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8日讯】中共执政几十年来﹐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和镇压异己﹐政局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稳定压倒一切”成为中共的一个基本方针﹐“安定团结”成为中共认为发展经济的基本前提﹐但是中国社会总是难得安宁﹐最近一些年更是各种矛盾加速激化﹐许多人也在探索中国强国和长治久安之路。
大家知道﹐一个政府存在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人的存在﹐最终意义是为了人﹐所以自然要受到人性的影响和制约。为了能清醒地认清中国的根本问题和现状﹐本文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来对中共政权的本质进行一些深入的解剖。
一﹑政权的划分
由于人有善的一面(正的一面)和恶的一面(负的一面)﹐这样使得国家政权里面同样包含善的一面和恶的一面﹐我们这里把善的一面叫正面力量﹐恶的一面叫负面力量。负面力量需要负面的能量来维持和补充﹐正面力量也需要相应的环境来维护。负面力量可以侵蚀正面力量﹐谎言和恐怖的环境助长邪恶打击善良等人正的一面。而正面力量也可以压制和消除负面力量。由于国家政权是个巨大的系统﹐我们把一个含正面力量较多的国家政权称为正面政权﹐一个含负面力量较多的国家政权称为负面政权。这种划分的一个优点就是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1﹑正面政权
按照上面的定义﹐正面政权含有较多善的和正义的力量﹐即含有较多的正面力量。由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样的政权具有道义力量﹐对人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人民会发自内心的拥护。由于善良和正义具有包容性﹐正面政权体制本身是比较和谐的﹐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一个政权含有的正面力量越大﹐就越和谐﹑越稳定﹑越能吸引人﹑越得民心。
道德是人性中善良和正义因素的反映和表现﹐是从内心深处约束人的行为﹐因此一个正面政权的政府必然自觉地倡导和维护道德﹐尊重人权﹐抑恶扬善。这样政权的维护和发展也基本上是采用比较良性和正义的方式来实现。司法系统的重要目的是惩恶扬善﹐维护社会公正﹐一个法制健全和高度法治的国家更倾向与发展成正面政权。
西方民主国家总的来说人性中正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例如维护人权和对神的信仰﹐维护一些正义的事﹐所以基本属于比较正面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其健全有力的司法制度在一定层面上阻止了许多负面因素和力量对社会的侵蚀和破坏﹐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阻挡人性中一些负面力量的发展。
2﹑负面政权
这一类政权具有较多人的负面因素﹐即含有较多的负面力量。人的弱点﹑负面因素包括自私﹑贪婪﹑妒嫉﹑恐怖﹑虚伪﹑假﹑空﹑恶﹑暴﹑邪﹑毒等等。这类政权恶的成分较多﹐违背了人性﹐破坏人类的道德规范﹐不尊重基本人权和人道等等﹐压迫人民﹐具有非正义性﹐所以很难获得民心和人民的支持。由于负面力量侵蚀人性中善良和正义感﹐不具有包容性﹑缺乏忍耐﹐为了自身私利﹐可以无恶不作﹐这样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所以负面政权体制自身不和谐﹐具有内秉不稳定性﹐即内斗和不稳定是其特性﹐时时感到不安全和有危机感﹐缺乏信心﹐时时刻刻强调稳定。黑社会就是一个例子﹐黑社会团体具有负面力量﹐它们内部和相互之间打斗﹑清洗和火并是其特征﹐同室操戈无法避免﹐黑社会也没有安全感﹐疑心很重﹐时时感到有无形的威胁。
负面政权的内秉不稳定性意味着﹐甚至不需要外界的扰动﹐这种政权自己就可以突然垮台。那么为了使得政权不垮台﹐负面政权时时需要通过运动来补充负面能量﹐维持﹑加强和润滑这样的不稳定系统﹐但是运动本身对负面政权又是威胁﹐也可以在运动中崩溃﹐所以负面政权总是提心吊胆﹐疑神疑鬼﹐较多地运用欺骗﹑暴力﹑威胁﹑恐怖等等负面和强制性的手段来维持和加强其统治。
在世界上实施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都是属于负面政权。正面政权和负面政权在天然上形成对立。正面政权之间相互吸引﹑包容性比较好﹐它们之间比较容易和睦相处﹐比较容易结成天然的同盟军。负面政权之间容易“臭味相投”﹐但是更容易相互猜忌﹐容易被瓦解﹐也容易之间相互争斗﹐不易长期和平相处。
二﹑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政治体制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道德规范。历来的统治者虽然都把自身说成是完美道德的化身﹐但同时却实行专制统治﹐拥有绝对特权﹐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1﹑封建社会的皇权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中国影响很大﹐其封建专制皇权无限膨胀﹐从而使得人性中负面力量往往起主导作用。例如﹐皇权至高无上﹐可以随便杀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人们在皇权面前完全丧失了自我价值和尊严﹐成了十全的奴才﹐人们对皇权有无名的恐惧。皇帝“金口玉言”﹐可以指鹿为马。皇权对自身权力敏感﹐时时担心有人谋反﹑篡位﹐具有较高不稳定性﹐宫廷斗争残酷。
在封建社会人民只能听天由命﹐如果碰到一个比较善良和仁慈的“明君”就是百姓之福﹐如果遇到一个残暴的君主﹐人民就遭殃了。皇权私利和自我膨胀﹐皇帝本身人性和道德修养对其具有平衡或加强的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都是崇尚道德和提倡道德修养﹐因此社会倡导正面力量﹐对皇权中的负面力量也能起到一定的制约和平衡的作用。中国封建皇权应该归为负面政权这一类。
2﹑中共政权及其特征
中共政权名义上搞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搞独裁专制﹐大搞斗争哲学﹐不遗余力地摧毁中国人的善良本性和良知﹐破坏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用非常负面的手段严密控制人民﹐无情打击异己。
