年从英国军情六处总部退休后，和一位合作伙伴成立了“奥比斯商业情报”（Orbis Business Intelligence）公司，两人在2016年春季赢得一份合同，开始制作川普“通俄门”的调查。
根据协议，奥比斯公司是华盛顿一家私人研究公司福森公司（Fusion GPS）的分包商，而希拉里‧克林顿总统竞选活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律师事务所博钦（Perkins Coie）就是这家公司的委托人之一。斯蒂尔在签订协议几个月后得知，他的调查由克林顿竞选活动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资助，他将获得16.8万美元的报酬。
斯蒂尔从此在FBI和福森公司来回奔波。
但达勒姆表示，在斯蒂尔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俄罗斯的两位线人在2016年7月初就知道斯蒂尔在为克林顿竞选团队调查。“明确地说，俄罗斯情报部门至少在2016年7月初就知道了”，“而斯蒂尔的消息来源可能在写报告之前就被泄露给俄罗斯。”
根据报告，斯蒂尔于2016年7月5日联系美国驻意大利罗马大使馆的助理法律特工，要求在英国办公室进行紧急会议，讨论有关川普在莫斯科（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淫乱活动，以及克里姆林宫向川普团队提供希拉里负面情报等信息。
斯蒂尔在会议中告诉美国特工，他受雇于福森公司，收集有关川普的信息，包括川普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和在俄罗斯的各种商业交易。斯蒂尔还说，福森公司的上头老板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最终客户是力挺克林顿的“高级民主党人”。
值得关注的是，会议记录中提到“HC”知道《斯蒂尔档案》。
虽然美国特工没有回忆起斯蒂尔是否明确表示“HC”指的是希拉里‧克林顿，但在上下文中，他想不出还有谁可以用“HC”这个代称。
达勒姆在“斯蒂尔”章节的开头提到，其实斯蒂尔与FBI关系不浅，他从2010年开始向FBI提供各种信息，包括俄罗斯寡头和国际足球赛的腐败案，并在2013年登记成为FBI线人。
不过斯蒂尔在2016年11月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了线人身份，被FBI取消了登记。但FBI仍通过前美国司法部官员布鲁斯‧奥尔（Bruce Ohr）作为中介，继续接收斯蒂尔的情报。
美国特工表示，起初他对斯蒂尔的报告感到难以置信，他知道斯蒂尔非常反感俄罗斯和克林姆林宫的对外威胁，他也知道斯蒂尔认为川普入主白宫对全球构成问题。
这位美国特工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证词中说，他认为斯蒂尔的任务是“出于政治动机”，尽管他对报告抱持怀疑，但他不能随意忽视这些指控，是鉴于和斯蒂尔过去的合作，他对斯蒂尔有信心。
FBI内部质疑《斯蒂尔档案》真伪 迟了75天告知调查小组
2016年7月5日，这位特工与斯蒂尔会面后，很快联系了FBI纽约外务办公室（NYFO）。
2016年7月19日，斯蒂尔又给美国特工发了报告，详细描述了川普竞选活动外交政策顾问卡特‧佩奇（Carter Page）在2016年7月与俄罗斯能源集团“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董事长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以及俄罗斯行政机关的高级官员伊戈尔‧迪维金（Igor Divyekin）会面的谈话，包括解除美国制裁，和俄罗斯拥有川普和希拉里的独特情报。
但FBI总部“交火飓风”行动的调查人员直到2016年9月19日才收到情报。
达勒姆表示，这是一次令人费解的FBI官僚延迟问题，从美国特工与斯蒂尔会面、到“交火飓风”小组收到报告已经过去75天，“FBI内部对斯蒂尔报告中的轰动信息延迟传播的情况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担忧。事实上，FBI人员对此事的回忆缺失无疑引发了一个问题，即FBI是否从一开始就对斯蒂尔报告的来源和可靠性有所疑虑。”
“FBI从斯蒂尔报告中提取的任何一项指控都没有得到证实，据我们所知，这些指控在FBI提交《外国情报监察法》（FISA）申请或之后都未得到查证。”达勒姆指出，“然而交火飓风小组在收到报告的两天后，将斯蒂尔报告的信息当作合理理由用在FBI对卡特‧佩奇的FISA申请中。”
