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4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在投资拉动型增长乏力后，中共当局拒绝向市场化方向转型，不把经济增长红利与人民分享，补贴住房、养老、医保等服务，而是选择所谓“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推动出口增长以及国家主导、与西方对抗争霸的经济模式。
西方政府所担心，这种经济模式不仅损害了其它国家相应行业发展，还会影响到国家安全。中共经济争霸模式必然会遭遇西方的科技围堵，中西贸易方面的冲突、对抗也会加剧。
不顾民生 中共推行经济争霸模式
二十大以前虽然中共党魁习近平也插手经济，但因为受到强调市场作用、保民生、保就业的总理李克强制约，尚无法完全主导经济，李强上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今年中共二会上李强在报告中缺乏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并首次把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政府工作的首务，新增了“新质生产力”，而扩大国内需求和保民生不再是优先目标，反映出李强在不折不扣执行习的想法。
中共二会上释放的经济政策信号，加剧了西方的担忧。美国情报界的最新报告评估说，“北京明白问题所在，但它正在回避改革，因为这与习优先考虑的国家主导制造业和工业投资的方针相悖。”
美企高管在“中国发展论坛”（CDF）也得到相同信息，CNBC透露，一名刚参加过论坛并跟习座谈的美企高管说，中国的商业环境仍然很糟糕，而中共党魁却明确表示，北京不会放弃经济集中制。虽然会谈中多次提到私有企业，但习总是把焦点又拖回到对主导经济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支持上。
3月29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发布了《2024国家贸易评估报告》（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共在关键产业上，制定了必须使用非市场手段才能达到的目标，企图成为全球关键产业的主导者。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联合创办人荣大聂（Daniel H.Rosen）和合伙人洛根．赖特（Logan Wright）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分析说，经过二十多年强劲投资拉动型增长之后，中国现在需要消费拉动型增长，然而在过去两年里，情况却恰恰相反。
北京拒绝优先考虑内需，并公开诋毁增加福利等刺激消费计划，继续推动出口增长行业。在2022年和2023年，中国内需放缓导致该国出口超过进口的数额，达到令人震惊的1.7万亿美元。
中共正推动的出口拉动型增长，财政部预计今年财政总收入仅增长3.3%，但出口退税支出预计增长9.9%，商务部预计进口关税仅增长4.1%，表明2024年的贸易顺差不会减少。
这可能导致西方公司破产、工人失业，不管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担心这一趋势。
文章认为，若要短期缓解扩大内需，需要强有力的财政刺激；若要长期解决，必须将资源从国家转移到家庭，或直接向民众发现金、持有国企股份，或间接改变税收政策，或补贴住房、养老、医保等方面的服务。
但在两会上没有出现任何类似的政策信号，当局继续将信贷和财政资源用于地方投资，而不是直接向家庭转移，党魁还嘲笑此类措施是“福利主义”；中国2024年预算赤字目标为GDP的3%，与2023年持平，意味着不会实施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扩大7.2%，远远快于政府总体收支增长，发出的信号是，北京准备将军事投入置于可持续家庭发展或人力资本投资之上。
文章说，中共不仅拒绝促进与世界其它国家建立更可持续贸易关系的具体改革，而且拒绝任何改革的必要性。
中共国家税收收入仅占GDP的14%左右，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的平均水平。几年前中共官员还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必要改革税收，但今年则表示合适的税收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北京的目标将侧重于高质量发展。
加州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经济学家俞伟雄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这种经济政策是错误的，中国过去长期以来整个国家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国家投资严重偏高，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经济结构。
他说，现在因为经济下滑，房地产泡沫破灭，通常消费投资的意愿都会偏低，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出面减少税负，增加家庭消费，提高社会福利，让养老、医保等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支持，然后消费带动内需，这样企业产品就能卖得出去，增加就业。这是唯一能够真正有效解决中国现在经济困境的方法。
“但中共不这样走，而是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方式想要超英赶美，藉由发展所谓新质生产力加速中国经济快速成长，是会失败的。”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对大纪元表示，当一个国家经济有问题的时候，自由民主国家民众有选票，他们的政府都要把钱发给老百姓，而不是发到那些烧钱的创新企业那里去。但习近平是在老百姓的民生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就要弯道超车，把钱拿去砸高端。
“所有国家的发展包括经济技术变革，都应该以民生为导向，这才比较平衡，但如果你片面追求技术，最后都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说。
令人担忧的新质生产力
荣鼎分析师文章说，中共人大政府报告将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业列为“新质生产力”，报告用整节内容描述如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面向未来的产业”，旨在“巩固和增强（中共的）领先地位”。
但中共寻求扶持的行业恰恰损害了外国的相应行业，这种产业政策特别不受世界其它国家的欢迎。
中国经济成长的动机来自于内需，这些新产业很多都是高度自动化，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高盛2023年的分析发现，中共优先发展的三个主要产业——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可再生能源，仅占中国GDP的3.5%左右，也不够大到为数百万生活艰难的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俞伟雄表示，中共传统上就是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当中央有一个目标，在极权统治之下，地方政府为了要升官就会想办法扭曲经济现实，去达到目标，会产生很多的过度投资，造成投资泡沫。