中共自称“伟大﹑光荣﹑正确”﹐这和封建皇帝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官方媒体就是“金口玉言”﹐不准任何人反駮和质疑。中共的政治学习假话连篇﹐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失去了真挚﹑诚实和良心﹐培养出讲假话的能力。官方媒体宣扬空洞口号﹐误导性强﹑可信度差。例如﹐许多中共官员自己也说﹐人民日报上除了日期之外﹐没有多少是真的。中共党章中说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事实上﹐中共靠农民打下江山﹐可是掌握政权后﹐农民一下子就被抛在了一边﹐成了二等公民﹐被绑在黄土地上不能翻身。现在工人也不再是主人了﹐成了解雇和被官僚资本家﹑外国资本家和国内资本家剥削的对象了。谎言和舆论误导都是属于负面的东西。
一个政权的统治靠信誉或畏惧来维持。中共用愚民洗脑﹑思想控制来骗取人民的信任﹐同时用高压统治﹑血腥恐怖和暴力手段使得人民对其畏惧﹐实行双管齐下统治。民主社会政权靠信誉和法治来实现﹐而不是靠对人民的畏惧来而实行统治。
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为﹐人们需要独立和自由的思想。中共发现统治人民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控制人民的思想﹐即用思想教育和引导的方式进行精神控制﹐让人民在思想上成为中共的奴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中共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强力推行政治学习﹐强行让学生上政治课(并且是高考的一部分)﹐垄断信息资源给全国人民洗脑。中共用斗争理论和哲学毒害人民的思想﹐用假﹑暴﹑恶﹑邪的东西毒害人民的灵魂﹐用威胁﹑恐吓﹑利诱驯服人民。中共宣扬暴力和仇恨﹐大搞残酷的﹑没有人性的政治斗争。当谎言欺骗不灵的时候﹐中共就拿起“无产阶级专制的铁拳”﹐同时煽动仇恨﹐妖魔化被打击的民众。
实施血腥恐怖和高压统治。中共“杀一敬百”﹐用血腥暴力制造恐怖环境﹐让人们在思想中和心理上对其产生恐惧﹐从而起到了恐吓和威摄效应﹐使得中国人无能走到哪里﹐思想中对中共的恐惧就带到哪里。中共的统治力量深入到社会所有方面和社会的最底层﹐其红色恐怖也遍布到每一个人﹐形成了一个全国自上而下的巨大恐怖网﹐在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中也不例外。中共巨大的负面力量产生巨大的恐惧力量﹐给中国人民产生巨大的恐惧心理﹐即使跑到国外﹐对中共都胆颤心惊﹐对中共有一种无形的恐惧。所以中共用思想(精神)控制﹑谎言洗脑和武力威胁﹑恐吓来维持其统治和社会稳定﹐把中国人民死死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是中共内心很空虚﹐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心﹐现在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时时刻刻感到合法性危机。和历史上的暴力政权相比较﹐中共通过多年的暴政“建设”﹐给中国社会留下太多的伤痕和仇怨﹐社会拥有巨大的负面力量﹐并且中共政权出现了奇怪的负淘汰现象﹐任何人只要一进入其中立即就变﹐所以人常说﹐只要一当官﹐人马上就变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共统治不仅集封建社会大全﹐而且其控制能力超过了所有的中国封建王朝。而在封建社会﹐“山高皇帝远”﹐民间还比较自由﹐而且民风也比较朴实。
不过靠恐怖和欺骗手段是建立不起来强大的国家的﹐中共没有学会西方的政治文明﹐却把中华民族精华打烂﹐中共政权是个十足的负面政权。在国际上﹐中共政权缺乏吸引力﹐害怕和痛恨民主社会。
三﹑中共的不稳定问题
前面讲到﹐对于一个正面力量的社会﹐正面力量自身就有稳定社会的功能﹐不需要特意地强调什么稳定﹐社会就能处于比较和谐和稳定的状态。中共独裁专制是负面政权﹐违背了人性﹐缺乏包容性﹐对正的因素和其它负的因素都不能包容﹐因此正的因素和其它负的因素对负面政权都是威胁﹐所以中共政权本性决定其不稳定性﹐是高度不稳定系统﹐即内斗和不稳定是其特性﹐所以时时感到不安全和有危机感﹐时时刻刻强调稳定﹐其神经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人民都是“谋反”的嫌疑者。中共用负面的方式来维持其稳定﹐即制造和散发谎言﹑制造恐怖气氛﹑加强高压暴力统治。与此同时﹐中共自己内部也在不停地进行“路线斗争”的恶斗﹐中共的历史充满残酷的清洗。
纵观中国历史﹐从封建皇权到中共极权﹐都是不稳定的政权﹐自身缺乏安全感﹐权力的巩固和安全都是头等大事﹐总是疑神疑鬼﹐对“谋反”和“大逆不道”最为敏感﹐打击也最为严厉﹑残酷﹐斩草除根﹐毫不手软﹐宁可错杀﹐也不轻易漏掉一个。
1﹑不存在的“敌人”和无处不在的“敌人”
认清中共政权的不稳定性﹐对深刻理解中共的行为很有帮助。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共的不稳定性﹐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爱动的人﹐想要静止下来﹐于是告诉大家都别动。当大家都静止了下来的时候﹐这个人觉得大家还在动﹐因为他自己一直在动(物理中的相对运动)﹐可是呢﹐他反而指控别人破坏了静止的状态﹐把静止不了的罪过加在其他人身上。
中共的不稳定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这样的道理。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和不容侵犯的霸道心态﹐使得权力和稳定成了中共解不开的死结。中共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的权力和统治﹐制造各种运动﹐犯了许多错误﹐杀了无数中国人﹐广大民众利益受到损害。中国民众在长期的高压统治下﹐禁若寒蝉﹐官不逼民是不会轻易反的。当然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官逼得太紧﹐民众毕竟不是木头﹐总要有所表示﹐或去上访﹐或发出不同声音﹑看法﹑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
中共没有看清自己政权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总觉得在一种无形的包围之中﹐时时处于不安全的紧张状态﹐看任何风吹草动都象是在威胁其政权﹐是“不稳定因素”或“敌对势力”﹐现在更是草木皆兵﹐结果总是挥动“专政的铁拳”压迫人民。中共这种心态把本来根本就不存在的“敌人”﹐看成是“无处不在的敌人”﹐而且发挥想象力经常和“国际敌对势力”联系起来﹐随时要打倒本来就不存在的“敌人”。
