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0日】如今回想起来77、78级这一名称第一次接触应该是在1993年，我当时在武汉武昌中南政法学院读大二。一日一个人逛到汉正街。在天桥上，一个中年旧书摊主神秘兮兮地拉住我，向我推介他的旧书。他说，这几本书是禁书，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时侯的，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了。我一看，一共是六本，叫什么《青年论坛》，还比较便宜，就买了下来。
回家后看起这些书来。《青年论坛》发刊号就介绍了77、78级这些人的事情。例如武汉大学等十三个高校学生联合起来搞一本叫做《这一代》的杂志，我印象中《青年论坛》发刊号介绍了白桦、陈建功，叶文福等先生刊登在《这一代》上面的作品，陈建功先生的作品是《飘飞的头巾》，叶文福先生的作品是《将军，你不要这样做》。非常有影响，甚至惊动了高层，一个高层领导人说《这一代》封面是两个脚丫子，一步一步走向黑暗，要加以查处。
看完之后，我心头存留了这样一个问题，几年的农村生活和劳作，这种悲剧和挫折为何没有让他们的理想主义泡沫破裂。
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村生活的贫困和辛苦。那简直是一种宿命，贫穷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如同跗骨的毒蛇，令人窒息，几乎没有挣脱的机会。当我上学时，课本告诉我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对此一点也不信。我不是一颗红旗下的铁蛋，红旗的光荣离我太遥远。与红旗的光荣太遥远的孩子，即使有些理想，可能也是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男主人公的那几个窑洞，再往高的，即使有指点江山的激情也是隐秘如古井里的波澜。
知青“上山下乡”的事情，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当时，在我眼里，这些城里的知识分子简直生活在天堂里，吃国家粮，而且是知识分子。农村的子弟，有着到城里生活或追求较高的社会地位的理想，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参军，另外一条是上大学。我想，与他们相反，要是去他们城里，我们农村人能够“出山入城”就好了。
毛泽东的意图我能理解，农村虽然贫穷，但人和人之间和睦，民风淳朴。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都已经接近自私自利的“末人”，那么只有从年轻一代开始培养道德观念。能够作超级大学校的也只有农村了。
即使是现在，我仍然相信毛泽东的安排是有期限，城里人经过所谓的“锻炼”，“镀完一层金”，还是会回到城里。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招工，高考等措施都是迟早的问题。我认为，不象我们农村的孩子天不收，地不养，人家城里人是“当官”的，肯定会把孩子收回去的。
当我第一次了解到知青的痛苦和压抑，以及抱怨时，心中充满了快感。我想，我们农村人几千年来都是受压迫，如今你们也是与我们相同的受罪。从建国以后，城乡之间差距是很大的，对立是不能抹杀的。现在的我无须为曾经这样的快慰感到惭愧，这种快感是非常朴素的。
77、78级这些人在农村中受苦过几年。回到城里和追求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没有，只是不能确定来临的时间。不能确定便陷入渺茫之中。他们不可能安心的呆在乡下，青春期的性压抑，自我实现的欲望，与关于回到城里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希望和绝望搅合在一起，使他们在农村中的日子越加艰难。我看着拉家渡先生主编的《八二届毕业生》，可以确信，他们的痛苦感主要并非来自农村较差的生活环境，而是他们的主观因素。
徐友渔先生在《这一代人的使命》中说，大学生从来就被视为天之骄子，而这些首批大学生幸运的简直有些手足无措。犹如久涸的大地突然天降霖雨，那种对重新高考的感恩和庆幸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重新举行高考这个“天赐的福音”让淤积多年的自我实现欲望终于有了放泄的通道。我可以说，77、78级这些人什么懮患意识、批判精神和救世情结，都是原来意识形态灌输而形成理想主义导致，只是没有夭折而已，略加挫折形成所谓的叛逆和愤世嫉俗（赵厦明：《八二届人的精神》）。什么“解放的一代”，“什么理想主义的一代”，“什么批判的一代” （徐友渔：《这一代人的使命》），都源于此处。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们已经在集体主义之中，由于理想的挫折形成所谓的叛逆和愤世嫉俗，而有了个体自由主义的倾向，例如伤痕文学和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1979年《十月》杂志3月号发表了由我前面说的白桦先生和彭宁创作的电文学剧本《苦恋》。《苦恋》提出的问题，就是：人民是否应该天经地义的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祖国对人民犯下过错时，人民是否可象自己的祖国追讨公正？祖国应否向他的人民道歉（赵厦明：《八二届人的精神》）？这些恐怕至今自由主义者还是可以发问。
吃苦的经历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意志力。他们珍惜这种“天赐的机会”，极其刻苦的吸收新知识。自我实现可能的出现让他们意气奋发。
八二届毕业生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坚阶层。对于过去的苦难，他们也可以审美地回忆，青涩的橄榄也可以吃出甜味。对于我来说，我更加将眼光投向留在农村的知青，此时，我早已不再有过去的快慰，而是把他们等同于不到城里的我的上辈、我的同辈人和我的后辈。
徐友渔先生是清醒的，他说，77、78级大学入学新生在应考生中所占比例之小，是空前绝后的，何况还有无数的同龄人因为种种原因根本无法参加高考。现在，首批大学生中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和上层，他们不应该忘记处于底层的同龄人中那些自己当年的同窗和兵团战友，他们中不少人处境艰难，并非自己不努力，而是生逢乱世，时运不济。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对1982年大学毕业的幸运者提出责任和义务问题（徐友渔：《这一代人的使命》）。
农村子弟参军和上学这两条路渐渐堵塞。参军四年满了老早就没有分配工作单位。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是变相的提高农村子弟上大学门槛，几乎关闭了受高等教育的大门。
八二届毕业生中一些人现坐在黄金屋里，当既得利益者，设计实行美曰其名的“教育产业化”，提高农门子弟读书的门槛。他们其实肚子里面的地瓜大便都没有完全拉干净，与农民之间脱不了干系。若查他们的家底，不出三代，他们的爷爷一辈也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更别进一步说有的自己就是从乡村的田埂上一步一步涯进城，爬到上层或中层的。徐友渔先生所提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
当我尚未生绣，心灵尚未被烟尘掩盖时，我曾为苦难的大地哭泣，为被剥夺公平的机会，走不到城里的上一辈人，我的同辈人和后辈，为留在农村的知青哭泣。
可是如今，我只能问，这一切都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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