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日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过，波普尔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半部书也足以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书是对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论，是对一些社会改造原则的审评。波普尔的靶心是历史决定论及其所支撑的极权主义，他采取的是一条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马克思到黑格尔，最后揪住了柏拉图的尾巴。他发现了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极权主义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极权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社会”乃是“开放社会”的死敌，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灭力量。
我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对柏拉图唯美主义的透视。在此之前，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个盲点。尽管我隐约感到，许多有唯美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思想，如王尔德、庞德，甚至中国当代的天才诗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两个环节究竟是怎样套起来的。
现在，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图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与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试图看见一个模式，看见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造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种审美的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魔、是撒旦，还是疯子、阴阳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魅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十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
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
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
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
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得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闭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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