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9日讯】这里的建议不是面向官方的，因为我的建议并不新鲜，官方如果肯接受这样的建议，1989年以来的历史就完全是另外的面貌了。
这里的建议也是面向官方的，是对官方实际上成为国有资产不正常流失的第一罪人，所作的控诉！
“控诉”这个词尽管在例如左拉那里是一个值得中国“自由主义者”大大感动、激动的字眼，但在我这样的普通知识份子口中说出来，而且是针对中国官方说的，我知道，这可是绝大地犯忌了，一些刚刚赞扬过左拉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者”，会立即为我的“控诉”感到不安，以为是在煽动老百姓的非理性情绪了，不，这本身已经是必须扑灭的非理性了！“怎么能这样对政府说话呢？”“没看到‘新政’吗？”“这样说话无助于问题解决啊！”“何必这样触怒当政者呢？”“须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是长官们的事情，而欲求长官们听得进建议、愿意着手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把话说得能够进入长官们的耳朵。能这样跟长官说话么？”
是的，正如有这样一种关于1989的反思：学生们干扰了官方正准备实行的改革。
可是，这15年来，足够温和、足够耐心的建言，难道不是已经足够多了吗？这15年不仅青年学生，可是一点也没有干扰过的，但理性的人们应当比非理性的人们更看到中国问题越来越缓解了吧。那么，眼下出现的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议论，一定是胡闹了？
那么，今年2月间吴敬琏先生对汪丁丁说的“这样的改革老百姓不会承认”，一定是因为面对的是汪丁丁而仅仅是书斋中的闲扯了？
那么，不论你现在变得多么理性，当年对李泽厚们告别革命论的批驳，一定是应当向“犬儒”们道歉的神经错乱时的胡言乱语了？
那么，秦晖先生的“翻盘警告”（有人竟理性到认为是秦晖先生自己主张翻盘）一定是危言耸听了！那么，眼下丁元竹们或许出于某种“中国政治需要”不断公布的“危机警告”，一定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了？
但是，即使是非理性的“群众”都知道：即使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群体都这样控诉，（这当然是天下最最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也不可能对官方的权力有任何威胁，因为这个权力只需要一挺机枪就能把千百万秀才们镇制住；既然权力的维系不能容纳这样的建议，而只是更在意那一挺机枪是否处于工作状态，那么，理性的人们还有什么担心长官们不高兴的理性根据呢？
不错，“政客”当然是有的，当且仅当主意、策论等等为长官们而出，“政客”才有了落实。而凡是长官们不喜欢的言论，哪怕是果真把亿万群众煽动得一个个成了热锅上暴跳的豆子，那也既不是民粹，更不是政客的，而仅仅说明这样的言论真正说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当然，中国亿万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理性不理性的学者专家们在议论什么，即使是南京街头的小报，下岗工人们、进城农民们也舍不得掏三毛钱买一份的，所谓煽动群众云云历来是长官们代替机枪的一种临时“普通法”，直到这两年才成为一些“宁要专制也不要无政府主义”的理性自由主义或者保守自由主义的论调的。
关于眼下通过朗咸平真有了一点舆论张力的“抢劫人民财富”的批判，这本身已经是中国学界思想界的悲哀，因为，至少秦晖已经被冷落10年以上了！眼下悲哀已然有了耻辱的谴责性质，谴责谁呢？谴责长官们吗？不是的，长官们历来不在意谴责的——在这个意义上，长官们是遇到一谴责隔绝的。坦率说，谴责只剩下纯粹悲剧的意义了：你秦晖太理想太书生了呀，你的思想不可能实行呀，实行了会导致不稳定呀！
于是，一方面，在与例如某些所谓“新左派”辩论时，秦晖成了“自由主义”先于“左派”坚持公正的代表与证据；另一方面，秦晖又成了“中国右派”包括所谓“新自由主义”指责左派是“民粹主义”的陪绑甚至代表。秦晖思想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有了悲剧命运——无关紧要时，不乏赞扬声，一到关键时刻，就几头不落好，至多只被偶尔提及好象秦晖也有一点“替我注释”的用处。
有谁见过与秦晖有点模样的正面辩驳的言论？好像秦晖不值得辩驳似的（还是秦晖有什么霸气碰不得而只能零打碎敲、旁敲侧击？），如果秦晖绕不过去，那为什么要冷落秦晖？中国的“主义界”真有出息！
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回避、冷落秦晖！不要再继续自辱下去！而应当首先将朗咸平话题，本着“端正学术”（官方新近有所谓治理“学术不端”的东东乐）的精神，回到或者上升到10年前的秦晖那里！这当然仅仅是思想逻辑的需要。
什么逻辑？