中共对政权的思维和高度过敏以及长期的阶级斗争意识﹐总是不自觉地用负面的思维和方式来看待民众﹐把民众看作只是专政的对象﹐把民众的许多正当行为(如上访等)诬蔑成“闹事”﹐是威胁其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中共在权力和稳定上已经走火入魔了﹐更形象地说﹐就象唐诘-柯德一样﹐看见转动的风车都是敌人﹐看着全国到处都是“转动的风车”。不过中共拥有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不象唐诘-柯德那样被风车打翻在地﹐而是把所有的“风车”打得粉碎。中共不断地制造和打击不存在的敌人﹐在谎言和暴力中恶性循环﹐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灾难﹐给人民心灵和肉体带来无尽的痛苦。
2﹑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稳定压倒一切”
中共为了把政治运动和残酷打击异己合法化﹐打击那些自认为破坏稳定﹑威胁其权力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发明理论﹐并且用舆论造势﹐给全国人民洗脑﹐欺骗和误导全国人民。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不仅发明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给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注入了阶级斗争的思想﹐至今在中共内部仍然很有市场﹐在许多党政干部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毛泽东还实践他的阶级斗争理论﹐要中共以阶级斗争为刚﹐不断地揪“阶级敌人”﹑搞阶级斗争﹑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国家处于动荡之中﹐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那样的年代﹐“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是致命的大帽子﹐一旦被扣上﹐立即就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之后﹐全国老百姓人心思定﹐厌倦了“阶级斗争”。但是﹐中共因为犯下的许多严重错误﹐不稳定感加强。为了解决在新形势下政权稳定上的理论问题﹐中共给“转动的风车”贴上了新的标签﹐代替了“反革命”老标签﹐如﹕破坏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一小撮亡我之心不死的“幕后黑手”﹑“敌对势力”或“反华势力”﹐“反党”﹑“反政府”等等。这些大帽子就成了中共打击民众的万灵借口。
在国际上﹐中共作为苏共在中国扶植起来的专制政权﹐充当苏共“老大哥”反西方的马前卒﹐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立﹐一直大力宣传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煽动反美情绪﹐创造仇美气氛。反美在中共多次政治运动中发挥了奇妙的作用﹐现在还加上台独势力。把国内要打击的对象和西方反华势力挂钩﹐一小撮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幕后黑手”﹑“敌对势力”或“国际反华势力”成了非常好用的借口﹐由于有民众的反美情绪作为基础﹐这个反华势力的罪名容易引起中共内部和许多民众共鸣。
在“六四”期间﹐中共血腥镇压无辜学生﹐震惊了世界。中共原本就不稳定的政权变得更加摇晃不定﹐中共政权出现了空前的政治和合法性危机﹐对于刚从“六四”学生尸骨上爬上来的江泽民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九九一年八月苏共“老大哥”的突然灭亡﹐对中共是个巨大的打击﹐给中共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困难﹐使得中共对自身政权的存亡尤其担懮和敏感﹐中共求政权稳定的心态强烈。江泽民平庸无能﹐面对中共的危机﹐死死抓住“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统治方针﹐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中共越是觉得不稳定﹐其求稳的心态就越强﹐怕失去政权的恐惧心越强﹐理性越弱﹐对民众的戒心越强﹐其暴力和谎言的倾向就越严重﹐从而越会打击无辜民众。
于是江泽民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打击所谓破坏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并要把所有“转动的风车”扼杀在摇篮之中﹐对全国人民的活动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监视。从去教堂拜神﹑老百姓炼功到农民上访﹑工人失业罢工﹑学生读书沙龙﹑在网络发表不同声音﹐都是中共的严密监视和严厉打击的对象。在中共的眼里﹐全国人民都是潜在谋反夺权﹑破坏其稳定的人﹐所有中共利用手中的权力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接连不断地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其实这都是违背法治精神和没有人性的。
所以中共的稳定本质是恐怖的稳定﹐我们把这种用恐怖﹑高压﹑暴力﹑谎言等维持的稳定叫负稳定。负稳定不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而是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和特权阶级﹐压迫人民﹐剥夺人民的自由和尊严。“稳定压倒一切”的本质是维护负稳定﹐又用负稳定来掩盖中共政权的根本不稳定性﹐所以中共宣传的“稳定”本质上是这里讨论的“负稳定”。而真正的稳定﹐应该是政通人和式的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当权者对政权和稳定的过敏把中国搅得乌云瘴气﹐给国家带来动荡危机﹐这是国家和社会不稳定的真正祸根﹐不过当权者反过来诬陷民众威胁稳定﹐以稳定为名迫害甚至屠杀无辜民众。中共的稳定理论和观念迷惑和欺骗了民众﹐使得社会对其麻木不仁。
3﹑“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之中”的荒谬与危害
“六四”刚过一个月﹐江泽民就说﹕“我们要把反革命犯罪活动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能等问题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去处理”。因此﹐“稳定压倒一切”和“把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成了江泽民执政之后的最高政策。但是江泽民的这些政策完全违背了依法治国的精神﹐和法治建设是相抵触的﹐逻辑上是十分荒谬的。
