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寻求庇护 中国人讲述几代家人遭中共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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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2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圆明采访报导)“共产党迫害人权是一系列的,它是个连续剧,你不知道是哪一段,就被搞上(迫害)了。”在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应红冠女士,通过电话预约在遣返营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德国遣返营里面的条件不错,但是面临着要遣返,她的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只能祈求神的看顾。目前法官已经暂停遣返,律师提交了第二次庇护申请,但需要等待移民局确认。

应红冠告诉记者,自己的家族,上一代是非常惨烈的,所以不知道中共什么时候迫害到自己头上。应红冠的外公在浙江一带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才貌双全,被中共指派当地下党。1950年,由于他此前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被地方上的人拉出去要枪毙他。

“我外公是个传奇人物。我外公不想让他们枪毙,他的武功非常好,挣脱了铁链以后,他是跳河自杀的。我妈妈那个时候才不到四岁,外婆日子过得不好,就改嫁了。”

应红冠的父亲早年在浙江杭州的部队里,因为有文化,就被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去了。后来也是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浙江原籍,整天挨批斗。

对于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应红冠表示,小时候还是像故事一样听,等她长大以后,真正地感受到这个体制之恶,有了切肤之痛以后,“哎哟我的天哪,我的外公那时候怎么会去给他们(中共)做事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因为超生的孩子是报不了户口的,为了要二胎,应红冠通过当地政府的途径买了一个身份证。

“我的父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有个妹妹夭折了,我长大以后就感觉很孤单,我说我一定起码要两个孩子。”应红冠介绍,中共地方政府一边搞计划生育打击你,一边又在那里卖户口。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户口信息全部是用手抄写的。直到2004年第二代身份证出现,身份证信息全国联网,全国至少有一百多万身份证重号。

据陆媒2007年报导,全国大约有150万人的身份证重号,与重号身份证号码挂钩的业务和证件都受到影响。在换发二代证的前期准备过程中,贵州、宁夏、广东3省区分别纠正身份证重号16.8万余个、7万余个和14.8万个。十年后的2017年4月,中共公安部又宣布,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重号人数由171万人减至8人。

“其实这一百多万个重号,都是他们(政府)卖钱卖出去的。有些人买身份是为了做生意,像我们很多人是因为计划生育的打击。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已经过了20年了,很多人买社保、办银行卡、办保险,都是用另外一个身份证号码。当时中国政府说要用三年、四年把它更改回来。”

“就是在更改的过程当中,我的农业银行的储蓄卡已经更改过来,但信用卡没有更改过来,在跟客户交易时,信用卡超额了以后被锁住了,他就说你是信用卡诈骗。我只刷了两万块钱,家人在外面走动(送礼)花了差不多十万块钱。”

在被定罪的九个月时间里,应红冠思考了很多,这明明是政府发行的身份证,办案人却说,“你想告政府吗?你不找死嘛!”在看守所,她也看到很多冤案,包括强拆的。“我老家浙江,很多人做老板,十个有九个在经营过程当中,它就是让你踩‘红线’,罚款是家常便饭,如果想抓你的话,也有很多啊。”

此后,在外婆和母亲的影响下,应红冠信了基督。“我们是家庭教会的,我不去政府的三自教堂,因为我已经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那种教会我不去。”

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逐渐开始打击家庭教会。“比方说我们到一个小区去聚会的时候,就不能去很多人。如果有几个人,我们还会摆一场像打麻将一样的麻将桌,跟他们像猫捉老鼠一样的,躲躲闪闪地聚会。

“同一时期,微信也兴起了。有老师、朋友传播一些政治理念,民主自由,中国的现状啊,还有一些法制的内容。那时候听一些音频比较多,进了一些法制群,还有个‘女人国’,就是女性热爱民主自由的群,关注人权方面,民主思想就成型了。

“后面我们又开始翻墙,2016年我在YouTube上面关注新唐人电视、大纪元,有几个比较有名的自媒体人,像唐靖远、章天亮啊,还有两位基督徒也是讲时政评论这一块,我都会关注他们。”

应红冠女士早年在深圳的外企工作,懵懂感觉人家过得很好,不像中国人总是觉得苦兮兮的。她经常去香港,体会香港的文明和繁荣。2008年她带儿子去香港,儿子也说,“真不一样,跟大陆不一样!”

