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日讯】倪幼渔已经死去四年多了！
倪幼渔是广东佛山一位退休教授，1999年新年前夕，倪幼渔先生去台湾看女儿，在佛山海关被警察拦阻，一直关在当地的看守所里被秘密审讯。2000年春的某一天，倪幼渔的家属被告知，倪幼渔先生已经死在看守所里。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跳楼自杀”。倪幼渔的尸体很快被火化，家属由于政治恐惧不愿意对此案提供更多消息和评论。我在2002年于北京、2004年于加拿大分别写过两篇文章（其中一份信写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倪幼渔之死提出质疑，并呼吁有关方面予以关注。今天，希望能借助《开放》杂志继续呼吁更多的人和人权组织敦促北京方面彻查此案，以使该案早日大白与天下。
倪幼渔被捕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倪幼渔先生与北京自由派知识份子和港台媒体的接触，早已经为警方所不能容忍；倪幼渔在佛山海关被拦阻的时候，被查获行李中携带了很多“反动材料”和“反动书稿”——据我所知道，这些反动书稿至少包括我着的《灾变论》一书，因为争取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一直是倪幼渔先生的一个心愿。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向香港媒体报导过广东一些地方的腐败黑幕。据一位香港的朋友讲，这些活动激怒了某些掌权者。这些活动也包括转发发生在佛山大学一起案件的消息，而当地司法部门的首脑人物、甚至更高层的人物似乎涉嫌其中。根据1999年2月15日佛山大学人文学院潘先伟博士发表的《致全国教育界、文化界、司法界的一封公开信》一文披露：1998年7月9日潘在佛山街头被一奔驰轿车所撞，遭到司机“叶建生”及呼来的帮凶毒打。此案被各种媒体曝光后，引起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的关注，要求佛山依法处理好此案。但1999年2月13日，当地法院宣判打人凶手叶建生无罪。潘因此向佛山市中级法院提交了上诉材料，同时呼吁社会舆论予以支持。当地媒体报导：此案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在于潘先伟是目前佛山唯一的一位文学博士，而且打人者手段之毒辣，激起了全院乃至全社会的义愤（《南方周末》12月25日）。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则暴出了更令人震惊的内幕消息：潘博士及同行其他教师竟然是被王震的孙子毒打！一位署“羊城”的网友1998年6月24日在电子杂志《大参考》上发表消息说：“根据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及广州市民的议论，基本证实打人凶手是已故元老王震的孙子、中信总经理王军的儿子、深圳长城计算机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兵”。“从广东佛山传来的消息说，由于互联网上已经透露毒打潘博士的凶手是王震之孙王小兵，佛山市公安局决定不再隐瞒下去，将案情如实告知当地媒体，今天下午出版的羊城晚报上，已有王小兵的名字，但没有提他的背景。”
我相信倪幼渔先生必然向海外媒体披露了这些内幕，也相信他的侠义之举也必然引起黑恶势力的嫉恨与报复；但我不相信倪先生会自杀。第一，倪幼渔先生历经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1999年他已经年逾七旬，他以前没有自杀，现在更不可能自杀。第二，倪幼渔先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天天早起锻练身体，而且对中国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自杀呢？第三点理由同样重要：中国警察部门，特别是在江泽民“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鼓舞下，已经堕落为权力打手，一些恶警通过刑讯逼供残害人命、制造冤案的新闻即使在大陆也不断被披露，因此“倪幼渔之死”成为又一起同类冤案是完全可能的——
1998年7月7日上午，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对熊先禄施以种种残忍手段进行逼供，致使熊先禄死在刑警六中队一探组办公室里。经法医鉴定，熊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过度等刺激而休克死亡（法制日报）。
1999年3月6日凌晨，商南县犯罪嫌疑人尚宏亮因民警朱豫忠的酷刑突然死亡（华商报）
2000年2月1日，河南省通许县练城乡派出所民警的李永康等刑讯导致被害人厉素玲死亡（《新快报》）
2000年3月14日，河南省镇平县公安局老庄派出所和柳泉铺派出所的5名工作人员为逼农民丁功海承认犯有盗窃行为，竟将其活活打死（大河报）。
2001年4月15日，河北霸州康仙庄派出刘志庚等五人先后用拳脚、火筷子、鞋底和笤帚对一男子进行殴打，并用旧式手摇电话电击，导致这名男子于第二天早上死亡（CCTV.com）。
2001年，山西20岁的农民李绿松在岚县一个派出所的“留置室”被子打的遍体鳞伤，三天没给饭吃没给水喝，公安局副局长杨旺元下令用钳子撬开他的嘴，警察用电棍将其打昏，将其舌头割去了半截（山西青年报）。
2001年9月11日凌晨2时许，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将程绍贵关入铁笼内进行审讯，程当日死亡。9月16日，周景珠在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看守所内猝死，法医鉴定的结果是，周景珠存在双下肢臂丛神经损坏，损伤程度为重伤（深圳新闻网）。
