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8月24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唐云舒编译）中共已陷入“战争思维”，但却没有相应的“战时经济”来支撑领导人习近平的野心计划。
这深刻地揭示出一个现实：尽管习近平可能会推动对台湾战争，但他并没有让中国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
从根本上来说，习近平缺乏连贯一致的战略，这使得他在中国大陆经济及社会凝聚力崩溃、并引发四邻反对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临时、被动且常常相互冲突的补救措施，与实际情况脱节。
在他的失败政策综合作用下，（中国社会）绝望气氛日益浓厚，特别是近年来（尤其是2023年7月和8月）发生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已被视为民众拒绝其主政的前兆。
习近平及其下属采取了许多临时措施来遏制经济下滑。不过，这些都是在一个既非自由市场经济，也非真正由消费者驱动的经济框架内实施的西式刺激措施。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架构是建立在“豆腐渣”基础上的，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些刺激措施太微不足道，也来得太晚了。而且，这些“创可贴”般的措施也没有触及到现实的中国经济、基础设施或军事核心问题。
事实上，为了让中国的市场机制看起来与西方市场经济结构类似，中共努力推动股市和消费市场投机行为，但这类活动更像是从华尔街复制的，而非“国产”。
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内爆现象日益增多，民众的绝望情绪及社会动荡也随之加剧。习近平竭力对国内外掩盖其政治上的失败及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因而无法制定深刻而有意义的对策。
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天命”，这使得他们希望终结（习近平的）领导。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国际声誉及其在战略方面的可信度都在下滑。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有句名言：“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每条路都是死胡同。”本人则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胜利的艺术》（The Art of Victory）中将这句话改成了“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每条路都将导向灾难”。习近平早已在（通向灾难的）未名之路上走了很远了。
习近平正打算制造新一轮COVID-19“恐惧大流行”，以使人们认可其粗野的控制人手段。就如不久前的防疫“清零”运动一样，他只是想把经济崩溃的责任全推到“卫生危机”上而已。
和中国大陆经济崩溃一样，新一轮COVID-19人员控制措施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当局宣扬）“新一轮”COVID-19疫情有着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引发全球恐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迫使中国民众对其俯首贴耳。
然而，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却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经济来挽救该党及其统治。他甚至不确定自己继承来的、（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为改变毛泽东时代孤立状况而推动的市场开放政策究竟是什么。
因此，习近平试图通过“新市场经济”刺激措施来解决中国经济内爆问题，而他实际上所需要的，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和苏联长期实施的“经典”战时经济政策。不过，现在采行这种政策可能为时已晚。
这种战时经济政策不会让中国出现过去几十年里中共所宣称的那种（高速）增长，但会让全社会进入求生模式。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失控。
战时经济政策不会直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会避免（经济）在面临直接威胁时崩溃。习近平曾试图把实现了增长的私营部门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但在（1978年12月至1989年11月期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就变成了“具有市场特征的计划经济”，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二战前十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转向有利于外国买家、大宗商品卖家和投资者的市场机制，刺激了外国在华投资，并使得许多中国人产生了现在不可能有的乐观情绪。
在过去十年中，习近平时不时地谈论让中国回到毛泽东试图建立（但没有成功的）“经济内循环”模式；这意味着摆脱对外部投资、供应和市场的依赖，靠国内供给和需求自我循环来存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战时经济”。但这同样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没有全球市场的粮食和能源供应，中国就无法生存，因为中国这类关键要素的生产严重不足。
