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4年05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每当中国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共就会要求政府部门要过紧日子，并大力宣传政府过紧日子为的是百姓“好日子”。但这种政治游戏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快经济收缩，中共为了政权安全，根本不会真正放手发展经济。
过紧日子的政治游戏
中共总理李强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之后中共财政部正式发文，要求中央及地方财政落实“过紧日子”政策。
中共各地官员们迅速反应，推出相关措施，严控“三公”经费和紧缩一般性支出，今年至少有 21 个省级政府削减了公务用车预算。贵州省省长承诺省级机关事业单位按照15%的比例统一压减公用经费；湖南要求2024年省本级办公用房维修经费压减40%，更新公务用车必须同时达到“使用年限超过8年”“行驶里程超过25万公里”的条件。
云南省统计局要求夏天不要将温度设定在摄氏 26 度以下；内蒙古当局表示，政府机构应尽量减少购买新设备；四川宜宾市要求官员使用质量较差的纸张打印日常文件。
云南一家国有炼铁厂敦促员工严格控制各单位的瓶装水消耗量，并鼓励员工自带水杯；内蒙古一个县鼓励政府工作人员1 公里以内的距离步行，在2 至5公里的距离内骑自行车，在更远的距离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严重的财政危机，真的没钱了，已经掩饰不下去了，只好叫公务员勒紧腰带。先顾好跟维稳有关的军队、武警、公安人员，其他公务员就先砍约聘外人员，再让约聘内互相支援，节省公务员的部分开支。
对于政府现在为什么没钱了？吴嘉隆解释说，以前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上级重视和升官，就借钱拼基础建设，这叫债务经济模式。问题是这些建设工程上很漂亮，但是没有经济效益。最典型的就是贵州山区里面修了很多高速路和桥梁，没有经济效益就变成债务，要养这些基础设施，还得再额外花钱。
“尤其是房地产危机之后，地方政府没有办法批地取得财政收入，这种缺口大约占40%的财政收入，现在只好砍公务员的工资奖金。”
吴嘉隆表示，原本1990年代末朱镕基时代，中央财政已经不够用了，就把地方的税收拿过来，让地方可以出售土地，这叫土地财政，又续了20多年的命，一直撑到现在。
“现在搞不下去了，因为开发商拿地盖出来的房子，根本卖不掉。现在他们不敢去银行贷款搞项目，地方政府就没有卖地收入，然后要中央给移转收入，中央也没钱给。财政危机就这么简单。”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过去的财政依赖于大量的出口、外资和房地产，但现在这三方面比过去大幅下降，有些行业甚至已经萎缩，导致财政困难。
他补充说，2012年到2020年这八年，由于当时要反腐要重新洗牌，要取得公务员跟军队的信任，公务员工资平均有3到4倍左右的增长，而现在基本上不再需要用这个方式去收拢人心，所以就把公务员工资又降回去。
过紧日子反而制造新经济困境
专家表示，当局应该专注于如何让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减少债务，而所谓过紧日子不可能明显缓解财政压力，相反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经济收缩效应，形成恶性循环。
吴嘉隆说，公共部门花钱少了，民间经济收入当然就少，整个内需就下行，又会带来下一波紧缩压力，这在宏观经济学里叫节俭的矛盾。大家都一起过紧日子的结果，经济就不断的收缩，收缩到最后就形成通货紧缩的预期心理，经济就更难翻转过来。
“凯因斯早就提过这个问题，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不能强调过紧日子，而是要相反，让大家敢花钱肯花钱，才能够把总需求找回来。”他说。
黄大卫认为，如果中共真想搞好经济的话，应该鼓励民营企业，但现在反过来国进民退，减少民间资本。
他分析说，北京的想法是更多想的是能够控制在手上，能够听北京指挥，能够按照政治需要发展经济，这才是它想要的经济。它觉得民间经济再好，跟政治上面的需要并不是完全符合，但是这个难度非常高。
“但从过去历史来说，计划经济跟国有企业能够做好的话非常困难，因为它面临了一个A去管B的钱，花C的钱的问题，人类历史发展这么多年，这个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收割韭菜有新招 老百姓的日子更苦
中共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今年3月份表示，过紧日子的目的是节省日常开支，以便政府能够 “集中财力办大事”，“党政机关每节约一分钱，就能多花一分钱在民生上”。
吴嘉隆表示，“说什么党政机关每节约一分钱，就能多花一分钱在民生，不是这样的，就是纯粹没钱了，哪来多花一分钱在民生？就是没钱了。”
黄大卫认为，所谓集中财力办大事，就是从政治上面考虑的一些重大举措，与一般老百姓可能关系并不大。如什么一带一路、外宾接待各方面，对国外的支持力度还会增加。“说多花一分钱在民生上，目前来说还停留在说的层面，没看到下一步行为，真的要花钱到民生的话，可能就增加老百姓的福利、减少税收，目前还没看到这一块。”
中共党媒大肆宣传说政府过紧日子为的是百姓“好日子”。但最近以来，随着重庆燃气收费诡异暴涨事件，人们发现地方政府失去卖地收入后，电水汽、交通、通讯等公共服务费用都上涨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乱罚款现象。