“但是2015年以后,香港变化很大,很多大陆人在那里了。我感觉香港的文明程度,有些内涵的东西就少了很多。我认识的好几个香港人,2010年前后也移民了,在加拿大的比较多。香港最可惜了,我是很心痛香港(被中共毁掉)。”

2019年6月9日,香港爆发了反送中大游行。“那个时候我在德国,看到香港大游行以后,我就很震撼了。香港人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很强啊,我很羡慕他们,天哪,他们这个游行真是太震撼了。”

当时应红冠的儿子已经在德国留学,应红冠办理了两年多次来往的申根签证,多次去德国探亲,往返大陆。“我前面确实还是安全的,因为我没暴露。”应红冠当年7月份回中国,到了10月初,三个月的探亲间隔期满,再次回德国之前,她于9月30日进入香港,准备要参加游行了。

2019年10月,应红冠在香港街头拍摄的照片。(应红冠拍摄)

她回忆说,“2019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酝酿在10月1号这一天组织一个最大规模的游行,因为已经有过百万人游行,他们要在10月1号游行对抗中共的建政。香港的朋友说,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全港的地铁全部停运,一大早五点多钟就关门了,这一停运以后,九龙的人去不了港岛,合不了流,就等于分散游行,我就在九龙这边分散游行。”

应红冠在香港停留了7天时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游行,拍摄了很多视频和照片。应红冠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在香港九龙的警署外面围了很长时间。

2019年10月,应红冠在香港街头拍摄的照片。(应红冠拍摄)

“香港人就说中共破坏法治,破坏规则,《中英联合声明》就成了历史文件了,有些人说说就哭起来了,那个真的是感情。有个老年人说,我们看到大陆改革开放了,总以为会改良……很多人都流眼泪。”

“游行时年轻人走在前面,很多人戴着口罩蒙着面,但是年纪大的人都不蒙面,他们身上挂着标语,胸前就是‘保护孩子’,背后的标语是‘保护自由’。还有在香港工作的台湾人,呼吁不要让台湾成为香港。”

应红冠注意到,为了“十一”到来,在警察署外围,还有最繁华的九龙商业街,有些大楼安装了新的监控摄像头。6、7、8月份,有些到香港参加游行的大陆人还是安全的。9月份去香港的,就有人回到大陆被抓了。

当年11月份,中共政府推出了新的《宗教管理法》,将于2020年3月正式实施。“这个打击宗教也都是为了中共70周年,我的教友失联也是那个时间。”应红冠感到了恐惧,决定在应急下申请难民庇护。

没想到这个案子一拖两年,直到2022年的3月上诉失败。由于跟律师的沟通误会,应红冠没能及时递交二次庇护的申请,导致没有有效证件被抓,险被遣返。“因为疫情,2021年全在封控,我们也提供不了新的证据。”她说。

德国疫情封控放开后,2022年12月,应红冠先后参加了世界人权日抗议游行、“白纸革命”活动,2023年参加了纪念89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纪念活动。

图为2022年11月29日,应红冠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参加白纸运动。(受访者提供)

应红冠表示,德国这边比较单薄,异议人士人数不多。但正因为人少,也就感觉很珍贵。在德国的德语区,中国人也不是很多,以留学生为主,这些留学生很有才华,还有人从意大利维也纳那边飞过来,参加德国的抗议活动。

应红冠认为,中共的倒台只有它自己内部出问题才行,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更多人去觉醒。觉醒后人们就不会去配合它,就会去反抗它。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基数越来越庞大。

“因为中共的围墙(防火墙)在那里,人们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有些人很痛恨中共,但是他们没有思想体系,只是在某个点上痛恨它。在国内有些人也骂共产党,骂共产党的人很多的。”她说。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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