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尋求庇護 中國人講述幾代家人遭中共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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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4年02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圓明採訪報導)「共產黨迫害人權是一系列的,它是個連續劇,你不知道是哪一段,就被搞上(迫害)了。」在德國尋求政治庇護的應紅冠女士,通過電話預約在遣返營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

德國遣返營裡面的條件不錯,但是面臨著要遣返,她的心中別有一番滋味,只能祈求神的看顧。目前法官已經暫停遣返,律師提交了第二次庇護申請,但需要等待移民局確認。

應紅冠告訴記者,自己的家族,上一代是非常慘烈的,所以不知道中共什麼時候迫害到自己頭上。應紅冠的外公在浙江一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才貌雙全,被中共指派當地下黨。1950年,由於他此前公開的身分是國民黨,被地方上的人拉出去要槍斃他。

「我外公是個傳奇人物。我外公不想讓他們槍斃,他的武功非常好,掙脫了鐵鏈以後,他是跳河自殺的。我媽媽那個時候才不到四歲,外婆日子過得不好,就改嫁了。」

應紅冠的父親早年在浙江杭州的部隊裡,因為有文化,就被挑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去了。後來也是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發配到浙江原籍,整天挨批鬥。

對於共產黨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應紅冠表示,小時候還是像故事一樣聽,等她長大以後,真正地感受到這個體制之惡,有了切膚之痛以後,「哎喲我的天哪,我的外公那時候怎麼會去給他們(中共)做事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中共開始實施計劃生育。因為超生的孩子是報不了戶口的,為了要二胎,應紅冠通過當地政府的途徑買了一個身分證。

「我的父母親只有我一個孩子,有個妹妹夭折了,我長大以後就感覺很孤單,我說我一定起碼要兩個孩子。」應紅冠介紹,中共地方政府一邊搞計劃生育打擊你,一邊又在那裡賣戶口。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戶口信息全部是用手抄寫的。直到2004年第二代身分證出現,身分證信息全國聯網,全國至少有一百多萬身分證重號。

據陸媒2007年報導,全國大約有150萬人的身分證重號,與重號身分證號碼掛鉤的業務和證件都受到影響。在換發二代證的前期準備過程中,貴州、寧夏、廣東3省區分別糾正身分證重號16.8萬餘個、7萬餘個和14.8萬個。十年後的2017年4月,中共公安部又宣布,全國公民身分證號碼重號人數由171萬人減至8人。

「其實這一百多萬個重號,都是他們(政府)賣錢賣出去的。有些人買身分是為了做生意,像我們很多人是因為計劃生育的打擊。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已經過了20年了,很多人買社保、辦銀行卡、辦保險,都是用另外一個身分證號碼。當時中國政府說要用三年、四年把它更改回來。」

「就是在更改的過程當中,我的農業銀行的儲蓄卡已經更改過來,但信用卡沒有更改過來,在跟客戶交易時,信用卡超額了以後被鎖住了,他就說你是信用卡詐騙。我只刷了兩萬塊錢,家人在外面走動(送禮)花了差不多十萬塊錢。」

在被定罪的九個月時間裡,應紅冠思考了很多,這明明是政府發行的身分證,辦案人卻說,「你想告政府嗎?你不找死嘛!」在看守所,她也看到很多冤案,包括強拆的。「我老家浙江,很多人做老闆,十個有九個在經營過程當中,它就是讓你踩『紅線』,罰款是家常便飯,如果想抓你的話,也有很多啊。」

此後,在外婆和母親的影響下,應紅冠信了基督。「我們是家庭教會的,我不去政府的三自教堂,因為我已經在腦海里形成了一些理論上的東西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那種教會我不去。」

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後,逐漸開始打擊家庭教會。「比方說我們到一個小區去聚會的時候,就不能去很多人。如果有幾個人,我們還會擺一場像打麻將一樣的麻將桌,跟他們像貓捉老鼠一樣的,躲躲閃閃地聚會。

「同一時期,微信也興起了。有老師、朋友傳播一些政治理念,民主自由,中國的現狀啊,還有一些法制的內容。那時候聽一些音頻比較多,進了一些法制群,還有個『女人國』,就是女性熱愛民主自由的群,關注人權方面,民主思想就成型了。

「後面我們又開始翻牆,2016年我在YouTube上面關注新唐人電視、大紀元,有幾個比較有名的自媒體人,像唐靖遠、章天亮啊,還有兩位基督徒也是講時政評論這一塊,我都會關注他們。」

