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忆帆加州采访报道/《争鸣》杂志1977年在香港创刊﹐2002年底创办人温辉(火军)先生与各界人士在美国东西两岸分别举行了创刊25年庆祝活动。今年初﹐温辉先生在美国加州逗留期间接受了大纪元记者采访﹐谈了他的个人经历以及《争鸣》杂志25年所走过的风风雨雨。
温先生1921年出生于广州，后移居香港，一直在《文汇报》这家共产党在香港的报纸任编辑、主任。25年前，告别了共产党，创办了《争鸣》杂志，专门揭露中共的黑暗内幕。
温先生说，“我年轻时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好感是因为对旧社会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我所见，是一个很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自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感到应该有一个力量能够改变这个社会。当时只有共产党大张旗鼓的宣传它们要改造社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要使这个社会变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个主张很有吸引力并使我非常尊崇，于是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后来被调到《文汇报》，25年来一直跟着党走，开始没发现什么，一直到文革时我的思想才开始转变。”
温先生说，“文革末期我去了趟广州，在那里碰到一个石油工人。他对我说，你在香港，希望你能做些事情帮助这个国家，使它的政权有所改变。这句话一直以来成了我精神上的压力。这是从公众、人民的方面来考虑，要促进中国的民主化。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前25年我一直在共产党的战车上，犯下了一些我自己不可原谅自己的罪过。我想如果创办一个杂志，以此表达人民的声音和意愿，使得极权制度能够改变，那么我的心里会比较舒服。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我办了《争鸣》。至今又是整整25年，是完全不一样的25年。”
以下是大纪元采访纪要之二。
记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还是个画家，有很多的画作，您多画些什么？
温：小时候就迷上了画画，上了共产党的战车后继续画，那时候是画漫画，大概画了一千多张，每天都画，每天都发表。我手上也有些许权，可以随时发表。那是25年前的事了。宣传共产党的我没有画过，反美的漫画常画，不光在《文汇报》，所有左派的报刊都发表过我的反美画作。
记者：为什么你有那么强烈的反美情绪？
温：因为相信毛泽东，相信毛选。毛有一条很坚定的概念，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其实是一种争霸的思想。他有很大的志向，要和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苏联、美国争霸。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当时很鼓舞我，“我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最后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要创造新世界，美帝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如果要创造新世界，就一定要反美，当时的逻辑是这样的。后来才越来越感觉，美国是一个保卫世界民主、和平的国家，现在如果谁对我说美国实行霸权主义，我会说，是的，你可以说美国是一个世界警察，但幸亏有了这个世界警察，不然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全球一片红”了。你是希望 “全球一片红”， 还是希望虽然有一个世界警察，但这个警察正在保护着人类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会这样对他们说。
告别了共产党之后，我的画也全然不同了。主要表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有感于人生的道路，人生就是应该与邪恶势力，腥风恶雨搏斗，这部分的画表面上看像是纯粹的风景画，人物不多。另一方面是直接表现共产主义的没落。
毛泽东有句明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可是伟大领袖的语录，很有点道理。他斗刘少奇，斗很多人，残害人民其乐无穷，我们斗这样一些残害人民的人也是其乐无穷。
