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7日讯】一 .不同的景象
1.两个事件﹐一个话题
十几年前读小克莱.布莱尔的《麦克阿瑟》时﹐有一个情节深深打动了我。1889年,19岁的麦克阿瑟进入他梦寐以求的西点军校﹐但进校不久就在训练中遭高年级生残忍作弄以至发生痉挛和昏厥。事后在接受法院对西点军校这种不光彩做法的调查时﹐他道出了详情。但当法院要他讲出恶作剧的学生时﹐他犹豫了。然而如果拒绝服从命令﹐他可能被开除。这将意味着孩提时代全部梦想的破灭。这个时候﹐母亲送他的一首小诗帮助他下了决心。诗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人们将以他来判断母亲的品行。如果阴影或羞耻抹黑他的名字﹐母亲也将蒙受耻辱。有着良好家庭教养和高贵禀赋的麦克阿瑟具有维护个人和家庭荣誉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允许他告发同学。于是麦克阿瑟不顾可能发生的前途危机而选择了沉默。这个选择使他赢得学员们的普遍尊敬。
在这场由恶作剧酿成的事件中﹐麦克阿瑟既是受害者又是见证人。在接受法院调查时说出真相是他的义务﹐而且有助于纠正军校高年级生欺负新生的不良风气。虽不情愿﹐他还是配合了调查。但如果具体讲出恶作剧学生的姓名﹐使他们受到惩罚﹐尽管行为上无可指责﹐可是对一个尊奉荣誉原则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变相告密﹐而告密是人类有过的劣行中最不名誉的一种。
与麦克阿瑟面临职业危机时作的哪怕牺牲前途也要维护荣誉的选择相反﹐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埃利亚.卡赞在五十年代作了另一种选择。当时美国正处于麦卡锡主义阴影笼罩下。麦卡锡参议员借一个并无根据的所谓共产党颠覆案煽起政治迫害的狂热和恐怖气氛。在联邦机构和国会对人们的政治信仰和交际活动进行的调查中﹐许多与美共或其他激进组织有联系的人都受到了传讯。卡赞是一个理想幻灭的美共党员﹐在被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时为保前途供出了几名共产党朋友和同事。他从此蒙上耻辱﹐被人们称为”告密者”。四十多年之后的1997年﹐执导电影曾两度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卡赞已年届87岁高龄。但好莱坞左翼自由派电影界人士没有原谅卡赞的告密行为﹐美国电影学会和洛杉矶影评人联合会拒绝授予卡赞终身成就奖。
对于每个人来说﹐非常时刻是认识自己真实自我的一个机会﹐它使人在平常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个性﹑人格受到严峻考验﹐从而使人有机会在最深层次上了解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述两个事例正是如此。而在这两个事例中﹐当事人的不同选择及其人们对他们的选择作出的不同反应又殊途同归地涉及到告密这一微妙话题﹐并表现了美国人对告密行为的普遍态度。
2.另一番光景
无论何时何地﹐告密都是与阴暗﹑鬼祟﹑不名誉紧紧连在一起的。喜欢干这行当的人与建设性活动无缘。他们热衷于用游移不定的目光八方窥探﹐用灵敏的鼻子四处搜寻﹐把思想﹑言论﹑行为举止异于某种标准的人一个个锁定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把种种所谓”异象”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拿到需要这些”情况”的地方去﹐或者等待时机以便拿它们派用场。这是一些心理阴暗﹑寡廉鲜耻﹑行为方式鬼头鬼脑的人。