“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政策没有用，因为这东西民间没有需求，不会有人买，那生产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这些产业政策再继续推下去，就是错上加错了。”
俞伟雄说，国家本来可以拿这些资源去做一些社会福利，增加民间消费，但把资源拿去补贴这些产业，民间消费就受到限制了，只会继续延长加深经济低迷。
王军涛表示，西方的产业升级，都是靠民间的力量，政府最多给他们一些支持性补贴。但如果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主要救助对象是民生企业和老百姓的钱袋子。
“但习近平不救老百姓的钱袋子和民生企业，补贴到高水平的新质生产力这儿。新质生产力主要不能带动经济发展，一个国家不可能靠新质生产力吃饭，经济发展的主体还是老百姓吃喝拉撒睡，还是要靠那些烟火气重的企业。”
他说，现在很多老百姓没有尝到实惠，就说明钱全都砸到那些高科技部门去了。但这些东西不解决国际民生问题，那些东西搞来之后，自己国家的老百姓没有钱的话，还是要出口到国外。
王军涛说，这种模式走不长久，只是在已有技术基础上打造一个新的竞争，但实际上创新需要自由体制，那些更新的技术现在都在别人手里。像电池日本现在马上就要创造出来新的电池，出来之后会改写现在竞争格局，中国可能又要落后了。
“我觉得习不通人性，”他说，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想过好日子，他让大家勒紧裤带忍受痛苦，这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或产业升级，都应该是循序渐进、自然产生，但拔苗助长、用大外科手术的方式，对产业结构进行改造，实际上是破坏了原有产业生态的内在协调，会给经济带来很多灾难。
世界不再容忍
荣鼎分析师表示，二会的经济政策将加剧而不是减轻外国的理担忧，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一套经济政策推迟必要的变革、并加深经济对外国需求的依赖，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免受中国廉价出口产品造成的损害，外国政府将越来越多地诉诸反倾销工具。
令人担忧的是，北京似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努力来纠正这种不平衡，中共正在为自己与世界各国经济体的对抗做好准备。
在中共当局公布这些政策之前，欧洲官员敦促北京考虑中国出口商品对欧洲工业和就业构成的威胁，美国财政部官员访问北京时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但中共显然没有考虑西方政府的这些要求。
文章说，中国的贸易失衡对世界其它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北京应该承认西方有正当理由推出贸易保护政策，如果外国政府开始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措施，中共不应感到惊讶。如果北京无法承认这一事实，那么七国集团最终将自行制定解决方案，而不是与中国合作。
中共当前政策必然会导致贸易冲突加剧，不仅是发达经济体，巴西已经对中国进口钢铁发起反倾销调查；印度提出的反倾销令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南非贸易委员会最近完成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评估，并确认存在倾销行为。
目前美欧都不约而同提出反制措施，对中国电动车等展开安全调查或设立贸易壁垒。
3月27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Louise Yellen）表示，她将向中共官员提出产能过剩问题，中共的出口战略给太阳能、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行业构成全球稳定的供应链带来威胁。
耶伦说，中国的产能过剩“扭曲了全球市场的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企业与工人的利益，也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与工人的利益”，“导致供应链集中，对全球的经济适应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俞伟雄表示，习近平的经济思想跟政策是旧有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当然不会重复毛泽东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是百分之百的灾难。它有些市场成分，但国家主导成分更高，他们误以为这个很有效。
他表示，国家主导通常是用各式各样的补贴发展各种产业，像电动车，大量补贴当然会养出一些精品，但过程中造成很多浪费，那些获得大量补贴的企业生产过多的电动车，国内消化不了，必须想办法要出口，就会引起与欧美的贸易纠纷。
“现在应该让民间能够休养，增加家庭收入，经济能够逐渐平衡过来，把一直强调重出口减少进口的重商主义彻底改变掉，这样搞就是以邻为壑，最后就是大家都不想跟你做生意了。”
王军涛表示，下一步中国会跟整个国际市场越来越相应见远，原来习近平说无所谓，但内循环搞不起来，经济一塌糊涂，他现在又要想回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他又从安全角度自我设限。
他说，事实上是习促成了一半脱钩，另一半脱钩是美国，为了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PRC）利用美国的技术市场和资金打造一个挑战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它进行高端的封杀。但是中共自己从安全角度封杀，那就太厉害了，因为大规模制造业投资，都需要对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前景和政治稳定性进行分析，结果不许它调查信息，当然就不能再投资了。
王军涛表示，现在外资都离开了，但像FedEx必须得跟中国合作，因为美国并不能在中国开邮政系统，中国也没有在美国开，其实都是双方要有一个对接，两国之间还得有通讯，所以这些合作还可以继续进行。
俞伟雄表示，现在就是美中对抗的一个格局，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没有减少，未来搞不好会增加，现在欧洲可能也要增加关税，都会持续下去。
“现在对中国比较有兴趣的其实就是一些金融服务业，像高盛、摩根大通他们其实并不是把钱带进中国，只是提供一个服务，希望中国用户能够投资到他们的金融项目，所以愿意留在中国，但是并没有把国外的资金带进去，大家都知道风险很高。”
王军涛表示，往下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香港，全球资本主义原本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但可以在香港进行结算，当香港不能再作为一个自由世界，中共自己制度直接面对西方的时候，实际上就会让西方感到没有办法跟它合作。
王军涛提到，当时中共要搞这个国安法的时候，当时共产党出身的香港股市负责人就写长文，说香港特殊地位不要变，变了的话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就会和中国社会主义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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