應紅冠女士早年在深圳的外企工作,懵懂感覺人家過得很好,不像中國人總是覺得苦兮兮的。她經常去香港,體會香港的文明和繁榮。2008年她帶兒子去香港,兒子也說,「真不一樣,跟大陸不一樣!」

「但是2015年以後,香港變化很大,很多大陸人在那裡了。我感覺香港的文明程度,有些內涵的東西就少了很多。我認識的好幾個香港人,2010年前後也移民了,在加拿大的比較多。香港最可惜了,我是很心痛香港(被中共毀掉)。」

2019年6月9日,香港爆發了反送中大遊行。「那個時候我在德國,看到香港大遊行以後,我就很震撼了。香港人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很強啊,我很羨慕他們,天哪,他們這個遊行真是太震撼了。」

當時應紅冠的兒子已經在德國留學,應紅冠辦理了兩年多次來往的申根簽證,多次去德國探親,往返大陸。「我前面確實還是安全的,因為我沒暴露。」應紅冠當年7月份回中國,到了10月初,三個月的探親間隔期滿,再次回德國之前,她於9月30日進入香港,準備要參加遊行了。

2019年10月,應紅冠在香港街頭拍攝的照片。(應紅冠拍攝)

她回憶說,「2019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醞釀在10月1號這一天組織一個最大規模的遊行,因為已經有過百萬人遊行,他們要在10月1號遊行對抗中共的建政。香港的朋友說,他們都已經準備好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時候,全港的地鐵全部停運,一大早五點多鐘就關門了,這一停運以後,九龍的人去不了港島,合不了流,就等於分散遊行,我就在九龍這邊分散遊行。」

應紅冠在香港停留了7天時間,參加了大大小小的遊行,拍攝了很多視頻和照片。應紅冠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們在香港九龍的警署外面圍了很長時間。

2019年10月,應紅冠在香港街頭拍攝的照片。(應紅冠拍攝)

「香港人就說中共破壞法治,破壞規則,《中英聯合聲明》就成了歷史文件了,有些人說說就哭起來了,那個真的是感情。有個老年人說,我們看到大陸改革開放了,總以為會改良……很多人都流眼淚。」

「遊行時年輕人走在前面,很多人戴著口罩蒙著面,但是年紀大的人都不蒙面,他們身上掛著標語,胸前就是『保護孩子』,背後的標語是『保護自由』。還有在香港工作的台灣人,呼籲不要讓台灣成為香港。」

應紅冠注意到,為了「十一」到來,在警察署外圍,還有最繁華的九龍商業街,有些大樓安裝了新的監控攝像頭。6、7、8月份,有些到香港參加遊行的大陸人還是安全的。9月份去香港的,就有人回到大陸被抓了。

當年11月份,中共政府推出了新的《宗教管理法》,將於2020年3月正式實施。「這個打擊宗教也都是為了中共70周年,我的教友失聯也是那個時間。」應紅冠感到了恐懼,決定在應急下申請難民庇護。

沒想到這個案子一拖兩年,直到2022年的3月上訴失敗。由於跟律師的溝通誤會,應紅冠沒能及時遞交二次庇護的申請,導致沒有有效證件被抓,險被遣返。「因為疫情,2021年全在封控,我們也提供不了新的證據。」她說。

德國疫情封控放開後,2022年12月,應紅冠先後參加了世界人權日抗議遊行、「白紙革命」活動,2023年參加了紀念89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紀念活動。

圖為2022年11月29日,應紅冠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參加白紙運動。(受訪者提供)

應紅冠表示,德國這邊比較單薄,異議人士人數不多。但正因為人少,也就感覺很珍貴。在德國的德語區,中國人也不是很多,以留學生為主,這些留學生很有才華,還有人從意大利維也納那邊飛過來,參加德國的抗議活動。

應紅冠認為,中共的倒台只有它自己內部出問題才行,但是我們能做的就是讓更多人去覺醒。覺醒後人們就不會去配合它,就會去反抗它。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基數越來越龐大。

「因為中共的圍牆(防火牆)在那裡,人們看不到任何的東西。有些人很痛恨中共,但是他們沒有思想體系,只是在某個點上痛恨它。在國內有些人也罵共產黨,罵共產黨的人很多的。」她說。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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