我画过德国的柏林墙，89年我到那里亲手凿过柏林墙；画过捷克的布拉格……；画过罗马里亚的“革命广场”，当时的独裁者齐奥塞司库曾在那个大厦上对着着几十万民众宣称他们一定会胜利，后来就在这个广场被推下来，这个广场后来被称为“革命广场”；也画过苏联变成俄罗斯那一刻。当时很有趣，叶利钦上台的时候很多人不了解但却拥护他，当时我在莫斯科，参加了一个拥护叶利钦，反对共产主义的游行。我很少出现在《争鸣》的封面，但那次我上封面了，和那些示威游行的人拉起手风琴一起唱歌，因为他们唱的歌刚好我也会唱。更有趣的是这个示威还没有完，另外一个示威队伍就来了，那是一个支持共产党，歌颂斯大林和列宁的游行示威。都是那些苏联的老党员，很老了，失去了权利。那一幕后来就构成我的一幅画：莫斯科的红场上，有小猫三、两只，高举着斯大林的头像，要求保持过去的共产党专政的政权。那幅画就是反映当时的现实。
我作画预示过香港回归后的变质，所有的法院上面那尊护法女神塑像，她手里拿着那把代表法律公正的天平自从共产党来了之后被泡在水中，被淹没了。
我还画过中共残暴地镇压了六四天安门和平的学生运动，就象一只凶狠的鹰抓住了一只鸽子。这是一个颠倒，他们称学生是反革命暴乱。画的下面告诉读者不要把这幅画倒过来看。妙的是香港报纸居然把它倒着印刷，大概是排版坊的工人觉得没有理由倒过来，应该倒着看才合乎情理。
最有趣的是香港回归前夕我在香港的一次个人画展，整个画展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幅画。这一幅画宽12尺，上面是全世界历来最突出、主要，人所共知的一百个暴君、独裁者，有希特勒，秦始皇、斯大林……画的题目是“地下欢迎会”。这些人在开欢迎会，他们在欢迎谁？那个人就是我要揭露和刻画的，但他没在画中出现。画中的人物都在往这边看？似乎在恭候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拾阶而下。画的题字是“欢迎你！1976年9月9日”。七六年九月九日是毛的死日，死了之后他就下地下，于是地下这帮人为他开了个欢迎会，暗喻毛就是暴君。这画曾在很多地方展览，在法国、纽约的几个地方、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三藩市都展出过。
香港回归前我用它在香港作过一次试验展。之前香港各大出版社均用彩色专页印刷广告，大肆宣传。开幕的那天很妙，画还没挂上，香港的传媒都到了，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来干什么？来看我的这幅画？当然不是仅仅来看这张画，是来看这幅画的遭遇的。因为当时共产党在香港的势力已经很厉害，曾经有一部写红卫兵的电影，共产党一声令下不许放映，香港政府马上遵命禁止上映。当时大家都感觉这幅画属于被禁之列，不可能展出的，展不出就有新闻，所以都来齐了，访问的，照相的，摄像机当然比现在这里多得多，而我在其中俨然像一个明星，心里特别好笑。谁知画挂上之后平平安安，一个外国记者甚至在那蹲了2个多小时，结果徒劳无功走了，那是97之前，97后我离开了香港。
记者：在您刚才的那幅画里毛泽东是个暴君，文革之后几十年的一系列运动是否都因为当时有一个残暴的君主？如今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接替了江泽民，你是否觉得中国会有希望，前途会比较光明？
温：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刚才谈到的自己的思想变化，正好是我要补充的。“四人帮”或者“五人帮”倒台的时候我很欢喜，但很快我就发现了问题，换了人，不换制度是没有用的。这“四个”下来了，还会有另外“四个”上去。这个极权、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制度一天不倒，国家不会有很大变化。所以我在《争鸣》创刊不久就写了篇“不能依靠包青天”的文章。后来朱镕基，“朱青天”要上来，我并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由不得你，不论谁上来，这个制度都要制约着你。
至于胡锦涛上台后会如何？应该分两方面讲。一方面，目前权力最尖顶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控制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江泽民一帮人，也就是“江家班”的手里。江家班中最突出的是曾庆红，他本来连政治局都进不了，居然能够把他捧到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见江在党内高层还有一定能量。在这个由江泽民或者江泽民加曾庆红操纵的最高权力中心下面，中国能否在近期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看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还牵涉到胡锦涛自己。即使胡锦涛是个明君，是个要求开放，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也得经过一个积蓄力量、团结力量、铺开自己的阶段，展开一场很险恶的斗争，这都要时间，在一段时间内很难有所作为。