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8日】最近，大陆财经报刊纷纷报道的一件事就是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民营银行试点方案研讨会。长城金融研究所由大陆旅居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徐滇庆三年前创办，专为民营银行摇旗呐喊。徐滇庆的主张是允许民间资本通过竞争进入银行业，由此建立公平的准入和退出规则，为大陆银行业开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徐滇庆提出了五个具体的试点方案，要求大陆金融当局批准。这个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请大陆的知名经济学者支持这一创议。 据7月28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与会学者的关注特别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如何防范民营银行的道德风险，尤其是防范民营银行通过大量的关联贷款来监守自盗。有人主张增大控股股东的股本比例，使之超过百分之五十，而有人则主张干脆在三五年内禁止民营银行发放关联贷款。这些议论虽然各有道理，但都没有触及大陆银行业面临的要害问题。
大陆学者之所以特别关注银行业的道德风险，是因为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今日大陆的银行已经成为一个拿别人的钱大谋非法私利的特种行业，银行不仅内部监守自盗成风，而且无法控制不良贷款的恶性膨胀。据美国标准普尔估计，大陆用于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成本，将大大超过官方估计的4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超过大陆GDP的百分之四十。（见大陆7月28日《经济观察报》）面对日益深重的银行危机，大陆学者和决策当局的改革思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强监管，另一个就是提高私人资本的比重，包括引入国外银行资本。但是，正如朗咸平教授最近指出的，”银行改革是一个次于经济改革的课题，绝对没有可能在一个不良的经济体系质素下先行”。（出处同上）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郎教授介绍了三位世界银行专家不久前完成的一项研究的惊人发现：一些国家的”政府加强监管的方案不但没有达到原先提高效率和稳定金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更坏的负面效果”。郎教授提醒大陆的公众，做好心理准备，”加强银行监管只可以减少银行内部的巨贪，但是不能解决银行庞大的坏账问题”！ 那么，解决银行的产权问题是否有助于缓解银行业的危机呢？郎教授也否定了这个思路。他说，”研究数据表明，银行业的盛衰主要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当地法制化水平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坏账比率都很高，这是经济转型期间很难避免的现象”。
郎教授批评大陆当局目前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是病急乱投医，提出了一套着眼与长远的对策，其要点是人员和业务专业化，风险分散化，信息集中化和贷款零售化。这些改革措施都很有道理，不过与郎教授所强调的经济大环境的质素，关系并不直接。
郎教授为什么不就他强调的经济大环境的质素问题作更具体的分析呢？这是因为他明白这个问题太敏感。大陆经济的大环境，最大的问题是国有经济的比重太大。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私有银行，都必须面对这个大环境。国有经济内部最大的生意，就是化公为私，银行如果不介入这个大买卖，等于是自绝生路。大陆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银行是个稳健行业，现在企业纷纷进入银行业，因为银行业回报高，但这并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的高回报，来自何处呢？正是来自银行对公共财富和私人存款的大肆掠夺。
正因为如此，仅仅创建一批私人银行，而不下决心改变大陆的经济大环境，无非是把掠夺别人财富的特殊许可证，扩大发放范围，让一些私人资本家，也有资格参与到这个原来只有国有银行才能够玩的游戏中来罢了。可以想见，这不仅无助于缓解大陆深重的银行危机，反而会使之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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