达勒姆写道，由此可知，“在收到斯蒂尔报告之前，FBI根本没有足够的合理怀疑对佩奇申请FISA。”
FBI通过《斯蒂尔档案》对佩奇提出了四项指控，分别是：
1. 佩奇是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紧密合作阴谋”的人物。
2. 据称佩奇于2016年7月与俄罗斯能源巨头董事长伊戈尔‧谢钦和俄罗斯总统府高级官员伊戈尔‧迪维金会面。
3. 克林顿多年来一直被克里姆林宫收集到可用于施压的不利信息。
4. 佩奇和其他人共同策划了让俄罗斯向维基解密泄露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
FBI赴罗马谈判 以一百万美元换斯蒂尔证据
而斯蒂尔私下泄露情报给媒体，也引起FBI担忧，例如：2016年9月23日，Yahoo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情报官员调查川普顾问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的文章，详细描述了卡特‧佩奇在2016年7月与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伊戈尔‧谢钦和俄罗斯总统行政机关的高级官员伊戈尔‧迪维金的会面情节。
这篇文章与斯蒂尔报告的信息几乎完全一致。
报导的信息据称来自一位“消息灵通的西方情报来源”，并获得了一位“高级美国执法官员”的证实。根据审查，这位“西方情报来源”就是斯蒂尔。
随着案件在网上炸锅，2016年10月，FBI代理部门主管和司法部官员布鲁斯‧奥尔与斯蒂尔在意大利罗马悄悄会面。
在这次会议中，他们向斯蒂尔开出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赏金，希望他拿出证据证明报告中指控的证据，他们还警告斯蒂尔，必须与FBI建立独家的情报关系，因为FBI得知他事前通过认识的国务院官员向国务院提供了报告，而该名官员又将报告提交给时任美国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卢岚（Victoria Nuland），她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知己之一。
眼瞅着被媒体封为“真人版詹姆斯‧邦德”、“履历丰富”的前英国特工斯蒂尔拿不出证据，FBI一直没有就这份《斯蒂尔档案》给出下文。
《斯蒂尔档案》的主要消息来源：伊戈尔‧丹琴科
虽然斯蒂尔没有在罗马会议上透露谁是他的线人，但FBI在2016年12月底确定，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俄罗斯裔公民伊戈尔‧丹琴科（Igor Danchenko）是斯蒂尔的主要副消息来源。FBI对他并不陌生，他曾因为对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提及“金钱换机密信息”的言论被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调查人员访问了丹琴科的前主管，他形容丹琴科是一个“自夸的人……没有很高的可信度，并且喜欢夸大自己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这一评论让《斯蒂尔档案》的可信度再受打击。
丹琴科于2005年到2010年在华盛顿特区的布鲁金斯学会担任分析师，专门关注俄罗斯和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他在2010年，因同事介绍认识斯蒂尔。
2011年，斯蒂尔聘请丹琴科作为他伦敦的公司“奥比斯商业情报”的合同工。在奥比斯的工作中，丹琴科主要做俄罗斯和欧亚的商业风险评估和地缘政治分析。
从2016年6月开始，斯蒂尔主要通过丹琴科提供的信息开始编辑和撰写斯蒂尔报告，其中包括川普与俄罗斯之间非法联系的未经证实的指控。
达勒姆写道，“从2017年1月到2020年10月，为了确定斯蒂尔报告中具体信息的真假，FBI多次对丹琴科进行了访谈，涉及的问题包括他向斯蒂尔提供的指控，这些指控最终构成了斯蒂尔报告的核心。”
访谈期间，尽管丹琴科过去的反间谍调查还未解决，但FBI仍招募他成为有偿合作人（CHS）。如果招募成功，FBI计划利用丹琴科的信息来证实斯蒂尔报告中对当选总统川普的损害性指控。丹琴科在整个访问过程中都有律师陪同。