告密现象古今皆有。然而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告密行当的盛衰状况和告密者的际遇差异很大。当然﹐告密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除那些天性卑劣而自愿充当告密者的献身邪恶的人之外﹐还有两种告密者。一种是在前途或生命攸关之时由于人性的软弱而屈服于压力被迫成了告密者。另一种是受意识形态蛊惑和沉溺于偏狭的党派立场﹐为了某种政治信条而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这是由虚伪的理想引起的道德败坏。比较而言﹐被迫的告密者多少有些值得同情之处。但卡赞的遭遇表明﹐在美国﹐哪怕情势所逼而沦为告密者﹐都将终身背负恶名﹐遭人唾骂。其人格污点﹐无论事业成就有多高﹐也难以抵消。但在中国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这里干这行当的很多﹐而且多的是自愿者。不过﹐在我国”告密”一词极少使用甚至避讳不谈。热衷此道的只干不说﹐吃告密者苦头的人则不能说（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说）当然更别想形成使告密者畏而却步的社会舆论。至于谁要在情势所逼时作出麦克阿瑟那样的选择﹐等待他的将是最严厉的惩罚。而且﹐由于我国长期有着对于这种特殊服务的巨大需要﹐为鼓励人们告密﹐曾赐予了这行当一个上得了台面的说法﹐叫做”反映情况”﹐还慷慨地把诸如”警惕性高”﹑”……敏感性强”﹑”有……觉悟”等褒奖词抛撒给告密者。于是借助于语词转换术化腐朽为神奇﹐使阴暗﹑卑劣﹑不名誉变得似乎光明正大起来。不仅如此﹐告密还在事实上被纳入进正统观念之中﹐一个人能否把良心交付国家机构去支配﹑能否跨越”迂腐”的道义标准而主动”反映情况”已经成了考验人们”忠诚性”的尺度。这种尺度的普遍运用使得许多干告密行当的人还硬是生出了一种”自家人”的荣耀感。而在长期扭曲的道德评判标准下﹐不涉足此道的人则大多丧失了对告密行为作出正常反应的能力﹔再加上历史上长期的皇权崇拜和现实中虚假意识形态对人的理解力的瘫化﹐人们甚至普遍认可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监控每个社会成员的合理性。所以﹐如果说这里是﹐至少曾经是告密者的乐土﹐是算不得夸张之辞的。
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在风风雨雨﹑跌跌撞撞中走过二十多年后﹐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避讳”告密”二字。在一些人对自五十年代初以来历次整人运动的控诉和反省中﹐有关告密的问题虽说还未正式浮出水面﹐但已若隐若现﹔而且人们心照不宣﹕”告密”兴盛﹐乃我国社会生活一大特色。对于关注这个问题的人来说﹐不仅必须正视告密对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尤其是对人们心性的影响﹐而且必须正视由我国与别国告密行当的盛衰状况和告密者际遇的巨大差异给我们提出的不容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会呈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探寻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必要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回溯这一现象﹐从中去发现与这一现象有关的因素﹐而在作这种回溯中﹐前一问题的答案也会自然呈现。
二.告密盛衰探源（上）
历史上﹐专业密探或业余的告密者在东方或西方都曾普遍存在。印度早在吠陀神权政治时代﹐国王就豢养了大批密探作为他控制臣民的工具。在古犹太国﹐希律王在人民中布置密探﹐窃听人们的谈话﹐对每一句他认为有敌意的话进行惩罚。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但王政时期在秘密宫殿中行使着绝对统治权的神王与东方君主一样有着对告密的需要。他依靠书吏来实现对全部社会生活的监控。而当时的书吏作为唯一掌握着文字的阶层﹐他们身兼二任﹐既在宫里从事建立档案的秘密工作﹐同时又充当神王的耳目﹐专门去发现和向神王密报人民中的”异象”。王权解体后﹐权力不受控制的神王消失了﹐希腊社会进入城邦时期﹐并逐渐形成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开性使”耳目”这类人物在大多数城邦丧失了存在的制度性依据。各城邦仍然有告密者﹐但他们的活动程度视各城邦政治制度而异。