经典的“战时经济”政策将使国家（这里是指中共）能够控制一切生产和需求要素。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是应对国家生存威胁，（大量）人口将依照指令投入生产活动，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然而，就像世上不存在（无须外部能源就可持续运作的）永动机（perpetual motion machine）一样，像苏联试图实现的持久“战时经济”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要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有这样或那样的能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盟国都在1939年（最早）至1945年期间启动了战时经济，但随后被迫在更开放的市场上恢复各自的经济。当时只有苏联继续推行战时经济或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经济），该国经济增长势头最终在1990年终结。
如今，“战时经济”的概念必须演进，以适应战争概念本身已发生变化这一现实。中共于1999年提出“超限战”的概念，正式打响“新全面战争”。实际上，早在1999年之前，中共就已经开始构思和演化“新全面战争”的概念，因为该党认识到中国与苏联一样缺乏资源、经济和技术来击败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经济体制。
在中共的“新全面战争”理论下，人类生活中和自然界的一切要素都可以武器化，以摧毁对手；而在使用这些“武器”时，很大程度上无需真正动武（当然威胁动武的事情总是会有）。因此，“新战时经济”需要采用一系列社会“武器”和传统上的非军事“武器”——尤其是心理“武器”以及生物、化学和网络“武器”，来与国内外的敌人作战。
毫无疑问，将全社会武器化一直是中共战略理论中的基本内容。然而，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并没有在一个全面的战略框架内理解这一切。也就是说，他看问题时可能只见树叶不见树干，没有一个全面的观点或理论来制定有效的国家战略。
习近平当前所面临的情势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中国国内一片混乱、经济崩溃；四面受敌（包括中俄之间根本性的敌对回潮）；而西方国家尽管凝聚力和繁荣程度落入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谷，但仍然表现出很强的韧性。
因此，即使双方“比烂”（race to the bottom），中共显然会更烂、比西方更早崩溃。
实际上，如果习近平想持续担任中共领导人（前提是共产党能够继续存活）的话，他应当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大规模的“热战”。这么说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习近平持续在军事上公开挑战美国和西方，已使得西方国家开始着力重建和加强军事力量，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其次，中国国内民心不稳，习近平要倾尽一切资源（包括军事力量）才能稳定、控制和压服民众。
尽管如此，习近平还是不顾经济福祉和民众的死活，把对台湾战争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他令在痛苦中挣扎的中国人转移视线的唯一办法。
同时，他还开展了自相矛盾的宣传活动，让国营媒体涂脂抹粉，说中国经济正稳定复苏，并对全国各地（甚至北京）遭受的严重自然灾害轻描淡写，说是“可控”的。从根本上来说，习近平控制了媒体的信息表述，也使得他无法对民众面临的灾难感同身受。
官方媒体不会传达民众所看到的问题，因此习近平无法深入民间，去支持民众、凝聚人心，这使得他比其他中共领导人更孤立。
与此同时，习近平不断宣称解放军已经做好与台湾开战的准备，尽管他知道这会导致中方与日本、美国、越南和印度发生进一步的冲突。
中共也乐于向世界展示其与俄罗斯的盟友关系，因为这会让它显得并不孤单。但二者的这种联盟关系其实从来都是很虚幻的。在双方关系最铁的时期，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也有一种隐晦的深度不信任感，双方都坚信对方非法占领了自己的国土。即便是在冷战时期，北京也极度不信任苏联并与之展开竞争。此前，帝制下的中国也不信任俄罗斯帝国。莫斯科也从来不信任北京。
鉴于和台湾开战牵扯的地理范围非常广，中共军队知道自己尚未做好准备，军队领导层目前似乎已经表明，可能不会服从攻打台湾的命令。
因此，尽管习近平将军队视为自己的权力后盾，他也开始先发制人、扩大对军队领导人的清洗范围。
总之，习近平已陷入困境。他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因为在民众遭受痛苦之际，他没有其它事情可用来转移视线，也没有其它理由来（为自己）辩解。他也没办法与军队重建互信，只能对民众和军队进行镇压，除非他能重新定调、让人们相信他使得中国重回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孤立是有正当理由的。
近期的事件已经表明，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已经丧失了“天命”，因此也失去了统治“天下”的能力。
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除了摧毁对手，竭力制造灾难、让国际对手不安并分散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外，别无他法。
而他现在制定挽救自己和中国的战略，是否为时已晚？
如果还不算晚，那么全世界就要将目光投向“后习近平”时代，甚至“后中共”时代，并关注这一时期到来之前的一切不稳定因素。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科普利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企业家、作家、政府顾问和国防出版物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21世纪的新全面战争和恐惧大流行的诱因》（The New Total War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Trigger of the Fear Pandemic）。
原文：China’s Xi Promises War Without a Wartime Econom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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