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1日讯】曾有人提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的问题，又有人根据危险指数、实力指数和综合指数，为中国十大敌人排座次，依序为俄罗斯、日本、美国、印度、韩国、越南、澳大利亚、印尼、菲律宾，而十大敌人第一位是：中国。因为，历史证明，唯一能打败我们的，就只有我们自己！
这个回答大有见识，不过，还不够准确和到位。中国的内伤外创种种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呢，病因何在？两个字：专制。这个垂数千年而不死的邪魔阴灵，乃是万恶之源、万灾之根、万罪之本，是国家肌体上最大的毒瘤、心腹中最大的苦痛！一切特权腐败、愚民政策、国内霸权主义、国家恐怖主义…，都是它下的蛋！当今中国种种问题，如”处于警戒线的金融黑洞化、财政赤字化、债务社会化、国企空壳化、腐败制度化、社会两极化、生态污染化、农村凋敝化、城市失业化、道德真空化……”（刘晓波语），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或大或小的原因和线索。
清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杰出思想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专制于国于民的巨大危害，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谭嗣同、梁启梁等维新改良派，痛斥它为罪恶的渊薮。俟后革命群雄，更是与它不共戴天，高举革命大旗，打倒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然而，专制的灵魂依然在神州大地上游荡，依附在走马灯似的”新政权”身上，只不过不换酒而换瓶，不换药而换汤，君主专制换成了军主专制或党主专制而已。不论招牌怎样改，本质不改，而且某些方面还变本加厉起来，而它历史上曾经具备过的一定的的合理性合法性，早已彻底丧失。
有主就有奴，有专制就有奴才，它们是一体两面的连体怪婴，相辅相成、唇齿相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卷下)”。奴才主义擅长的是卑躬屈膝、搬弄是非、幸灾乐祸、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投机取巧、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等，拍主子的马屁，谋一己之利，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有利益，没有是非，只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至于国家民族、良知正义，那都不过是媚主求荣、欺世盗名的假面具和口头禅而已。
中国传统士人本来就多乡愿而少硬骨，经过十年浩劫的摧残和八九学潮的镇压，知识分子的整体道德水准更是降到历史最低点，除了王若望、李锐、茅于轼、于浩成、胡平等极少数豪杰之士外，绝大多数都已卖身投靠，成了文化狗腿子思想鹰爪孙，成了党用文奴。朱穆之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此君早年在北京大学就学时即投身于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曾担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等职。退休后任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据说他“致力于人权研究事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权问题的讲话、文章，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并出国访问，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和发表演讲，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一系列有关人权问题的讲话、文章”，老枭也没兴趣过目，但今日在《报刊文摘》上不小心看到他“阐述中国的人权观”，忍不住勃然而怒。
他说得好听极了：“中国主张全国人的人权，反对只有少数人享有人权”，仿佛西方民主国家只有少数人享有人权，仿佛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有多好。西方社会人人享有的选举权、知情权、言论权等基本人权和“四大自由”，大多数中国人民享有吗？中国恰恰才是少数人享有人权（特权）。
对于诸如此类显而易见的狡辨和谬论，已无必要浪费笔墨进行批驳。对于朱穆之，我素不相识，也无私怨，老枭是想借此敬告广大知识分子：不论你们为官为民、从商从学，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希望能自尊自重，培养一点“耻德”，不要再为特权阶级作伥作奴了。专制主义是人类生活、人类良知之大敌，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之大敌。资敌以粮、为贼辨护，只会贻笑大方、遗臭天下，成为民主自由的拦路虎，成为世人眼里的狗奴才无耻之徒垃圾生产者！
朱穆之作为一个早年即参加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不会不明白民主、人权的常识，不会不了解专制殃我人民、祸我中华的大恶大罪。退都退了，权力名利、荣华富贵也都有过了，仍那么卖力地涂脂抹粉帮闲帮忙，何苦啊！谨借南宋大儒陆九渊一言以赠：“不善之不可为，非有所甚难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于甘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无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拾遗人不可以无耻》)。
──转自《北京之春》2003 七月版 www.bjz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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