然而“在这些广泛的访谈中，丹琴科无法为斯蒂尔报告中的指控提供证据。事实上，丹琴科声称他向斯蒂尔提供的关于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指控只是‘谣言和猜测’，他为斯蒂尔收集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与他社交圈中的人随意交谈的结果，包括在佩奇FISA申请中使用的斯蒂尔报告内容。”
在2017年9月接受FBI访问时，斯蒂尔指出，报告中涉及（俄罗斯总统行政办公室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信息来自他主要副来源（丹琴科）的“朋友的朋友”，而他的主要副来源（丹琴科）在前往俄罗斯时会与（俄罗斯总统行政办公室副新闻秘书）帕夫洛夫喝酒。
然而正如报告详细讨论的，办公室找不到任何信息表明丹琴科与帕夫洛夫有联系。
一位线人的自白：查尔斯‧多兰
《斯蒂尔档案》中指称，川普2013年下榻莫斯科丽思卡尔顿酒店时，曾招妓表演在床上撒尿，嬉闹经过被俄罗斯情报官员偷录存档——这段缠斗川普多年的丑闻，终于被达勒姆证实由克林顿盟友、斯蒂尔和丹琴科的线人查尔斯‧多兰（Charles Dolan）谣传散播。
查尔斯‧多兰是一位公共关系专业人士，他在2016年受雇于华盛顿特区的公共关系公司kglobal。他还担任过民主党州长协会的执行主任、前总统克林顿1992年和19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的维吉尼亚州主席，以及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的顾问。
此外，从1997年开始，克林顿总统任命多兰担任国务院的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副会长长达八年。
作为一名公共关系专业人士，多兰的职业生涯中与许多欧亚客户进行互动，尤其关注俄罗斯。例如，从大约1999年到2004—2005年，多兰在全球公共关系公司凯旋公司（Ketchum Inc.）工作，协助该公司代表俄罗斯联邦。
在俄罗斯联邦账户上，多兰的部分责任包括监控美国智库的当前政策讨论并向俄罗斯政府汇报。多兰还协助了2006年至2008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高峰会的媒体咨询和新闻运作。
作为凯旋公关公司俄罗斯联邦团队的高级成员，多兰经常与俄罗斯政府官员交往，包括俄罗斯总统行政办公室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和副新闻秘书亚历克斯‧帕夫洛夫。佩斯科夫常被媒体报导为普京的“右腕”。
此外，多兰与谢尔盖‧基斯利亚克（Sergei Kislyak）和米哈伊尔‧卡卢金（Mikhail Kalugin）保持着联系。基斯利亚克曾于2008年至2017年担任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卡卢金则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俄罗斯大使馆经济组的负责人。基斯利亚克和卡卢金也在斯蒂尔报告中占有重要地位。
多兰筹划丽思卡尔顿酒店性丑闻
时间回到2015年初，一位与多兰熟识的“华盛顿特区律师1”告知多兰，他计划在2016年10月在莫斯科举办一场商业会议。
这场名为“克里姆林宫内幕”（Inside the Kremlin）的会议由青年企业家组织（Young President’s Organization，缩写为YPO）赞助，旨在向国际高级商业执行官介绍俄罗斯的潜在投资机会。为此，YPO会议将邀请能够提供有关俄罗斯联邦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方面见解的人士，而活动地点就在莫斯科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
“华盛顿特区律师1”邀请多兰参加YPO会议，因为多兰可以接触到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并能够对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提供分析。
在2016年4月，多兰要求丹琴科协助处理YPO会议事宜，丹琴科同意了。多兰认为丹琴科的语言能力和他号称在俄罗斯政府的联系有益于会议。
多兰曾在一封邮件上这么描述丹琴科：
“星期一晚上，我将飞往莫斯科，并会见一个俄罗斯人（丹琴科），他和我一起在几个项目上工作。他为一群前英国军情六处人员工作，为企业提供情报。把你的问题给我，我会转交给伊戈尔（丹琴科）。他欠我的，因为他的签证被耽搁了，我会找大使说几句话。”