沿袭了王政时期某些专制政治特征的斯巴达寡头政制建立了最早的秘密警察﹐他们权力很大﹐不仅监视民众﹐而且可以杀戮奴隶﹐杀戮对象主要是被他们发现具有勇敢之类”危险”品格的奴隶。所以﹐斯巴达几次在战争后对为国勇敢作战的奴隶进行集体屠杀。针对这种屠杀﹐马克思曾愤怒谴责了斯巴达政权”骇人听闻的忘恩负义”。民主制的雅典不可能有对内的专业密探﹐但政府鼓励公民告发违法现象﹐如果违法者被定罪罚款﹐告发者可分得一份罚金。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每个公民对公共秩序负有一定责任。但实施起来却很易被一些人滥用于去监视和告发别人的思想﹑言论和信仰﹐从而蜕变成对告密的鼓励。好在雅典人崇尚自由高贵的品质﹐对鼓励告发违法事件可能引起隐蔽的但却更严重的罪恶——告密心存戒备﹐而且无论诗人﹑哲学家笔下或民间自发的舆论﹐告密者都被视为宵小之徒。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认为”告密者不配称为人”。诗人阿里斯托芬更不客气。他笔下的告密者总是蹑手蹑脚地穿街越巷﹐鬼鬼祟祟地到处偷听。他的好几部剧中﹐这些家伙最后都落了个被抓起来逐出城邦并遭人切齿痛骂的下场。观众对这种场面则总是报以热烈的喝彩。在这样的舆情下﹐除非实在财迷心窍﹐要不然就是有窥探告发癖而存心想找不自在﹐是没几个人愿充当告密角色的。所以﹐民主制的雅典虽然出现过因告密者控苏格拉底渎神而起的悲剧性事件﹐却不是一个适合盛产告密者的地方。
至于古罗马﹐它藉以立国的古道德是刚毅﹑勇敢﹑宗教虔诚﹑注重荣誉与责任。秉持这种道德的罗马人构成了共和时期的罗马这个无敌之国的基础。这个时期也有告密者﹐但也不是他们活跃的好时机。帝国时期则不同了。当出现了终身拥有最高权力的元首后﹐这权力就成了最高统治者﹑尤其成了他们中间那些迷恋权力的人需要倾全力去维护的东西﹐于是便产生了控制人民﹑特别是控制其中优秀分子的需要﹐对告密者的需要也就由此而生。当元首进一步演变为皇帝以后﹐帝王统治对告密者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告密者及其纵容者的恣意妄为﹐已是帝国时代一大弊病(1)。在几个暴君统治时期﹐这一弊端最为严重。公元一世纪晚期﹐把自己的权力寄于禁卫军刀尖上的图密善天性多疑﹐他极端妒忌和仇恨优秀者而从人类最底层招募心腹﹐利用后者监视前者。凭着这些人的举报对有名望的罗马人特别是对元老院大开杀戒。他在位十五年间﹐稍有名望者无不随时感到告密人的威胁。告密人在康茂德时期也极为猖獗。康茂德由于自身荒淫残暴而把任何出色表现都看成对他权力的挑战。于是善于揣摩暴君心理和罗织他人罪名的告密人便盯上了那些廉洁奉公﹑有重大贡献的人。按告密者的逻辑﹐廉洁奉公暗含着对康茂德不端行为的无言斥责﹐重大贡献意味着卓越才能(2)。这些恰恰是最不能见容于暴君的品质。就这样﹐告密者依靠着主子的虚弱与堕落而发迹﹐主子则利用他们制造的口实杀人﹐特别是杀害那些有挑战能力﹐会妨碍暴君胡作非为的重要元老。然而尽管帝国时期出现了由元首演变为皇帝的趋势﹐甚至接连出现过好几个暴君﹐但罗马深厚的共和传统却从未完全丧失。共和传统体现在元老院这一共和时期遗留下来的机构上﹐深藏在人民内心﹐甚至保留在一些皇帝身上﹐受到他们的尊重。共和传统对告密这种寄生于秘密政治的丑恶现象是一种遏制力量。特别当皇帝本人还保留着对共和传统及其当初支撑这一传统的那些古老道德的尊重时﹐告密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例如图密善之前在位的提图斯治下便是如此。提图斯是图密善的兄长﹐在位仅两年﹐但颇有政绩﹐声望卓著。他厌恶告密﹐常在广场当众用皮鞭﹑棍棒犒赏告密人﹐还把其中一些拍卖为奴﹐一些流放荒岛。而在图密善与康茂德两个暴君之间的将近九十年中﹐元老院否定了帝位的世袭﹐恢复了开国初期由元老院提名产生皇帝的做法﹐此间接连四代皇帝（其中有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都很尊重共和传统﹐他们把自己看成元老院的元首﹐认可自己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选出的行政代表或国家第一公仆的身份﹐因而不把权力寄托在武力上﹐而是一直保持着文官政府形式。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准共和政制下告密者几乎销声匿迹(3)。