据中共财政部网站数据，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7.7%，降幅较1—2月扩大3.7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同比增速则从1—2月的8.6%加快至12.2%，这表明中共利用公权力抢钱的力度在加大。
吴嘉隆表示，现在因为财政危机，又找不到新的收入来源，各个地方政府可能会有很多的罚款或者涨价，比如说卡车通过就说超重，然后就罚钱，等于说地方政府在抢钱，中央政府能抢的就抢，不能抢的也只好缩衣节食。
他说，财政收入没有钱，到处想办法变相加税，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末期都有的现象。像明朝中央要承担维稳的开销，然后就变相加税、横征暴敛，大印钞票导致通货膨胀，然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起义，最后改朝换代，中国历代都这样。现在就是进入到最后时期。
在中国经济下行与政府收割的双重压力之下，民营企业与一般百姓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
“现在经济老惨了，”河南吊车司机丁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今年我们开吊车的司机都没有活干，成天歇业，业务少了得有七成。盖楼、装卸东西都要用吊车，在疫情的时候一直还能干着活的，现在都干不成活。”
北京便利商店老板王先生告诉大纪元，在大陆经济萧条是一个普遍性现象，北京偏僻一点的门面都租不出去。北京现在除了上下班点儿，人都很少，都很萧条。所有人都念叨说这人都上哪儿了。城市没有工作了，不能老在城里待着，很多人都回到农村老家去了。
长沙张先生对大纪元表示，跟以前相比现在什么都最少掉到80%了，比如股市跌了好几成，现在一下降到2000了。房价被恶意控制，不准便宜卖，如果没有严厉控制的话，房价掉得都吓死人了。
“好多上班的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拿不到，不要说降连发工资都困难了。现在就好多送外卖，开了网约车，多得不得了，卷得很。这一两年走线去美国的，都翻了十几倍，东北的还有福建的，去年今年走的都特别多。 ”
青岛刘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以前青岛企业现在很多都走了，搬到越南去了，都在裁员，都在降薪。青岛主要是外来企业支撑着，外资企业一走以后都没办法工作了。以前青岛还有一个城市环境奖，现在都没了，政府也没有钱了。
经济是中共的不治之症
吴嘉隆表示，中共要搞好经济很简单，就是要从制度、价值观层面认真思考，放松政治才能搞好经济。一定要搞好跟美国的关系，融入国际体系当中。与美国经济或国际体系挂钩，就有就业、税收、外汇进来。
“但一旦向美国价值观靠近的时候，社会就会更加开放多元，经济搞好的结果，中共可能会觉得对社会失去控制力。它其实就是强盗流氓、土匪黑道，整天要收保护费，失去控制不行，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
吴嘉隆表示，中共一直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是搞经济还是搞政治？它没有办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开放的政治当中搞好经济，在市场经济当中巩固政治基础。共产党不行，如果选经济的话，就得给个人自由、给产权、给保障，这些都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根本就是一个矛盾。如果要抓好政治的话，经济这边会崩坏，两者无法兼顾。
他说，以前中国经济会好起来不是共产党领导，而是美国给支持，就是向美国开放，让美国进来，资本、技术、订单进来，中国人当然就有工作做，有工资可以拿，就这么简单。
“什么叫开放，开放难道是对苏联、东欧开放吗？当然不是，开放就是对资本主义开放。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是市场竞争、用创新竞争。共产党的社会就是要用权力控制，这是不同的体系和概念。”
吴嘉隆表示，从早期建党到现在，中共最根本的问题一直是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搞不下去，才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经济可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搞起来，就没有这些问题。
“共产党一直没有改掉两个东西，首先它没有还政于民，回到正常；其次共产党永远在追求如何寻租，拿权力换取利益。像黑道大哥出来收保护费的概念，共产党永远都想要收保护费，它是在分饼，而不是把饼做大。”
吴嘉隆表示，美国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后来美国发现不对。为什么？因为中国加入全球化以后取得的好处都给权贵阶级拿去了，美国不是要扶持你的专制体制，不是要扶持你共产党，美国是要扶持中国人民、中国社会。
“所以美国帮中国搞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帮助了权贵阶级，包括红二代、军方等等，这些人当然就更加紧对国内的控制社会监控，从新疆、西藏到香港、台湾都是。”
（大纪元特约记者熊斌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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