2002年8月1日，湖南省新宁县金石镇派出所阳志斌等人等人对本镇唐斌（户籍名为唐继扬，17岁）实施殴打，8月2日早晨7时许，唐斌死在留置室内（潇湘晨报）。
2003年3月2日，广元市市中区公安分局嘉陵派出所民警曾浩，在审讯涉嫌寻衅滋事的留置盘查人员周郁时，导致周郁跳楼死亡（新华社）。
2003年3月，孙志刚在广州大街上被“收容：了，最后被打死在广州市收容人员的“救治站”。从2002年元月至2003年元月仅在这个“救治站”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就达200人（南方都市报）。
2003年4月2日，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对韩XX进行捆打、刑讯逼供。4月7日凌晨，韩经抢救无效死亡（中新网）。
2004年元旦前两天，因为经济问题被关押的哈尔滨前副市长朱胜文在在哈尔滨第三监狱中意外死亡。官方对朱胜文死亡的解释是自杀身亡，对于朱胜文自杀的说法，朱胜文的很多亲友都提出质疑（自由亚洲电台）。
2004年2月24日，福建福泉市无辜农民张国宇被5名民警在留置室刑讯逼供致死（江南时报）。
2004年7月15日，哈尔滨市农民迟文滨在哈尔滨呼兰区一家看守所被活活打死（人民网）。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公民赵燕在美被打案”被北京炒作得热火朝天。
我们再看下面这组“处女嫖娼案”——
“第一处女嫖娼案”：2001年元月8日晚8时至9日晚7时，陕西姑娘麻旦旦在泾阳县蒋路派出所遭非法讯问、殴打后，被以“嫖娼”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5天（人民网）
四川“良家妇女卖淫案”：2001年四川珙泉镇派出所对当地一歌舞厅服务员陶先碧以“卖淫嫖娼”为由刑讯逼供，致陶先碧死亡（千龙网）。
河北“处女嫖娼案”：2002年8月20日，河北姑娘吴小玲以涉嫌卖淫被带到南翟营派出所，这位还是处女之身的年轻姑娘因警务人员刑讯逼供，被迫承认和9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被非法拘禁82个小时（生活时报）。
河南“处女卖淫案：2002年9月12日17时许，河南省郸城县公安局巡警三中队民警将正在县城搭车的该县秋渠乡23岁女青年张翠英口头传唤到郸城县银鑫宾馆，讯问其是否有卖淫行为，并对其采取脚跺、用鞋打屁股、罚蹲等手段逼供，致使张翠英作虚假供述称与某窑场工人杨某、侯某发生过两次性关系。后经检查，张翠英系处女（河南大河报）。
……
在中国这样一个警察国家，特别是在江泽民“稳定党”的统治之下，质疑倪幼渔之死的理由是极端充分的。我也看到一起几乎与倪幼渔之死完全一样的案件：2002年6月16日，湖南省益阳市青年刘骏被当地的一家派出所传唤，结果却死在了派出所楼下，而派出所未经家人同意即强制火化尸体。检查机关调查认为刘骏是自己跳楼身亡，而刘骏的家属们却始终难以接受（CCTV-新闻调查）。不过倪幼渔惨案有他的特别之处，这使得它即使与李绿松案、孙志刚案一样令人发指，却因这些特点而无法在中国成为公共事件，因此更无望获得死后的公正。这些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倪幼渔牵涉到政治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他触犯了中共显要。这样的案件没有媒体敢碰，而连我第一次在国内为倪幼渔呼吁的时候，也不免内心战惊。“人生而平等”，这在中国还是一个谎言；“人死而平等”，这在中国也是一个谎言。倪幼渔悲惨之死归于寂寞，这一悲剧不仅是对中共当局的控诉，也是对所有良心和人权事业的追问——世界凭什么忽视他？！而无论真相如何，倪幼渔死于看守所，按中国的法律，监守期间监管当局对非正常死亡事件必须承担责任。但到目前为止，首先没有任何人对倪幼渔之死承担责任，其次竟然也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要求有关当局承担责任！
我们不能用未来的审判来安慰自己的沉默或者恐惧。“未来公正了”，也用不着我们再去“显”；正是我们现在的“隐”，甚至仅仅有兴趣追星追利追名，才使“未来的公正”永远成为一个不能到来的理想。我们活着，而不是准备活着。因此，不放过每一个悲剧就成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恐惧和虚伪往往在我们心灵里战胜了这些原则——当我们气急败坏地论断弟兄、舍我其谁地争抢奖品、莫名其妙地以官方媒体的新闻热点为热点的时候，能否节约一些精力和智慧为这些惨案呼吁一下呢？这些责备首先应该归于我自己。我是最该为倪幼渔呼吁的人之一。倪幼渔退休后曾任“思源破产与兼并研究所广州办事处主任”，在广州佛山等地从事文化学术活动；1999年夏天，他曾将我的一篇文章（《关于建立政治特权的倡议》）带到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从那以后我们建立了联系。所以说，我是最该为倪幼渔呼吁的人之一。但我在第一次（2002年）呼喊之后，世界却一片沉寂，我也跟沉默下来了。由于前面说的那些特点，倪幼渔之死无法唤起普遍的热情，我也无法对呼唤这种热情存有热情。
现在，我站在这里，向北京也向世界呼喊，让倪幼渔之死震动中南海；并首先让倪幼渔之死震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恰恰因为倪案那些特点，我们更该为他做些什么。
2004年9月4日
（原载香港《开放》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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