而现在胡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我在纽约这么说，在三藩市也这么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希望他是这样，但愿他不会因为制度的制约，而走向我们希望的反面？目前看来有些迹象似乎不错。最新的一个迹象是《南方周末》登了全国的十个风云人物，胡锦涛是第十一个，十加一。这马上招致中宣部的压制。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胡锦涛的信息，说明胡并不是在舒舒服服的铺开他的政策。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要研究。但我很相信另外一个信息，就是江家班正在搞一个阴谋，要在大陆、香港、美国、加拿大、澳洲、世界的传媒，凡是中共黑手所能及的地方，散布胡锦涛无德无才，远远不如江泽民。所有胡的作为，对的都是江泽民步置下来的，不对的都是胡锦涛的责任。这是一个倒胡的阴谋。我在美国，那边听到大陆的这个消息，这边果然这些言论已经传到我耳朵了，说胡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说胡不可靠，散布关于胡负面的东西。
从此也可以看到党内的斗争很激烈。如果江很轻易就可打赢一场倒胡的战争，他就不需要搞这么多名堂，现在他搞得那么复杂，证明他的对手也很有力量，所以除了明的一手外，还要有暗的一手。《南方周末》是明的，散布言论却是暗的。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些希望。但我认为希望归希望，要看实际。有种说法是换人没有用，一定要换制度，这很对，但制度也是要人去换的。所谓“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中共中央内部，中南海的人，另一个层次是广大的人民，这两个方面的力量能够结合起来就很有希望了。问题是上面有组织的力量究竟如何？下面无组织状态的力量能否走向一个有组织的状态？
记者：关于江泽民执政这十三年您有什么评价？
温：江泽民可是个“很伟大”的领袖。他可以在国王面前梳头，可以随便掀起音乐大师莫扎特的钢琴，那是人家奥地利的国宝，他居然可以揭开琴盖就弹奏；最近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居然与两个美国人一起唱“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居然在大庭广众与外国人一起唱情歌。那首歌的中文大意是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谈情说爱。他确实伟大，这样的国家领袖，这样的前任总书记，是历史上没有的，是看不到的，将来为他写传记的人应该好好地写上这一笔。江是一个什么人，是个小人，只有小人才会有这样的表演。江是个野心家，野心很大，我曾经把他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比较，他的心态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心态。一方面野心大，一方面要让人家相信他不但高高在上，而且无所不能，懂音乐，懂拉二胡，会唱情歌，会梳头，什么都懂……他的心态是自然发出的，制止不了的，即使他旁边有个秘书说，你不要梳头，人家国王在这里，他还是要梳的。他的表演欲、表现欲，从心理学分析就是一个大野心家的所为。
江泽民沿用了邓小平留下来的所谓改革开放。我加了“所谓”两个字，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改革，只不过是引用某些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市场经济模式，变成中国经济运行的一部分，其它没有改革，政治改革根本就谈不上。他们整天说的政治改革实质上只是行政改革，即使这个行政改革也是很低水平的改革。当然邓的改革也确实使经济出现了一种新局面，使一部分人的生活有所提高。江泽民继承这些，其实当初他是反对的，他比邓小平更左，邓当初把他搬来北京的时候，他应该跟着邓的路线走，可是他曾经反过邓小平。所以才有邓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是针对江泽民的，教训他不要搞左，虽然邓自己也左。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
当时李鹏他们不服江泽民，然后才有邓小平那句“不要不服，要服，要服江泽民。”邓一方面打了江泽民一下，另一方面又安抚了其他人一把。如果说江泽民曾经作过什么似乎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的事情的话，那是邓小平路线的延续。一句话，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江泽民时代”，这十三年如果中国有什么改变，那也不是江的功劳，只是“后邓小平时代”。他有什么创新？没有。“三个代表”根本不成为理论，是废话、笑话。所以得不到支持。我估计90％的干部都觉得所谓的“三个代表”只是一个笑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