首先﹐完全不符合法治的原则。一个还躺在摇篮中的小孩﹐现在就猜测这个小孩长大有可能要干坏事﹐于是现在就把小孩杀死在摇篮之中。对于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用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作为事实﹐把将来主观上认为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今天的罪证﹐制造出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专政对象﹐给予无情打击。
另一个谎谬之处是极大的任意性﹐可以随意滥杀无辜。这是用一种非常靠不住的怀疑方式来处理人命关天的严肃事件﹐可以用这个借口想杀谁就杀谁。就象躺在摇篮中的婴儿一样﹐谁也不知道他(她)将来长大会怎么样﹐也许会是个罪犯﹐也许会是国家栋梁。所有罪犯曾经都是婴儿﹐但是婴儿绝大多数将来都不是罪犯。如果按照这种少数婴儿将来会是罪犯的荒谬逻辑﹐那么可以把天下的婴儿杀光。由于其任意性﹐人们无法现在判断﹐将来到底谁是不稳定因素﹖一切的解释权和指控权都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当权者说谁是谁就是﹐不是也是﹐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想打击谁就打击谁﹐人民没有任何合法保障﹐尤其是弱势者更有可能成为“稳定压倒一切”下的牺牲品。
这样一个滥杀无辜的铁血政策﹐却被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认为是治国上策。在中共列出的重点防范“风车”中，有各类异见人士、失业下岗工人、法轮功、广大网民﹑复员转业军人和离退休老干部等等。江泽民的“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是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所以中共的这种稳定心态对国家是非常有害的﹐滥杀无辜﹐制造冤假错案﹐危害社会稳定。但是由于当局长期的宣传﹐扭曲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许多人不加思索地接受了。例如﹐对于最近几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有人用中共宣传的“稳定”来看问题﹕法轮功现在是没有要推翻政府﹐但是将来坐大了﹐或许就要反党﹑夺权﹑反政府了﹐所以现在就要把其扼杀在萌芽之中。这种仅仅靠毫无根据的“也许推测”就滥杀无辜本质上是草菅人命和违犯法治的犯罪行为。
4﹑中共维护负稳定的思路和手段
基于政权的不稳定性和对权力的特殊偏爱和敏感﹐中共总需要树立一个敌人来激发和加强自身负面的能量﹐不时地发一下“威风”﹐增加自身负面的活力﹐巩固和加强在民众中的恐怖地位﹐如果人民都不再惧怕统治者﹐那么其恐怖统治就马上失灵﹐负稳定立即瓦解。这种以高压和杀人换取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其实就是中共历来的思维。归纳中共历来的政治斗争﹐可以看出中共重复使用下面的步骤。
第一步﹕锁定目标﹐寻找“转动的风车”﹐树立根本就不存在的敌人﹐然后变成“无处不在的敌人”。第二步﹕捏造罪名﹐扣上各种“反动”的大帽子。第三步﹕舆论妖魔化﹐用媒体造谣的方式批判﹐诬陷和捏造罪名﹐把对手搞臭﹐这只有在垄断和封锁媒体的情况下才能行之有效﹐所以中共是绝对反对新闻和信息自由的。第四步﹕专政暴力机器大打出手﹐无情镇压和迫害。
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血腥历史
认识到中共不稳定的根源﹐就可以看出中共以政权稳定为借口﹐不断找出根本就不存在的各式“敌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镇压和迫害无辜民众﹐换来负稳定的局面。前面例子中讲到爱动的人看别人都是动的﹐同样地﹐把政权看得比命还大的中共﹐总以为别人都在盯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威胁自己的统治。当权者滥用自己的权力﹐不断地发起政治斗争﹐并且妖魔化无辜受害者。中共执政五十多年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历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上节中的思路和手段进行。受到中共历次运动株连和迫害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一半之多﹐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只挑几件典型例子。
1﹑“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鸣”和“放”﹐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各界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并且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现在被戏称为“阳谋”中的“引蛇出洞”)。那个时候﹐人们对中共政权认识不清﹐还很天真﹐人们对中共的感情也很朴素。于是本着帮助中共的愿望﹐批评中共的各种言论就出来了﹐其中自然少不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论。可是到一九五七年夏天﹐中共马上就翻脸不认账﹐反而倒打一耙﹐把给提意见的人扣上肆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凭空制造了大批“敌人”﹐然后用舆论大肆批判这些所谓疯狂地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了新一轮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最后把“右派”分子关的关﹐流放的流放﹐使得他们蒙上了长期的不白之冤﹐一直到“文革”之后被平反为止(仍然有少数“右派”一直没有平反)。
“反右”之后﹐全国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更没有人敢批评中共了﹐中共“一言堂”的地位完全建立起来了﹐从而导致随后的“大跃进”和亩产万斤的荒谬之事。