多兰表示，“他（丹琴科）太年轻了不适合KGB（克格勃，前苏联情报机构）。但我认为他曾在联邦安全局（俄罗斯的主要安全机构）工作过。因为他告诉我他在伊朗待了两年。我第一次见他时，他了解得比我还多。”
多兰事后告诉检察官，他在谈论丹琴科与俄罗斯情报机构的关联时是在“推测”，他的言辞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
2016年6月14日，多兰和丹琴科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共进午餐，后来丹琴科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张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前的合影。根据多兰的说法，丹琴科没有参加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任何活动。
然而多兰在2016年6月15日向莫斯科一位熟人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写道：“我在俄罗斯制定计划，以应对这个疯子（川普）当选的情况。”
在莫斯科期间，多兰和“华盛顿特区律师1”参加了三个活动：（i）与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德国籍总经理和至少一名女性酒店工作人员的会议，讨论YPO会议的物流事宜；（ii）与总经理及三名协助筹备YPO会议的酒店工作人员的午餐；（iii）对酒店进行参观。
如下文详细讨论的，该总经理和其他酒店工作人员也出现在《斯蒂尔档案》中。
还原川普丽思卡尔顿酒店买春案始末
2016年6月17日，丹琴科从莫斯科飞往伦敦，并在隔天与斯蒂尔会面。
三天后，《斯蒂尔档案》出现了一项指控，描述川普疑似在莫斯科丽思卡尔顿酒店做客时参与淫秽性活动，部分指控说：
根据消息来源D，川普在莫斯科的（变态）行为包括租用酒店的总统套房，他知道奥巴马总统和夫人（他讨厌的人）曾在访俄期间入住该套房，他雇了几名妓女在他面前表演“金色淋浴”（小便）节目，玷污他们睡过的床。
《斯蒂尔档案》写道，“众所周知，这家酒店受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控制，所有主要房间都安装了麦克风和隐藏摄像头，用于录制他们想要的任何内容。”
档案写道，“上述关于川普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事件已经得到消息来源E的证实。E是该酒店的一名高级（西方）员工，他表示当时他和其他员工都知道这件事，并且后来也得到证实。他相信这件事发生在2013年。”
达勒姆在报告中写道，多兰6月在莫斯科的活动与《斯蒂尔档案》多处描述相关，例如，在丽思卡尔顿酒店期间，多兰（1）参观了酒店，可能包括总统套房，以及（2）与酒店的高级西方员工——通常指总经理——和其他员工会面。
值得注意的是，一名证人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访问时，回忆起曾经和多兰参观过酒店的总统套房，在参观期间，一位酒店员工告诉他们川普曾是总统套房的客人，但没有提到任何性或猥亵活动。
然而，多兰在接受特别检察官的访问时，对于参观丽思卡尔顿酒店总统套房的回忆有出入，且在访谈中不断变化。多兰表示，他有可能告诉过丹琴科有关总统套房和川普的事情，但他从未告诉丹琴科任何猥亵性活动。
特别检察官还访问了当时丽思卡尔顿莫斯科酒店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是一位不会说俄语的德国公民，在《斯蒂尔档案》中被描述为酒店的“高级员工”，该总经理认不出特别检察官出示的丹琴科照片。
同时，该总经理也否认在媒体报导之前、得知川普在丽思卡尔顿的案件，他坚决否认从丹琴科或其他人那里听到过。达勒姆认为，这位酒店经理声称从未与丹琴科见面的陈述是可信的，尤其是考虑到他谈吐得体、思路清晰，以及对自己的回忆很自信。
根据莫斯科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房客登记记录，川普在2013年住过这家酒店，但没有住总统套房。
《达勒姆报告》写道，经过多次查证与访谈，“多兰很可能是斯蒂尔报告中大部分丽思卡尔顿酒店情报的实际来源。”
而访谈结果显示川普在莫斯科丽思卡尔顿酒店的性案件如罗生门，但从斯蒂尔拿不出证据的情况看，空穴来风，凭空捏造不实的比例相当高。
责任编辑：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