不是反对“自购自”吗？秦晖并没有绝对反对，而只是反对私占大锅饭的“化公为私”的“中国式MBO”，例如11年前的那位深圳的叶老板，也可以购买他担任过法人代表的企业的，但是：第一，企业是卖还是不卖，必须听听企业员工们的意见。这当然以秦晖的方式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会的政治律令，更包含了政治改革必须有所先行的科学逻辑——眼下不是在宣传什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嘛；那么，且不论企业的投资有没有动用财政支援，因而是不是还需要听取“人民”的意见，（有了民主“人民”当然不是抽象的）只要没有经过企业员工们的同意，就不可以替员工作主卖了。第二，如何卖，必须真正面对社会公共选择。
说到这里，我想简单讨论一下所谓“职业经理人”的问题。我想指出：如果过去那样的国有企业体制大致不改，例如员工们只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国企雇工”，那么，“职业经理人”要么仍然不过是“国有厂长”，要么是欧文眼中的奴隶主式的“老板”，要么是充满短期行为的“合法偷盗者”。在这里，左大培等学者应当承认郎咸平的“职业经理人”与“郑州市110名博士‘科举从政’”这样的现象，虽说领域不同，但结果则一样。（也说明“科举宪政”与“人治宪政”差不多）
从逻辑上讲，不是因为有了“职业经理人”身份的先验认定才可以“承包”企业，而是只要企业“承包”真正成为秦晖说到的一种社会公共选择，不管你有没有事先认定的资格，一当你中标了，你就是“职业经理人”了——“职业经理人”是由其“足够真实的私产抵押”提供唯一保证的。
当然，只要是“职业经理人”经营的企业，员工们就不应当有什么“国企”、“社企”的民粹式特殊“权利”，而只应当享有员工的“一般权利”。在这里，过去没有权利因而国企必须改革；现在仍然只有权力在作祟，因而瞎胡来的“改革”必须“暂停”，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乱上加乱！
同样的逻辑也大体存在于“股份制改制”、“外部人购买”，包括外商购买。
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一定要“说得更好”，否则还不如不说。
具体说，首先，笼统说国企效率高还是私企效率高，是说不清楚的。《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左大培等8位学者的声明，存在着严重的国企“原教旨情结”，使得他们开药方的“主义”变得可以，也是他们对公正的关注，大打了折扣——照他们的“主义”既解决不了公正问题，也解决不了效率问题。在这里，至少还是一个例如对待秦晖思想是否有了起码冷静的问题，如果秦晖“共同底线”中的自由主义，真正被一些学者认识到是必须实行的，否则，过去不能遏止“极左”（如果在此基本原则上依然暧昧那就注定没有出路），现在不能遏止“权贵右派”，将来仍然不能跋出泥潭！如果你不关心公正，我不会视你为道义之友，你关心公正了，我未必视你为道义之友，但是：你如果真关注公正，而又开错了“原教旨主义”的药方，那你就真是糟蹋了自己，我深深为你可惜！须知，最近还有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先生越俎代庖地制造精神恐怖呢！关注公正的你难道真的拥护这位先生的“形左实右”的魔咒？
坦率说，如果这一次的“公正话题”只是虚热一场，毫无精神成果，那左大培们的责任丝毫不在“自由右派”之下，“自由右派”装死，“左派”们又装了什么！
我经常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左派舆论”，或者说秦晖“共同底线”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成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深深遗憾！有真正的“公正关怀”的有，但品质纯正并有意于形成一种舆论力量的努力则苍白得很！这大概与中国历来没有真正的“公正正直”力量，而只有喊两声公正以钓民意的政客力量有关。
其次，国有资产当然不是“右派”们胡说的“是经营者的贡献”，也不是如一些理性主义者无批判地宣称的是“政府所有”。应当具体分析为：中央财政（清充分考虑中国的银行具有“第二财政”的性质）投资的属于全民所有；地方财政投资的属于地方民众所有；自我增量显着的当然应当通过公共认定，给与优秀企业家贡献以充分肯定（甚至例如红塔山的储厂长可以通过这一认定而提前释放），而员工们也应当有资格成为“伊索普改制”的权利人（秦晖先生早已讲得很清楚了，我这里凭记忆一提）。等等等等。具体改制操作办法不难制定，讥之为“不能实现的理想”，既是不负责任的犬儒政治立场，又是对苏东转轨的“鸵鸟主义”。（面对例如秦晖、金雁等人的辛勤研究成果，右派们胡说“公正不可行”，“左派”们胡说“苏联被‘休克’掉了”，都是一种政治无赖行为！）
再次，对外开放也必须包括允许外商收购国企。问题是必须反对“经济卖国”、反对“靓女先娼”、反对“权力买办”。例如非流通股廉价变相减持给外商，这可是将做成的蛋糕当面包、馒头卖。我们应当不分国别不问制度差异地真诚欢迎外商来与我们一起做大蛋糕、做好蛋糕并且分好蛋糕，而不可以充当外商代表的同时使主权代表的角色变得面目可憎。
第三个建议：至少关注公正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应当努力参照苏东转轨中特别坚持了公正的国家，制定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为用的具体方案。
作为言论人，我们暂时还无法实践什么，也许，如果中国思想界有出息的话，应当有更多的勇气来捍卫人民的利益，而不可以仅仅满足于个体表达。但是，既是暂时还只能说一些什么，今天看来实在需要面对一个如何说得更有力，说得更有声威，更有舆论压力的问题。