2﹑“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以围绕着中共政权为核心的疯狂政治运动和全国社会大混乱﹐其背景和起因也比较复杂。有国际因素﹐如苏共变修和西方围剿等等﹐毛泽东非常害怕中共政权变质﹔有国内政治因素﹐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导致一九六○年大量饿死人﹐毛泽东影响力急剧下降﹐导致“文革”前中共形成两个司令部﹕党主席毛泽东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有文化因素﹐当时文化艺术界仍然是中共统治之外的“独立王国”﹐不理解和难接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思想﹐毛泽东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还曾经说中国戏剧家协会“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眼里﹐文化文艺界已经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了。
国际和国内的多种矛盾最后集中成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面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走资派)”人的权。按照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毛泽东给刘少奇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然后发动媒体和舆论﹐妖魔化刘﹐把刘搞臭。当时的宣传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最后把刘整死。
“文革”是以党内高层权力斗争为起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党内扩展到党外﹐打倒“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击对象进一步扩大﹐触及整个社会。“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野蛮和残酷，残暴地吞噬了无数生命﹐给中华民族几乎每个成员的身上和心间留下巨大的创伤。
3﹑“六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位的胡耀帮因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突然去世。由于知识分子对胡耀帮被迫辞职广泛不满﹐引发广大学生们自发的举行悼念活动﹐之后发展到自发要求民主﹑法治和谴责专制﹑腐败﹑官倒等等爱国行为。可是阶级斗争的神经总是绷在弦上的当局不这样认为﹐认为学生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据海外的媒体报道﹐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负责人“欺上瞒下”﹐恶人先告状﹐指控学运是一场“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阶级斗争”﹐有西方幕后黑手。邓小平听完有关人员汇报后断言学运“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根据邓小平的旨意﹐<<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即“四二六”社论)﹐把学生的自发行为扭曲成“有计划的阴谋”﹐给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扣上了“动乱”的大帽子﹐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把广大学生推向了对立面﹐激化了矛盾﹐从而导致以后的大规模游行和绝食活动。而当局就动用媒体宣传学潮是“动乱”﹑“破坏安定团结”﹐以至最后说是搞“反革命暴乱”﹐妖魔化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且作为借口﹐调集大批部队用坦克血腥镇压学生运动。
中共不敢面对和正视自身的根本问题﹐解决政权不稳定的负面手段和思维只能使得自身更加不稳定。这种用稳定为借口﹑以杀人换取稳定其实就是中共历来的思维﹐如以前的大搞阶级斗争和在“六四”期间血腥镇压学生。由于屈死的冤魂和更多的仇怨﹐给中共负面政权注入更多负面的能量﹐加强了不稳定系统﹐使得中共政权变得更加不稳定。
“六四”给中国精英阶层的理解主义以毁灭性打击﹐使得整个社会出现道德和信仰真空。
4﹑法轮功
“六四”事件和一九九一年八月苏共的垮台﹐使得中共高度紧张﹐尤其害怕西方的“和平演变”把自己搞垮。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中共当时的措施之一是鼓励中国民间的气功发展。法轮功一九九二年五月从长春传出﹐教导“真善忍”﹐由于功法独特﹐祛病健身效果极佳﹐很快在中国广泛传播﹐官方也曾经给予奖励和支持。由于炼法轮功的人数急速增长﹐中共内部少数热衷于政治斗争的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就在全国不同地方不断地想挑拨法轮功事件﹐开始在一些媒体上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公安也派多人卧底调查﹐要搞清“阶级斗争动向”﹐只是没有查出什么可疑之处。在一九九七年初，公安部一局以法轮功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为名，就布置全国公安部门进行调查。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对法轮功的无故骚扰增多。为了搞清楚这一切﹐官方于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在北京﹑广东﹑武汉﹑大连等地展开大规模调查﹐然后给中共政治局写了一份调查总结报告。该报告主要结论有三点﹕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极高﹐给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医药费﹐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据后来海外媒体报道说﹐当时江泽民看了报告说﹕“写得玄玄乎乎﹐看不懂”﹐然后把报告交给了在“六四”中捞取了许多政治资本﹑负责政法工作的罗干﹐罗干心领神会。
