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8日讯】[自由时报编译陈泓达╱特译]在伊拉克战争落幕，美国总统布什口中的“邪恶轴心”已去其一后，一个以傲视全球的强大军力和经济力为后盾的“美国霸权和平(或大美和平)”(Pax Americana)时代似已隐然成形。然而，在华府以是否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支持恐怖主义为标准划分敌我界线的此际，也隐含数项不利于美国的风险：美国的财力是否足以承担一夫当关的世界警察角色，遏制所有与其利益相悖的国家或势力？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国防部明年度编列的预算约达三千八百亿美元，超过俄罗斯、中国和欧洲国防预算总和，但此一金额仅占美国当前总体经济规模的三‧四％，尚不及冷战高峰时期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比率的一半。 即使重建伊拉克和其他遭战火蹂躏国家的外援经费可望倍增，每年达到约四百五十亿美元，然而这项开支占ＧＤＰ的比率亦不及一九六○年代甘迺迪总统主政时期同一项开支占ＧＤＰ比率的一半。这是因为今日美国的财力和冷战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资讯科技的发展造就了精准炸弹和募卫星等先进战争机器，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型构其帝国版图的优势军力，正如十九世纪纵横四海的大英帝国一般。
因此，就狭义的大美和平而言，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此霸权稳定论的背后也有若干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
▲出现不利的战况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波尔战争终结了大英帝国的日不落盛况，四万五千名英军在南非折戟沈沙，大笔军费严重斲丧国力。一九七○年代陷入泥淖的越战则宣告美国外交政策扩张主义的结束，为挹注越战的庞大军费，詹森总统的增税政策引爆财政危机，越南的丛林鏖战引发美了国长达十年的通货膨胀。
▲外资转趋看坏
大英帝国全盛时期，伦敦汇聚了全球最大宗的债权，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亦如是。如今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已成为全球负债最多的债务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因而成为评断经济是否保有活力的重要征候。但在军事扩张时期，外资对美国经济前景显然难以乐观。外资掌握约四十％的美国债务，比十年前多出一倍，西雅图、南卡罗莱纳州等区域的经济腾飞均受惠于外资。
外资撤离将引发灾难性后果，对华尔街和传统城乡皆然。最危险的可能性并非外国因华府发动新军事攻势大举反弹，进而有计划地抛售美国资产(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很小)，而是外资认定美国有意借着让美元钜幅贬值，来清偿其持续攀升的贸易和预算赤字。(近来布什在财政当局并未干预货币市场的情况下，仍不断疾呼需“强势美元”，其背后动机就是要避免此一情况。)
▲贸易流量骤减
自二战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一般均领先全球产出约两个百分点，凸显贸易做为经济成长火车头的角色。科技的推广，以及关税逐步削减，在在强化了贸易势将持续扩张的认知。但贸易先天上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取决于强权国家的政策选择。二战后，美国贸易政策始终与扩张性外交政策环环相扣。美国在战后协助德国和日本重建，使其成为美商贸易对象和资金出口，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案例。
目前，美国正积极与中美洲、非洲和中东国家签订贸易协定，以免这些政经情势动荡的国家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但这类挟带政治目的的经济策略潜力有限。另一方面，在美国和欧洲立场扞格且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全球贸易谈判亦停滞不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先制攻击的战略是否意味着多边主义崩溃，进而催生一种有如蜘蛛网般绵密交亘，但无法创造显着经济利益的区域贸易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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