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9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自去年11月巴厘岛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拜登与习近平首次会面以来，迄今为止在正式外交场所，美中两国领导人尚未会过面。尽管美国方面有意愿举行拜习会，但中共外交部一直含糊其辞，而中共国安部则越俎代庖替拜习会开出条件。
分析认为，习近平赋予了国安部更大的权力，安全官员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拜习会迟迟未决，可能与习近平最近受到很大的挫折有关。
迟迟未决的拜习会
今年年初的气球事件让美中关系重新跌入低谷，媒体报导说，当时拜登表示希望能与习近平直接通话，但国家安全顾问认为，这并非是合适的对话时机，最好是让下属官员先与北京接触，然后再促成美中领导人峰会。
其后，拜登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在11月份旧金山APEC峰会见到习近平的愿望，美国CIA局长、国务卿、财经部长、气候大使和商务部长先后访问北京，为可能的拜习会铺路。
但中共外交部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王毅会谈，据称两人讨论了拜习会的可能性。
9月26日在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发布会上，王毅在回答有关习近平是否出席11月活动的问题时仍然闪烁其词，说“我们正在与有关方面进行沟通，我们将适时发布消息。”但他补充说，旧金山峰会应促进合作而不是挑起对抗，“反对（美国）倡导‘民主对抗威权’”。
中共一直试图成为南方国家的领导者，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认为是取代西方模式的委婉说法。
这增加了人们的疑虑。此前，习近平无故缺席印度举行的G20峰会，指派只有虚衔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联合国大会，都让中共当局不可预测，中共的闪烁其词可能是故意抬高身价，要与美国讨价还价。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对大纪元表示，中共高姿态，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条件。
他说，美国在两岸关系、科技战上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不会有所妥协，只会越来越强化对中共的科技警惕以及管制，美国对中国（中共）要改变区域秩序的预判，也没有看到会改变。
“所以在这些不变的状况之下，美国可以妥协的东西是有限的。可能就是在一些枝末细节上，比如说文化教育上的交流，不过我想中国（中共）绝对不会满意。”他说。
“我觉得中共也未免是太拿翘了，以为美国真的那么需要它。其实中国（中共）更需要美国，如果美国拉高姿态的话，让习近平所谓的全球外交策略变成像火牛阵那样的斗争，对中国（中共）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负面。”
拥有国安经验的台湾资深政治军事评论员黄澎孝对大纪元表示，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习近平个人，他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下达指示，外交部也在等习近平决定，没法给出答案。
他说，从最近的一些视频来看，习近平到南非、主持亚运会的开幕典礼，脸上的表情显得有点意兴阑珊，跟前几年那种意气风发的样子有很大的差别。
“这代表最近的一些状况，让习近平受到很大的挫折感，他低估了美国对中国内部的了解，习近平手上能跟美国叫板的，最主要就是火箭军，但自从美国公布了火箭军的详细的驻地、人事资料以后，让习近平的底气没了。”
黄澎孝分析说，习近平喜欢用科技背景出身的，对火箭军寄有高度希望。他认为火箭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兵种，这些科技背景出身的，跟一般的军事背景或官僚背景出身的有所不同，但是没想到说火箭军会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除了泄密以外，还有腐败问题。
“所以到底中共军容表面之下，内部状况实际上是什么样，习近平心里真的没有一个底。在这种状态之下，美中之间的博弈对习近平而言，简直就是未战先败，这个时候跟美国总统见面，就像当着面被羞辱一样，他拿什么底气去跟拜登直视，等于是给拜登看笑话。”
他表示，这段时间习近平没有太高意愿去做元首外交，美中高峰会一直敲不定，主要因素在此。就算有了拜习会，除了听拜登每次都直接警告习近平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外，这一次难道拜登会称赞习近平吗？
中共国安部越俎代庖
虽然中共外交部含糊其辞，但9月4日，中共国安部就在其微信公众号则发文明确表示，要想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中国（中共）绝不会因为美国的几句‘漂亮话’放松警惕。面对霸权霸道霸凌，中国（中共）必将继续深入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像中共领导人出席20国集团、APEC、金砖国家会议这样多边经济合作重大峰会的筹备，一般有中共外交部国际经济司主要负责，中共国安部发文对APEC峰会指手画脚，似乎超越了部门的界限。
“国安部与外交部级别相同，对习近平而言，他觉得哪个部长真正可以信任，表现让他觉得满意的话，当然那个部就会得到更多的权力授权。”钟志东认为，中共国安部现在对外交事务指指点点，相当程度是因为秦刚下台之后，外交部的威信有所下降。
不过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里，随着中共的不断地全球扩张，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不断扩大，中共外交部的权力实际上被大大地削弱了，而且在外交活动中经常与其它部门发生冲突。
比如商务部更倾向于代表国有企业推广业务，⽽外交部则侧重于加强双边关系或扩⼤中国在多边组织中的影响；科技部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给外交部很大的压力；外交部的战狼言论，也让国防部不愿为“战狼”树敌负责。
2010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报告显示，国家安全部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内参与者，其影响力已蔓延到外交政策领域”。