这件事情本来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不过那几个想捞政治资本的人并不甘心。在一九九九年初的时候﹐中共有关部门统计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在七千万到一亿之间。对于热衷于政治斗争的人来说﹐如能想办法把如此庞大数目的人群从不存在的敌人变成无处不在的“强大敌人”﹐那么将可捞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于是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善于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其理论物理研究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家刊物上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导致亡国。因为何祚庥的做法违背了国务院关于气功方面的“三不”政策(即不宣传﹐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天津市的一些法轮功学员找到这家刊物﹐要求更正何祚庥所说的错误之处﹐当时该刊物编辑承认了错误﹐答应给予更正。但是第二天﹐该刊物的主编改口说﹕上边说了﹐不能承认错误。之后叫来了警察开始打人﹐四月二十三日警察抓了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天津警察抓人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从而导致了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万人在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请愿﹐当时总理朱榕基出来接见了法轮功代表﹐这时法轮功学员才知道朱榕基已经作过有关批示﹐但是批示被政法委书记罗干扣了下来。罗干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挑起事端，想要象“六四”一样故意激化矛盾﹐制造混乱可为自己向上爬捞取政治资本。经过朱榕基的过问﹐天津警察当天放了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北京法轮功和平上访晚上结束。
但是﹐法轮功万人上访大大刺激了江泽民﹕朱榕基功高震“主”﹐学法轮功的人数太多让江泽民不安和妒嫉。在四月二十五日当天晚上举行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江和朱就发生了争执。朱说﹐没事﹐让法轮功炼﹐江大骂朱糊涂﹐会亡党亡国。
江泽民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只是死死地抱着“稳定压倒一切”﹑“把一切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于是江泽民不罢休﹐在当天夜里给中共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可能是想模仿“文革”时毛泽东写大字报的做法。在信中﹐江泽民无限上纲﹐把法轮功上访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捡起了中共制造敌人时最爱欢用的指控之一﹐即称有美国幕后黑手﹐给法轮功扣上了一个巨大帽子﹐这样江泽民一下子就制造出一个不存在的“强敌”﹐把法轮功推到了对立面。尽管中共高层众多人的反对﹐江泽民一意孤行﹐强行推动镇压法轮功﹐并且随后给法轮功扣上了更多的帽子﹐如﹕“围攻政府”﹑“和党争夺群众”﹑“反党”﹑“反政府”﹑“破坏稳定”﹐有“西方反华势力”、“台独”和“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等等罪名﹐然后发动媒体铺天盖地似的造谣﹑诽谤﹑诬陷和中伤﹐什么“杀人”﹑“自焚”等等都搬出来了﹐反正是怎么能煽动人仇恨怎么编﹐同时启动了中共国家专政暴力机器血腥镇压和迫害法轮功。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用的完全是中共长期以来在政治斗争中养成的那一套驾轻就熟的整人手法﹐其指控法轮功破坏国家稳定和反党﹑反政府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但是﹐由于民众求“稳定”和“发展”心态很强﹐江泽民扣的一些帽子和误导宣传很能迷惑人和激起一些人的无端仇恨。造谣和煽动仇恨与恐惧是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斗争中必用的伎俩。
五﹑中国在负稳定中发展经济
中共的阶级斗争把中国弄得动荡不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严重损失﹐人民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人心思定﹐厌倦了政治运动﹐人民渴望稳定和发展。国际上也希望中国稳定和发展﹐一来对国际和平有利﹐另外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有利可图。
“文革”后﹐中共搞改革开放和发展﹐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和自身合法性的依据。因为中共长期的政治斗争使得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和危机﹐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从来没有兑现﹐国家和人民依然贫穷﹐和国际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苏共的灭亡更刺激中共发展经济﹐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希望能避免重滔苏共的覆辙﹐一手用高压和恐怖统治实行稳定(即负稳定)﹐一手搞发展﹐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在负稳定中发展经济。稳定和发展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极其重要﹐中共更是做了大量的宣传。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面实际上涉及中共政权自身不稳定﹑负稳定和经济发展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现在中共宣传的和人们讲的稳定和发展实际上是负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根本没有触及中共自身的不稳定性问题。而要彻底搞清楚中国稳定和发展的问题必须要考虑中共自身不稳定性这个前提﹐中共自身不稳定性不是个经济问题﹐是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发展经济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
