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6日讯】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纪念学习雷锋活动四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官员们在大会上慷慨陈词：雷锋精神展示了共产党人的特殊品格，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需要用伟大的雷锋精神激励全体人民。新华社在专电中凸现了领导的号召——“全党全社会都要把学雷锋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于是，各大媒体上纷纷发表回忆雷锋的文字，以及各种各样“新时代”的“雷锋式的人物”的报道。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央视在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保尔柯察金》。当时，宣传部门和共青团系统也先后发起号召，要求青年一代掀起“学习保尔”的热潮。然而，无论是“保尔”，还是“雷锋”，都仅仅是某些老人怀旧的茶点，而无法激起情年一代的学习热忱。某报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雷锋与比尔盖茨谁是英雄”、“保尔与比尔盖茨谁是英雄”的大讨论。某著名作家撰文表示，盖茨开发软件的主观目的是赚钱，所以盖茨的金钱不像保尔和雷锋那样具有“穿越时空的精神魅力”。许多中老年读者也纷纷表示，保尔和雷锋才是永恒的英雄，因为他们为公，而盖茨则是为私，两者目的不同，所以只有保尔和雷锋才会永远受到人民的崇敬。他们还说，尽管两类人都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保尔和雷锋有一点却是盖茨没有的，即他们的精神中蕴含的“巨大的人格力量”。
在我看来，以上那些说法要么极其伪善，要么极其愚昧。先来说说保尔。当苏联极权政权已经灰飞烟没之后，依然有人推崇那些已被现实证伪的虚假理念，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些号召人们学习保尔的人，自己是不会对保尔感兴趣的，他们只对贪污和腐败有兴趣。他们要求民众没有私心，也就是让民众无偿地、心甘情愿地用血汗来满足他们的私心。当然，也有人也说这不过是重温当年革命年代的“理想主义”，回到保尔本身总没有错吧？比如作家梁晓声就一直作“大义凛然状”。然而，几年前苏联中央档案馆解密了许多秘密档案，其中就有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件。这位被神化的“英雄”，其实并不乐于充当官方的“精神样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日记和信件中流露了些许真实的心态，他对当时斯大林主义的猖獗和苏联社会的阴暗面都有一些冷峻的思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原稿，比正式发表的作品多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多出的内容显然是苏联领袖所不喜欢的，同样也是今天的某些中国官员所不喜欢的。
再来说雷锋。一九六三年三月，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红遍中国。然而，善良的人们忘记了，那时恰好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大地上躺下了数千万的饿殍。在我看来，雷锋神话的本质就在于：以“人民”的名义扼杀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将个体变成盲目而愚忠的“螺丝钉”。在当年几乎人手一册的《雷锋日记》中，赫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坚决打消个人主义”。在“历史规律”的面前，个体是渺小的“工具”，而非高贵的“目的”。四十年来，这出弱智的偶像剧不停地在上演着，甚至还有人炮制出了“美国西点军校也在学雷锋”的弥天大谎。为此，西点军校发言人还专门出来澄清事实：“我们的教育中不会出现与雷锋有关的内容，我们也不认同他所代表的价值观。”我发现，当“雷锋精神”被沸沸扬扬地“弘扬”的时候，恰恰是“德育教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今天，虽然这种“学习”是一种谁也没有把它当真的“大卫魔术”，但产生这种“怪现状”的文化根基依然牢固。学者任不寐深刻地分析说：“为什么说‘学习雷锋’是‘精神偶像运动’呢？那就是因为理性确认这样一种判断：在道德意愿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圣人和恶人都是谎言。一个人可能有些时候做好事或坏事，但一个人永远做好事或坏事绝对是不真实的。这种理性主义人性观在基督教思想中表达的最为彻底，使徒宣布：‘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除了神，谁是善良的呢？’这种观念一方面解除了对人间偶像的精神崇拜，另一方面为宽容奠定了信仰基础（由于每个人都有缺点所以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宽容）。在远离理性主义传统的地方，一方面人们崇拜精神偶像（对毛的个人崇拜、相信某些社团的伟大光荣正确都属于此类），把‘被造的当创造者’；另一方面又设定某些人为恶人（敌人、某某分子等等）而对他们残酷无情。这种善恶二元论是典型的原始思维，它代表了‘民族精神’千百年来的愚昧落后和停滞不前。”人人都成为雷锋或者人人看上去都像雷锋的国家，只有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
我认为，所谓的“雷锋精神”，既有违市场经济的原则，又不合民主政治的理念，而且与基本的人性相对立。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人，要么是智力有残障，要么就是大奸大恶之徒。一个人连自己不爱的人，又怎么会爱别人呢？“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人，古往今来只有一种，那就是奴隶。因此，一切蔑视个人权利的思想都是邪恶的思想，一切“大公无私”的神话都是虚伪的假象。思想家密尔曾经说过：“有一个原则，它与所有关于人类事务的普遍命题一样，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实用性。这就是，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一个人，当他有能力并且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忽视。”与之相似，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说：“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雷锋不应当是我们的榜样，他只是一个乌托邦年代可怜的牺牲品。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共识：只有尊重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的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我不知道保尔和雷锋的“精神魅力”何以“穿越时空”，我只知道比尔盖茨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大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精神与感情世界。比尔盖茨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人人羡慕的世界首富。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比尔盖茨第八次访问中国，他在中国掀起的热潮丝毫不亚于他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到的热烈欢迎。这种自发的“盖茨热”，让“拔苗助长”式的“雷锋热”黯然失色。《北京青年报》在评论中指出：“作为财富和天才的象征，盖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似乎只有英雄可以媲美。在中国公众的眼中，他的代名词还包括‘美梦成真’、‘白手起家’、‘绝顶聪明’等颇多解释。盖茨的令人瞩目是因为他仅仅依靠自己聪明的头脑和几项技术，在短短几年间成为拥有四百多亿美元的全球首富。”一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众调查显示：比尔盖茨完全符合人们对社会精英乃至“时代英雄”的期望——八成公众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知识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公众还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成功富豪的崇高形象——既富裕有不乏同情心，靠勤奋努力而不是投机取巧或钻法律的空子。盖茨所设计的软件将人类迅速带入了互联网时代，让数以亿计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信息。同时，他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慈善家，他捐款一百多亿美元用于全球的医疗、教育等事业，而且承诺在自己去世之后将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
雷锋、保尔、盖茨，究竟谁是真的“英雄”？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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