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日讯】以上两篇就“崛起”的质疑和及经济的现状作了一点简析。本文打算从国内的政治与有关问题略谈看法。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故后者理应服从和服务于前者。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形却是倒置了的：只“政治挂帅”4个字，便独领风骚了30年。彼时的经济，便是“计划经济”，其特点是由领袖意志和行政命令主宰。只须党主席一句话，就能掀起全国工商业资本主义改造的高潮来，就可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今天虽已不提“挂帅”，却换了个词儿：“讲政治”，语气虽略轻些，但并无实质的不同。“讲政治”自然也得“与时俱进”，故尽管不再强调“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优越性”了，但“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领导”却是必不可少的，更不能允许唱反调。此种政治上的定调（清规戒律）作为思想统治的延续，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依然引领中国。其中也有当局难言的苦衷──从稳定大局考虑，法统与政策应有其连贯性，不宜大改大动。但随着社会的对外开放，封闭之高墙业已拆除，民主自由观念随西洋舶来品长驱直入，于是，一放而不可收，种种久受压抑的也就趁势反弹。先是北京的“民主墙”、《中国之春》，继而是《河殇》的电视连播与社会讨论，再下去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精神污染”的批判整治，刘宾雁、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出党。改革的初始，主导权无疑操控在政府手里。但渐渐就起了变化。学生与民众不满足于现状，提出了更多政治权利的要求，渐渐地，对抗也就发生了。而胡耀邦的下台和猝死更引发了不满。北京大学生集会游行，喊出了“反腐败”、“争民主”的口号，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抗议浪潮。而在官方报纸社论里，则被说成是“动乱”，是“西方黑手”操纵下旨在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图谋（这越发使风潮扩大升级），最后以所谓的“平暴”措施动用军队强行镇压了下去。
15年前的“6．4”，是一个转折性的标志：此前，中国的民主幼苗，处于酝酿萌动之中。党政高层中，胡、赵是开明派，对于民主人士比较宽容，而邓小平也曾表现出政治改革的意愿。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号下，“民主政治”是国人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党内更多的是守旧的元老重臣。他们赞同“拨乱反正”，是因为文革中曾身受其害。他们心中的“反正”，只是恢复到文革之前，而决非可能动摇共产党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便是彼时中国社会的背景。“6．4”则成了上述两种观点和力量的一场较量。结果是，中共内部开明派失势被逐，保守派势力则迅速上升，独揽大权，一切民主的诉求及企图改变现状，皆被视为异已分子，当作反党反政府的敌对势力而迅予镇压。故惨案发生后，尽管国外舆论哗然，同声谴责，但国内却是万马齐喑，一片萧索。
经此转折，15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完全不相对称的怪异──一种经济上开放引进，效益可观；但政治上却是固守阵地，拒不变革。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仿佛是一个下半身粗壮、而上半身细弱的畸形儿。此种情状之造成，在于政治上的因循保守、不欲有所作为。（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上的顽固守旧，更有既得利益上的紧抓不放。）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被强行分割了。中国特色的改革，竟然可以是政治上一切照旧，而经济却能“高速”增长。国内、外媒体广为宣传，说成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奇迹”！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这里要指出一点：规律无奇迹可言。规律这个东西，有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国内、外有人宣称：“不需要政治改革，经济也能上得去。”但，这可不能当作规律来看，因为它并非是必然，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仅只是某一时期的现象。不信吗？请看看今日的状况吧：繁荣背后泛滥的泡沫，迷幻的五彩正在破灭；“过热”的效应下，各地纷纷上马的政绩工程，或是“豆腐渣”，或违反环保规定，或高耗低效；再加上金融信贷的坏帐惊人、ＧＤＰ统计中的浮夸和水分，等等。这一切表明了，警报正在拉响，危机已经迫近。而这，并非是耸听之言。
下面，我想简要地说说：政改的滞后是如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崛起。政治和经济，犹如国家的两条腿，不可缺一，也不可一长一短。而当前中国的情状恰如一个跛足者。经济固然是基础，但请别忘了专制政治在中国所具有的传统威力。中国的计划经济特点是，一切要为政治让路，而领袖与长官意志可以操控一切。开放后，转变为市场经济，但，转变并不到位：计划的成分、长官的意愿，仍有十分可观的影响力。不妨设想一下，在政治集权、一党独大制度下，社会能实施公正的经济改革吗？市场的竞争会是公开、公平的吗？当然，口号会喊，改革也会进行，但，必定是浅尝辄止，不深不透。而结果则是：由于出台政策的漏洞，给官吏和投机分子大把大把地开了方便之门。譬如，紧俏产品价格上的双轨制即是；譬如，出售国营企业中的高值低购、化公为私，等等。其他如金融放贷的血本无归、国企改革的屡遭失败、贪污腐败的屡禁不止、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权力资本和特权阶层的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等等等等，都与改而不彻底、革而不除弊有关。这也可以归结为政经的严重失调──一轻一重、一长一短有其因果之关联。
政治改革的作用，是它的监督力度和推动促进，以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公正。当然，政改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须得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各级政府要保证一切政务公开透明，并定期述职；公民有质询和批评权利；干部的考核与任用，要实施差额选举（或群众推荐）制，废除等额选举；制订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重视民情民意，倡导和鼓励群众督察政府，并制订有关之保障法规；强化人大、政协作用，代表与委员应改业余参与为专业从政，以加强干预政事；要明文规定有对执法机构的质询和否决动议权，譬如，应废除一切与宪法不合或抵触的各类法规及地方自订之律法（如劳教法、网路禁令中某些条款、不当之治安条例或其他等等，以切实保障人身的自由安全。）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百年来的中国史，乃是一部虽欲崛起而不能的历史。之所以不能，是因为我们背负的包袱（封建专制）过于沉重，却又迟迟不肯舍弃。二是民众心生期盼，是由于相信“拨乱反正”后出现的转机──改革开放。三是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不免使人失望，实践证明，中国若要真正“崛起”，关键在于必须打破专制牢笼，毅然决然走民主政治的康庄之路。（2004.9.11）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