罗马帝国灭亡后﹐作为帝国遗产保存下来的基督教及其教会以其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领导取代了罗马帝国对这个世界的世俗领导。在它身上﹐广博的包容性与惟我独尊的偏狭性并存﹔它的教廷在历史上则既有着维持全球公正与和平的理想和努力﹐又有着维持其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独尊地位和充当一切人精神主宰的野心。基督教的包容性使它具有接纳不同国家﹑民族﹑性别和人种的人而成为普世信仰的品质﹐其教会的理想和努力则使它担当了教化﹑抚慰﹑播种文明的使命﹔但把自己当真理化身和维持自己的观念和信仰至尊地位的企图则衍生了异端裁判所这种邪恶而血腥的恐怖机构。异端裁判所负有的消灭异端的使命使一大批专门监视别人﹑告发别人思想不端的告密者应运而生。在教会的权威不容质询的时代﹐告密者把无数人告上了异端裁判所﹐而与异端裁判所沆瀣一气的世俗法庭则执行杀人的任务﹐把被异端裁判所定罪的人送上火刑架。在好几个世纪中﹐火刑堆的烈焰曾卷着浓烟在欧洲各地燃烧。
二十世纪﹐纳粹德国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二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据《斯塔齐》一书披露﹐在两德合并前﹐这个靠机关枪和筑墙来阻止居民流向西德的国度﹐人口仅一千七百万﹐斯塔齐的特工人数竟高达十余万﹐再加上人数更多的告密者﹐几乎每6.5个人中就有一个在为斯塔齐服务﹐每当有十来人聚在一起时﹐其中就必有一人在为斯塔齐竖起耳朵。人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记录在斯塔齐浩繁的档案中(4)。然而﹐通过对内使用特工和告密者来控制社会﹐并不是当时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东德的独特做法﹐而是整个苏东国家的共同政治特征。其中﹐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对民众的监视和高压控制上决不亚于东德。
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时期不仅从来就少不了告密者﹐而且给了这类人最大的鼓励和用武之地。早在西周﹐就有周历王为压制人民的不满而聘巫师用所谓”神术”对人民进行侦察和刺探﹐发现有谁批评他便立即处死。从当时”国民莫敢言﹐道路以目”﹐足见周历王的密探效率之高。武则天时期开始大规模使用告密人﹐并发明了”铜匦投书”﹐号召和鼓励告密﹐使告密具有了准制度形式。但告密者最猖獗﹑对这类人的使用最具制度性的是明朝。还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就为了朱姓江山的稳固而设”检校”﹐利用这机构去察听官吏言行甚至生活琐事﹐并密报他本人。”检校”是明代庞大的特务机构的前身。后来朱元璋又设锦衣卫。锦衣卫由皇帝的亲军系统发展而来﹐权力远大于过去的检校﹐侦察监视的对象不仅是全体官吏﹐而且扩大到百姓。朱棣在位时又从太监中物色亲信﹐设置了由宦官组成的东厂。东厂既侦察监视官民﹐还把锦衣卫也纳入侦察监视范围。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它们作为特务机构而横行于整个明代﹐其淫威之大﹐令官民谈厂卫而色变。明代皇帝很懂得对属下的权力进行制约﹐设置了重重机构使之层层监控。锦衣卫监视官民﹐东厂监视锦衣卫﹔还曾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而所有这些特务机构之间的制约﹐都服务于权力不受制约的皇帝一人。厂卫人数众多﹐但要对全国官民进行监视而且还要彼此监视﹐仅凭厂卫﹐人手远远不够。于是厂卫又以各地流氓为耳目﹐出价向流氓买情报﹐给了流氓横行作恶的天赐良机。在明代﹐告密者既寄生在厂卫特务机构上﹐又支撑厂卫有效运作。他们为了赏钱或为了挟隙报复﹐不仅窥人隐私﹐捕风捉影地拿捏别人把柄﹐还凭空捏造﹐罗织罪状﹐制造了大量冤案﹐形成特务机构——告密者——冤案之间体制性的恶性循环。