1﹑负稳定不能作为发展的前提
的确﹐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和政治稳定为前提。前面讨论过﹐中共的稳定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共自身的不稳定﹐另一个是中共靠高压和恐怖所取得的负稳定。不过负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表现﹐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负稳定的作用是在表面上掩盖了中共的不稳定本质﹐同时又能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些条件。因此负稳定对中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稳定压倒一切”。例如﹐在人们思想中一个流行的观念是﹐中国在稳定的环境下﹐搞经济发展﹐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对于中共迫害人权和打击异己的行为﹐许多人默许﹐甚至为中共开脱﹐认为中共的行为对中国发展有好处。因此﹐“稳定压倒一切”又增加了份量﹐成了一个打击民众的强有力借口﹑罪名和武器﹐以“稳定”为名﹐扣上破坏“稳定”的帽子﹐就可以随意打击无辜。
2﹑经济发展没有改变中共政权的不稳定性
虽然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给自己心理上增加信心﹑减轻一点合法性的危机感﹐但是经济唯上不但根本没有解决自身的不稳定问题﹐而且使得中共政权更加不稳定﹐产生了更多﹑更难解决的问题﹐肆无忌惮的掠夺﹑剥削和搜刮触目惊心﹐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等严重问题使得社会更加不安﹐中共失去更多民心。
中共实行从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至上政策﹐其中都有严重的缺陷﹐即缺乏人性﹐崇尚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不择手段的“猫论”使得人人为了自身利益﹐无恶不作﹐人的善良本性消失。“猫论”是不能强国的。人毕竟不是猫﹐人是要有人性的﹑要有良心的﹐如果人能象猫一样的行为﹐那么可能就成为一个完全由猫组成的国家。“经济唯上”的最大弱点就是破坏道德和人的良知﹐这种毁灭人性的经济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摧毁社会﹐导致社会混乱﹑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解体。人们为了挣钱﹑发财﹐出卖良心﹐走“捷径”﹐而“捷径”往往都是邪的﹑恶的﹑坏的﹑毒的﹑黑的﹑没有良心和缺乏社会公义与道德的。中共政权本身就不稳定﹐经济唯上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了庞大的负面力量而变得更加不稳定。现在中共凝聚力很弱﹐一盘散沙﹐民间抗议声彼此起伏﹐民心﹑党心涣散﹑诚信危机加深﹐民众素质急速下降。黑帮猖獗﹐官匪一家﹑警匪一家﹐色情泛滥﹐吸毒贩毒﹐赌徒﹑骗子满天下。
中共只是强调发展经济﹐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政治和体制改革﹐其内秉不稳定性并没有由于发展经济而发生任何变化。中共有的只是几句空洞和虚假的口号﹐如“与时俱进”和“三个代表”等等﹐然后媒体进行大肆宣传﹐这只能增强社会的假空风气﹐增强中共和社会的负面力量。事实上﹐中共一味强调经济发展使得中共产生了更多负面的东西﹐并且负面的力量快速向社会和民间发展﹐使得整个中国具有巨大的负面力量。
3﹑“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中共内部已经有人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唯上的宏观政策有严重的缺陷﹐经济唯上解决不了中共政权不稳定问题。最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在一份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过去以经济发展唯上的宏观政策衍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是时候改变仅靠发展经济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现在官逼民反﹐中共正在耗尽其最后政治资源。中共对人性的长期摧残﹐使得道德沦陷﹑人心不古﹑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以及良心和良知的泯灭。丧失人性和破坏道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取的﹐是得不偿失的﹐最后终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
中共政权和负稳定局面现在需要经济高速发展来维持。中共政权从以前的低消费(当时国家也穷)转变成现在高消费﹑高浪费的系统。加上庞大的官员贪污﹑巨大的金融黑洞需要庞大的经济资源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行﹐因此中共统治机器和贪污腐败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吸钱机器﹐急需内部生血(经济发展﹑民众积蓄等等)和外资输血。中共面临的困惑是﹐虽然经济发展解决不了其稳定问题﹐但是经济不发展对其同样是灾难﹐无法维持庞大和腐败的官僚系统﹐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又严重地威胁稳定。
另一方面﹐中共政权的不稳定和负稳定又制约和阻碍经济发展。在负稳定上发展经济﹐就象在流沙上面建房子一样﹐是不能真正使中国强大的。国家的强大和发展需要真正的稳定体制作为基础﹐中国的强国之路需要体制的改革和中华文明的重建。
六﹑中共面临的危机
