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0日讯】“洗脑”是美国人对大陆“改造思想”工程创出来的动词组，他们不相信受五千年古国文化熏陶的头脑会被中共洗净，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能抵御早已被西欧淘汰的共产文化，但后来他们却惊讶于中共思想工作渗透力之强，上世纪60年代台湾及美国华人，也难以抗拒，至于如何操作，美国及外界一窍不通。
可以用杜甫的诗形容：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949年解放军进北京带来的延安文化中，群众歌曲大获成功。解放军最先进驻北京郊外的清华大学，与大学生交流座谈，等到中央军华北剿匪司令傅作义接受整编（其实也就是缴械投降。傅作义的女儿与天津市长夫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市公安局大门外及周围的“小贩”已把公安局长李局长包围，中共的统战策反也打入了蒋介石的司令部。）
清华大学生组成几支艺术工作队，随军入城分别进入各区的许多中学，与师生“联欢”，于是中学生演讲队、歌唱队义务走上街头，大唱解放区歌曲。当时最令我感动的是解放军大兵们在东城区南小街老君堂胡同口内浴池前等候洗澡时集体合唱：
“我为谁人来打仗？我为谁人扛起枪？
为了爹！为了娘！我为自己来打仗。
为了你，为了他，我为人民扛起枪。”
接着是二部重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最后以合唱结束：“人民解放我解放！”。
一下解除了市民对解放军的土印像，都怀着善意说“解放军都是学生”（其实大都是农民）。
至于舞台，凡是中学广场都成了演出场地，军队各个文艺工作团即使没人看，也从早到晚整天搭台演出。
至於戏剧文化，延安经典剧目秧歌戏《兄妹开荒》实在丢人拿不出手。如开幕歌词：
“雄鸡，雄鸡高呀吗高声叫，
叫得太阳红又红，
年轻力壮小伙子，
怎么能躺在炕上装懒虫！”
其余通俗延安文艺如《夫妻识字》之类，更难摆上台面：
“黑格隆冬的天上出呀么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什么字，放光明，
生产二字认得清。”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下的文化组开办曲艺演员学习班，“旧”社会说书、大鼓、相声等老艺人，管吃管住，学习社会发展史、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教育他们：“过去为老爷太太们服务，今后要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
至于大剧院，只好让名角们照演“旧”戏，因为“白毛女”“刘胡兰”之类对于改造大、中学生很起作用，但如果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前门大栅栏中和戏院或广德楼演出，没人会买票，而且像“刘胡兰”在天津中学演出，地下党员带领全场高呼：“为刘胡兰同志报仇！”也使看惯老戏的市民难以接受。
延安来的戏剧人才马少波、吴祖光等着手编新戏及新历史剧，田汉鼓励抗战的新编国剧“江汉渔歌”只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中山公园，由中央军中青年军208师剧团演出过，1949年后已禁止演出，只在灯市口建国东堂等小剧场，演出些短剧，题材一律是“落后转变：市民开始不理解党和解放军，经过事实教育得到转变了！或士兵由落后经教育转变为进步之类”。
渐渐由吴祖光等策划，评剧名星新凤霞演出的评剧《刘巧儿》很叫座，投和低文化市民的趣味，很有人情味，于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对中共占领的“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流血斗争的印像。
等到1950年末“抗美援朝”初战捷报轰传大陆，延安来的老八路文化工作者大显身手，各私营剧团有新戏排演也很高兴，于是大牌名家谭富英与裘盛戎，李少春与袁世海，马连良与周和桐，三种不同组合以不同剧本，同时演出“将相和”。
古为今用，两千年前战国故事，丞相蔺相如以忍让团结了大将廉颇，共同保卫了赵国，抵抗强秦。
其中秦赵两国国君在渑池会谈，“高峰”会场，秦王请赵王鼓瑟后，命令史官记录在秦国史册，造成赵王侍奉秦王的奇耻大辱。蔺相如马上强请秦王为赵王击缶，拿出拼命的架势：“将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被迫拿起木锤，打在瓦缶之上，只“当”的一声，蔺相如马上命令赵国史官“把秦王为赵王击缶也写在我国史册之上！”当时谭富英嫌史记上原话不解气，改为“将以颈上之血溅大王之血！”
谭富英以嘹亮唱功为强项，并不擅长道白，但当他以凌厉之气，念出这句短短台词，台下掌声顿如急雨长雷，经久不歇，几乎都被感动。演员与观众心里都明白：演的是历史，联想到的是现实。那个“虎狼之秦”就是美国，蔺相如与廉颇就是志愿军与共产党，志愿军让世界头号大国“击缶”都感到国家主义的无比自豪，在主权至上的新观念下“国际地位提高了！”令人振奋，流血斗争的新愁旧恨于不觉中淡化。
至于土改流血斗争大部分市民只是耳闻，并不深知，包括我在内。直到接触海外朋友才知中共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一个清华大学生1948年寒假回家劝父母献出土地分给穷亲戚，土改中被打断了一条腿，逃回北京，愤而参加中央军，不久作义投降，终又改编为解放军，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一位湖北荆州朱姓家族，土改中祖、叔辈被枪毙了几十人。一湖南长沙毛姓家族父母皆被打死，姐姐逃到台湾，6岁小弟弟被提下狱也打断了腿，及等到改革开放，姐姐以台胞投资大陆大受欢迎的机会，才查得水落石出，五十年失踪，从狱中出来，1949年分别时6岁弟弟已折磨成疯老头。还得姐姐月月寄款，为他买房住，以极重彩礼娶了残疾人老妻，又被疯汉当敌人打跑。
至于劳教所的黑暗，也是看了凌锋先生等人的回忆录，才知其中暴行，成批虐死埋在乱葬岗。国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在其子梅葆玖连续拍拖女友被“劳教”后亲自到劳教所探视，不久即惊恐忧虑而病死于北京。京剧界散出消息，却说梅兰芳吃遍京城大小餐馆，得了高血压，是营养过剩致死。
至于为中共改造大众思想立有历史功勋的马少波，我在文革中到中国京剧院“串联”亲眼看到批马的大字报遮天盖地，其中有：“马少波现在装病在家，大家可以到他家里去闹，揪出批斗，地址是XX …”
至於戏剧名作家吴祖光，因出版《三十八位文艺家之死》，把周信芳、盖叫天、马连良、李少春、言慧珠及傅雷、老舍等名人在文革中被打死或自杀的故事曝光，被开除党籍，陪伴着文革中被打成瘫痪的妻子、名演员新凤霞，双双苦苦了结了一生。
令人感慨的是近13年来，世道又大变，看到电视上“三个代表”在宴会向“美帝”殷勤献唱《我的太阳》，大陆人以为自贬国格而痛骂，但海外“爱国”华人已不觉羞耻。(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