另一方面，在所谓改开时代的中共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安全事务脱离，外交部致力于帮助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建立强有力的联系。习近平上台后，将“全面国家安全”作为中共优先事项，加强了其海外情报行动，赋予了国安部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源，安全官员进入习当局的权力核心，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此前的国安部长许永跃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耿惠昌是中央委员，但地位都低于公安部部长。可是2017年上任的国安部长陈文清，升任至副国级的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地位高于公安部长王小洪。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室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党的机构，负责的单位就是国安部在主导。习近平对外交部是不满意的，从秦刚被斗倒，到他参加金砖国家会议，外交部很多流程没有掌握住，所以就不太信任外交部。
黄澎孝表示，中共公检法里面等级最高的从来莫过于国家安全问题，过去康生就是掌握了这个，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中共极权国家里，国家安全部等于有了尚方宝剑，所有的各部门，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等，现在连军队都得要看国家安全部的脸色。
“这次中共机构改革又成立了一个内务部，等于是把过去苏联时代的格别乌（格鲁乌）恢复起来，这都显示出未来中共要把国安部门做大，权力是无上限。这对中共所谓的开放、吸引外资、对外的外交工作等都是非常不利的。”
国安部频繁反美间谍 拜习会变复杂
自从7月1日新修订的《反间谍法》生效后，中共掀起了一波“抓间谍”的群众运动，目标是美国。从8月1日中共国安部第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算起，直接点名美国的就有5篇。
比如，“美国间谍马克南：被击毙于藏区，中情局首个身死海外的间谍”、“起底美国情报机关网功窃密的主要卑鄙手段”、“新瓶装旧酒：美国对华战略“新两手”实际还是“老两手”等等。
一般而言，间谍战基本上应该在幕后进行，不会拿到台面上说的。钟志东表示，“情报单位就像以前的明朝的东厂一样，是最获得领导人信任的一个单位。基本上做的都是一些脏活（dirty work），比较适合在幕后发言，不适合跑到台面上来指挥。”
最近美中双方似乎正在公开打一场间谍战。7月2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称，美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取得进展，8月3日，两名美国海军华裔水手因涉及国家安全和与向北京传递机密的指控而被捕。
而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8月访问中国之前，有消息称中共骇客入侵包括雷蒙多在内的政府官员电子邮件账号。
针对国安部频繁反美间谍会不会影响到今年11月份的拜习会这个问题，钟志东认为，FBI抓，中共也抓，就情报界而而言，他们似乎都是在玩对等游戏。不过如果拜登希望能够积极地跟习近平碰面的话，双方应该都会有所节制。至少在美国一定会给习近平面子，促成所谓的拜习会。
“假如美国有所节制的话，中国（中共）也没有道理采取激烈的手段来抓美国的间谍，在言辞上面很严厉地攻击美国。”
他说，王毅又跟美国国安顾问会面之后，可以看到美中双方都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拜登一直希望在大家不撕破脸的状况下维持高层互动。北京应该也不希望美中关系出错，造成现在习近平没有办法专注处理国内的问题。
中共国安部主要专注于海外情报，尤其是针对美国和台湾。哈佛肯尼迪学院历史学家考尔德·沃尔顿（Calder Walton）撰文说，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长期目标是遏制美国，从2005年开始，中共国安部向美国情报界宣战，所有最优秀的资源和人员，都被用来对付美国情报部门。
CSIS的最新报告显示，习近平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中共情报搜集的重点，更好地服务于长期目标。在CSIS搜集的2000～2023年224起案例中，69%是在习近平上台后报告的，其中46%的事件涉及网络间谍活动，29%的事件旨在获取军事技术，54%的事件寻求获取商业技术，17%的事件旨在获取有关美国民事机构或政界人士的信息。
但黄澎孝表示，美国对中共的情报工作有一个最佳途径，那就是中共高级干部在美财产跟子女、家人，这等于中共有人质在美国人手上，而且美国最厉害、最擅长的就是对金流的控制。
“目前中国各方面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很多人都想润出来，美国CIA有一个惯例，就是任何曾经为CIA工作过的人，CIA都会协助他们在美国比较容易得到庇护，这使得有很多国家的人愿意为美国服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中国发展情报组织非常容易的原因之一。”
他说，有的时候美国不需要主动，都会有中国各方面的人主动挺身为美国服务，以换取他未来能够润出国，或者说他在海外资产、亲人的安全保证。
黄澎孝表示，能够到自由世界去，他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个人利益问题，他所能做的当然也是比较表面的工作。美国看起来是松松散散，但是他一旦盯上你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个反情报工作也是非常的可怕。
从事情报工作35年的台湾军事情报局前中将副局长翁衍庆在其书《中共情报组织与间谍活动》中披露，前国安部长许永跃曾有一份给曾庆红的报告，表示他原以为认为“国安部”作为国家最核心和最神圣的情报侦察机关，一定很有成绩。但他上任后发现实际并非如此，除保密工作尚能做到外，很多工作没有开展，或者是大打折扣。
在国外工作方面，“国安部”在美国有不下五百家公司企业，每家公司都是一个情报站，花费了庞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却不能完全掌握海外的情况。“国安部”在西方的工作人员确实很多，但大多是照顾高干子弟出国，或是地方“国安厅”所搞的以营利为主的公司，真正认真从事情报工作的单位，只有少数几个，而且长年经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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