满人灭明而建清朝﹐但在实行特务政治上与明朝一脉相承。告密活动的猖獗丝毫不亚于明朝﹐酿成的冤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东方或西方﹐可以发现﹐告密者在民主政体公开化的社会条件下用武之地不大﹐但在专制体制的秘密政治下却必不可少。历史事实表明﹐专制体制提供了是告密现象赖以滋生的最根本条件。这种体制下存在着君临全社会之上的个人或集团。他们人数极少﹐但却凭借其垄断的社会权力而垄断了对全部社会资源的支配﹐并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进行统治。这双重的不平衡使得对人民的戒备成为这种体制的基本政治特征。对于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些个人或集团来说﹐巩固权力的最重要秘诀就在于保密和控制民众。保密使权力在秘密状态下运作﹐既增加人民对政治运作的神秘感﹐又阻断人民了解权力真相的渠道。这样﹐权力中心得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只让人民了解经严格筛选过滤的﹑甚至是伪造的信息。控制人民则同时通过重大问题上对人民的保密和对人民动向的掌握来实现。所以秘密政治和告密制度是专制体制下相互依赖和补充的一对怪胎。除了政治上的专制﹐思想﹑信仰上的不宽容也是刺激告密者活跃的重要原因。任何思想或信仰如果被奉为至尊﹐那么与其形影相随的必是不容异见的偏狭以及对人们思想信仰的侦察和对自由思想的惩罚。在这种思想信仰的专政下﹐专门去窥探和报告别人思想状况的告密者也是不可少的角色。
总之﹐一切专政都有着对告密的需要﹐无论这专政是政治上的还是思想信仰上的﹐都概莫能外。即使有人抱着良好愿望为着整肃道德而实施”美德的专政”﹐其结果也必然是各种专业密探和业余告密者群魔乱舞的局面。十五世纪末﹐修士萨伏那罗拉在佛罗伦萨实行的以纯洁教会和道德为目的的”美德的专政”便是如此。为了确保佛罗伦萨人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都不违背他所推行的禁欲主义美德﹐他不惜采取恐怖措施。在他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最不得人心的是利用仆人和儿童充当风化特务。结果不仅使得邻里彼此监视﹐还让仆人监视主人﹐儿童监视父母。一时间﹐佛罗伦萨告密之风盛行﹐无处不有的监视使恐怖统治深入到社会每一角落和每个家庭内部﹐无所不在的告密使人与人之间甚至亲人之间的关系被防范和不信任所毒化。可以说﹐告密是最丑恶的社会现象﹐尤其当告密成为制度更是如此。制度化的告密总是与秘密警察的权力最大化相联系﹐就犹如一币之两面﹐二者都是国家权力不受控制的标志。它们以一种无形但却及其现实的暴虐力量使人民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惧之中。卑劣的告密者和无法无天的秘密警察相互勾结﹐布成一张针对着勇气﹑独立﹑远见﹑对事物进行审视﹑怀疑﹑判断的理性精神等人类最宝贵素质以及禀有这些素质的优秀个体的巨网。通过罗织罪状﹑制造冤狱去消灭优秀个体﹐通过扼杀人的宝贵素质以取消公众作出反应的能力。不仅如此﹐告密制度散布猜忌与仇恨﹐调动起人们身上潜在的恶﹔防不胜防的告密和随之而来的惩罚则扼杀一切诚实的思想和信仰﹐瓦解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与信任﹐并且最大限度的腐蚀民族精神。可以说﹐对人民使用密探和鼓励告密是一切暴政中最令人反感﹐也最具腐蚀性的﹐它对人类脆弱的道德是致命的打击。
(1)《罗马十二帝王传》苏维托尼乌斯着﹐商务﹐1995年中译本﹐322页。
(2)参见《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着﹐商务﹐1997年中译本（上）85-86页。
(3)同上﹐并参见《世界文明史》第三卷《恺撒与基督》373页。
(4)资料源自1999年10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可怕的特务王国》。@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