共产独裁专制的本性决定了自身的不稳定本质﹐负稳定时时处于危机之中。前苏联共产党的突然垮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前苏联政权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独裁政权﹐苏共拥有约一千八百万党员﹐一九九一年八月突然垮台﹐许多人纳闷﹐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世界军事超级强权在没有外界的压力下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其实用我们这里讨论的概念来看就容易理解了﹕前苏共政权作为巨大的负面政权﹐自身是高度不稳定的﹐几十年的残酷暴政﹑经济和权力腐败使苏共早已失去民心。在关键时刻﹐苏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党心﹑军心涣散﹐军队也不听使唤﹐正是“失道寡助”﹐其靠高压统治维持的负稳定下的负面秩序迅速土崩瓦解。
中共多年的残酷暴政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据海外媒体报道﹐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之前﹐中共内部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对中共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可见中共的民心。胡锦涛上台后﹐提出了不少“为民”的口号﹐目的就是想要扭转这一局面﹐但是到底有没有成效﹐前景可能并不乐观。
1﹑腐败对中共政权的威胁
现在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造成民怨沸腾﹐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非常黑暗的程度。现有体制已经滥透了﹐大批贪官污吏在寻求机会携资外逃。贪污腐败侵蚀军队﹑政治体制和经济金融系统﹐成了中共政权的癌症﹐既摧毁人们的良心﹐又摧毁中共政权。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贪污腐败使得人民不再相信中共说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共遇到空前信任危机﹐丧失了民心﹑公信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中共在经济发展中纵容人性和道德的堕落﹐给整个国家制造了巨大的负面力量﹐引起社会混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被破坏得非常薄弱了﹐失去了弹性﹑理性和智慧﹐人们麻木不仁。中共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统治减弱﹐使得负稳定局面难以维持﹐巨大的整体负面力量要解体和爆发。在这个过程中﹐整体负面力量传递到个体上去﹐即加强了个体负面力量﹐从而破坏局部负面秩序﹐所以人们看到的中国混乱现象是中共多年来积蓄的庞大负面力量从宏观到微观解体和爆炸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是个大灾难﹐同时也会波及一些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当然中国人民首当其冲。中国最近几年灾难不断﹐一个比一个大和严重。
所以中共的贪污腐败成了自身巨大的负面力量解体和爆发的一个导火索和催化剂﹐即负面因素促使中共负面政权解体﹐并且有可能在解体过程中放大了负面力量﹐导致剧烈爆发。
2﹑“经济一枝独秀”下蕴藏的危机
道家有“物极必反”的理论﹐负面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坏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中国现在面临的是负面力量的解体和正面力量的建立﹐在这个负消正长的过程中充满着危机。不过中国现实有很迷惑人的一点﹐就是中共大力宣传的“经济一枝独秀”﹐“经济一枝独秀”本身到底有多大水分这里暂且不论。前面说过﹐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改变其自身不稳定的特性﹐只是中共经济力量的增长﹐障碍了许多人的视线﹐但是由于人的弱点(自私﹑贪婪﹑腐败等等)使经济力量的增加放大了人们负面的东西﹐给负面力量提供了更多物质上的生存条件﹐同时摧毁了纯朴的民风﹐使得民间较正面的力量减弱和消失﹐产生了净的负面力量﹐使得社会总的负面力量大增﹐增强了本来就不稳定的体系。由于人心的变坏﹐在表面“经济一枝独秀”掩盖下的掠夺和腐败从宏观到微观动摇这个体制﹐信任危机威胁负稳定和负面力量的秩序。但是仅从表面上来看﹐“经济一枝独秀”确实欺骗了当局和国内外无数的人﹐这是非常危险的﹐会使得负面力量解体变得难以预料﹑非常剧烈和可怕﹐在此不作多叙。
3﹑江泽民对中国的危害
认清江泽民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是非常重要的。江泽民的假﹑大﹑空和个人崇拜使得社会风气败坏﹐假﹑恶﹑暴﹑空﹑毒泛滥。江氏家族﹑亲信和上海帮带头掠夺巨额社会财富和贪污腐败﹐致使中国贪污腐败蔓延﹑猖獗﹐官匪结合﹐警匪结合﹐中共面临诚信危机﹐民心正在快速远离中共﹐经济中的腐败﹑军队中的腐败正在快速引发社会危机。在江泽民执政期间﹐社会出现道德和信仰真空﹐腐败向全民化方向发展﹐甚至有人说“我们生活在骗子的汪洋大海里”﹐民间人与人之间朴实的关系在消失﹐社会在分离﹐人人活得都不快乐﹐许多人为了赚钱发财六亲不认﹐毫无人性和良心。
江泽民干的一件“大事”就是镇压法轮功。在上面“中共的稳定问题”一节中﹐我们分析了中共由于自身不稳定性而出现的求稳心态﹐使得中共草木皆兵﹐当江泽民指控法轮功“和党争夺群众”﹑“反党”﹑“反政府”﹑后面有“敌对势力黑手(指美国)”时﹐所使用的思维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同出一辄﹐江泽民制造了一个不存在的“敌人”﹐人们只要冷静思考就不难看出﹐法轮功其实是非常无辜的。那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和中国前途和命运有什么关系呢﹖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概括地说﹐江泽民断送了中国唯一一次能够彻底和平化解危机的机会﹐这涉及许多深层问题﹐将在其它地方分析讨论。
七﹑独裁者的负稳定是人民的痛
综上所述﹐要认清中共的稳定问题﹐必须对中共自身的不稳定性和中国目前的负稳定局面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共为了维护其领导下的负稳定局面﹐不断制造借口镇压人民。中共负稳定的致命弱点就是人民的觉醒﹐当人民对独裁专制不再恐惧的时候﹐就是负稳定解体的时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