我们生在有限的时空，我们的责任是有限的，但是，恰逢中国经历着由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特殊过程，我们的责任显得特别重大。我们当然可以不在意谁来执政，谁是权力的代表，但对如何执政、权力者究竟代表了谁，则必须过问，必须负起权力往往恣意亵渎的道义责任。
不要因为怀抱了理想而反倒有什么羞愧，社会怎么可以没有理想！这个社会难道不是太缺少理想了吗？
不要对权力者抱任何幻想，尽管不应当将权力者无条件地一概视为恶人，但我们该做的努力一定得由我们自己付出，而不可能由任何人代劳的。
不要被民粹主义的帽子、棍子吓破了胆，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权力者，个人的民粹言行也断然是你的权利，当且仅当权力者假民粹姿态以行旧恶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借船、遏制民粹主义——因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决不是劳动人民至上的社会，而是所有利益群体平等博弈于公共平台的社会。
人民的财富已经流失得太多太多——你可以不同意扬帆先生的药方，但你不能将他揭露的几十万亿元黑色财富的研究，简单否定。
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化公为私”运动还在进行中，还有数以万亿计的公有财产继续面临被掠夺的危险，已经被掠夺的公共财富不能仅仅满足于非制度、非法制化的反腐败，必须通过政治民主化来加以追溯——不要一见到“清算”就马上斥为非理性，也不要把反对“清算”的人们一概视为助纣为孽，将来的话题现在不必说得太早、太细，有了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法治，贪官不必担心杀头，（至少对经济犯应当取消死刑）也不必担心维护公共财富的力度会比转制社会更小。
这可真正是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为此，我们应当甚至面对生命受到威胁，也要平静赴义！
不法权贵们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跟你们过不去，你们摸摸良心吧，你们是不是贪得无厌了，你们对贫苦民众还有任何同情恻隐心么？你们梦想着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及其秩序能够巩固下来，并且还倒打一耙说正义的人们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可从来没有这样黑暗的局面吧！
是的，即使是我樊百华，尽管受到了一系列的歧视，也还是要比许多工人农民生活得好一些，因而会装死、会满足于沉默或者以个体的姿态（美其名曰自由知识份子的独立性）写点文章表明自己是个明白人、是深明大义的人，甚至仅仅通过一两次有选择地发起签名和多少有些生气的文章，就不顾前面历尽磨难的先驱，而以“公民运动的人物”自居，实际上并不肯面对丑恶不断谋求如何更加有力地说“不”，甚至还以明眼人一望即知的滑稽冲淡正义的诉求！推崇鲁迅或者胡适或者其他先贤都可以是你个人的志趣，推崇甘地的“不合作”等等也都很好，只是不可以对我们其实离我们推崇的先贤的努力还远远不如装糊涂，否则就成了“吃先贤”、“吃名教”而竟然能够乐此不疲、心安理得了。
不要装疯卖傻，因为例如秦晖怀有自由主义就故意回避与他的“共识”，否则，你的将“一般自由主义”与“中国式新自由主义”区分开来的说辞就是虚伪；因为例如秦晖特别强调公正，你就特别强调自由之上，而奇怪地将“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立场也当作民粹、当作一种现实危险来加以拒斥！
实际上只是简单背靠着主流权力集团（枪杆子）说话的那些伪学者不去多说了（既要严厉批判他们的种种劫贫济富的怪论，又要将他们与其服务的权贵主子区分开来），就“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人们说话，如果说一些所谓“新左派”确有原教旨残余（这是不是一种政治阳谋？），那么，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就确有默认权贵坏资本主义的嫌疑，否则，秦晖绝不可能多年来遭到实质上的冷落（我并不把最近他在《南方人物》榜上有名看作真正受到了重视）。这些话特别要请真正关注公正的朋友深思！
秦晖也只是一个学者，他不可能每句话都对，他的个人风格更不是最合宜的道义代表，但是，以他说得最好最丰富的“共同底线”，确实非同小可，回避“共同底线”而能有理想、能够达到道义上的清明，不可能！
中国思想界十分散漫，中国知识界更加散漫而且犬儒，明知此种局面难以改变，我也要不会撇清自己地指出这一事实。才子才女有，但德行不匹才学。中国太不公正了，你怎么声张公正也只嫌少不会过，散漫而总是折腾以致实际上成为四分五裂的乌合之众，特别在今天已经变得与犬儒无异了，那么，谁还有脸面标榜“左派”、或者“自由主义”？
──转载自《议报》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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