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1月27日讯】（大纪元专题部记者呈工、宁芯采访报导）近年来，由于中共加大党组织管控经济和社会力度，并出台所谓《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等，营商环境恶化，很多外资撤离，一些外企迁出中国。被视为现代科技神经的数据产业，因其行业性质，已不再将北京作为运营佳地，转而向亚洲新宠东京集结。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数据处理越来越重要，处理量从2010年的2泽字节，飙升至2020年的44泽字节（44万亿GB），数据中心也随之不断扩大、增多。目前，世界大约有8000多个数据中心。
由于日本经济复苏，加之东京一带不仅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高科技研发、应用的集中地带，且具备良好的商业环境，使得亚洲的数据中心纷纷向东京圈集结，预计在未来3至5年，其规模将扩大2倍，将超过新加坡，直逼亚洲排名首位的北京。
目前，位于东京圈内的千叶县（Chiba）印西市（Inzai），遍布IT企业使用的大数据中心，亚马逊、谷歌、日本电气（NEC）、日本电信电话（NTT）、SCSK、三菱综合研究所等著名企业的数据中心，都置业于此。
2023年4月13日，美国谷歌在印西市建设的数据中心开始运营。这是谷歌在日本开设的首个数据中心，谷歌将利用该中心提高用户使用谷歌工具及服务的稳定性，使浏览高速化。这家谷歌数据中心基于未来数据构想而建，预计至本年度投资总额达1000亿日元。
对数据中心而言，印西市除了有优良的经商环境、坚固抗震的地质外，还有一个优势：有充足的电力及保证连续供电。澳大利亚的AirTrunk已于2021年在此开设大规模数据中心，其日本法人代表表示，日本的数据增长幅度巨大，而印西市是可进行战略布局的良好地点。
数据中心择地运营
依照美国房地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Cushman & Wakefield）的相关数据，位于亚洲的数据中心所在地，主要有泰国曼谷、印尼雅加达、香港、韩国首尔、新加坡、日本东京、中国北京。从2022年末的已有规模及在建、计划建设规模看，北京增加幅度较小，而东京增幅大抵为北京的三倍。
上述数据显示，东京及其周边的数据中心设施规模的电力容量合计为865兆瓦，是亚洲最大规模北京的一半，但未来3至5年，预计将扩增至1970兆瓦，接近北京的合计瓦数。
除了印西市之外，东京的多摩（Tama）地区的数据中心也在不断增加、聚集。
东京迅速成为数据中心新宠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日本国内通讯量的扩大，随着远程办公的普及与未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容纳服务器的数据中心的需求也随之扩张。其次，为减少数据传递延迟与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一些日本企业将服务器从海外迁回日本国内，其中，一些企业是从中国迁回来的。
由于中共在亚太地区不断挑衅，并不停地挑战美国，导致自由民主与共产极权的对立日益升级，美中在国际事务、军事、外交方面严重对立。
对于依赖安定、和平、公正环境的企业，尤其是作为未来发展驱动力的数据企业而言，在中国经营无疑是巨大风险：人们无法判断目前局势将持续多久，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中共二十大后，其各项政策明显左转，对社会、民众、信息管控越来越严，而2023年4月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则成为巨大隐患；数据被中共当作“重要情报”，对相关企业而言，目前的状况无异于头上悬着一把利剑。
基于上述原因，一些企业为保护企业安全，避免在中国进行数据管理，及与中国从事数据交换，选择将服务器转移至日本，这已成为一种趋势。
日本除了是享誉世界的讲信誉、守法规、重礼仪的文明国度，其地理位置对数据中心也很重要。日本位于亚洲与北美两大陆地之间，其地理条件十分便捷。因此，成为谷歌、Meta等美国IT巨头从事大数据传输的中转站。目前，太平洋海底光缆铺设投资势头旺盛，预计未来经由日本的数据传递将更加扩大、更趋活跃。
东京大学教授江崎浩表示，“由于外界对中国（中共）的担忧及对日本的信赖，日本作为亚洲门户的重要性获得提升。”
原华为南京研究所工程师金淳也对大纪元记者解释说：“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中提出一个概念：产业会从风险和成本较高之地，转移到风险成本较低之地。日本企业将数据中心从北京迁回日本东京，其原因就是北京的政治风险太高，官方的数据审查造成的商业成本太高所致。”
金淳还表示，“在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外商很难再利用中国较低的人力、电力成本在中国发展数据中心。”“对中共的认识，西方虽然晚了些，但还是觉醒了。”
中共严控境内外涉中大数据
中共于2021年9月1日颁布了首部《数据安全法》，对在中国的数据进行立法管理，在中共中央国安委统筹协调下实施监管。
其中，在涉外数据跨境合作、跨境流动方面，不仅对在中国境内开展数据活动做出法律约束，而且将数据安全的法律责任延伸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包括香港及世界其它地方，其第二条第二款明确声称：“在中国境外开展数据处理活动，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所谓的核心数据，中共还要实施更严格管理。如第二十四条规定声称：“对影响或可能影响中国（中共）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该法的相关安全定义十分笼统、抽象，其解释权完全在中共监管部门，存在很大被肆意滥用空间。对外国的数据企业而言，该法与中共去年改订的所谓《反间谍法》一样，无疑成为潜在的巨大威胁，数据企业随时都可能被判跨越了红线。
在这一趋势下，中国的数据行业呈现减速态势，美国戴德梁行的维韦克‧达希亚（Vivek Dahiya）去年曾说，“北京与上海的数据中心项目遭受挫折”。此外，自2020年以后，连接北美与香港的海底光缆计划相继中断或调整。
数据中心向日本东京转移、聚集，无疑给日本数据产业带来绝佳商机，并促进处理大容量数据的基础设施发展。江崎浩教授认为，这将促使日本“加速所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可吸引海外人才”。
今后，日本政府还将鼓励集中在大都市圈内的数据中心向地方迁移。这不但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也可分散受灾风险。
金淳还对日本的数据中心怀有另一期待：“日本应该积极和中共的数据中心博弈，帮助中国网民翻墙，隐藏IP，帮助中国人合法地从事跨国业务。”
他还表示，“日本积极发展数据中心，不仅有利于自身经济的优化，也可以起到促进中国转型的桥梁作用。如果将来中国的政治转型成功，对日本经济来说，是重大的利好；如果中国还是现在这样，日本也会承受巨大的军费代价、社会成本，以及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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