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5日讯】“牧民”一词，非是放牧牛马，而是作为比喻——驱使与驯化黎民百姓也。早在春秋之时，《管子》一书中便专设《牧民篇》，大意是，衣食足然后知礼乐。一国之君主，必须重视经济民生，并辅之以刑法，授之以道德礼教，这就是国家的基础。基础稳固了，而后祭祀神祗、宗庙与祖先，熏陶宗教信仰，方能教化与操控民众。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可见，官吏有领牧管辖之权职，而民众呢，则如同鞭策驯服了的牲畜。说白了，牧民术也就是控制驾御的权术。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也只是因循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观念的传承和制度的沿袭并不一定受朝代更替的影响（只须照搬或稍加修补即可）。国家机构的组建及法规的制订，是历代统治者为长治久安而精心设计，负管理施政之职责。譬如，自秦汉至明清，两千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尽管其间有郡县与分封的不同，有名称或体系的各异，但其固有的内核——专制与暴政，却全然是一脉相承的。民国成立以来，皇权早已消亡，国家的名号制度，社会的组织法规与古昔也截然不同，但政治上的专权，思想文化的禁锢，人身权利的漠视与缺乏保障，迄今仍是社会的几大痼疾（或曰“痛点”）。只不过改头换面，代之以迎合新潮的名称罢了（譬如“革命”、“共和”、“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而骨子里的东西又何尝肯舍弃了呢？许多人心目中，领导依然是“父母官”，百姓依然是“草民”、“子民”。尽管时代不同，社会进化，但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国家政治体制中有些东西仍然顽固地存留了下来，至今还在起著作用。也正是这沉淀深厚的积习，这逆世界潮流而动的回流，使中国社会百年之历程，为其牢牢吸附，一圈又一圈地往返徒劳于因循自误。
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大致相似：从奴隶社会到资本社会，但演变过程却并不相同。中国的“牧民之术”则可称得上是独步世界之一绝（秦汉之后发展出了一套臻于完备，独为君王所需为“权术”来）。所谓“一绝”，指的不是“硬”的一手，而是“软”的一招：恰好有董仲舒这个儒臣的策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准而推行之，遂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伦理，以及“君权神授”的灌输，从而家喻户晓顶礼膜拜。加以御用文人的引经据典，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作为愚民政策的理论根据；以礼教——忠君、孝悌、恕道、仁义为处世之准则；进而更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行为规范。正是这种礼教的浸润濡染，收到了中华民族两千年来自我压抑、自我麻木、自我戕害――亦即自宫自残的可悲效用。
叙说这些旧事，是想要说明一个问题：一切今日结出的苦果，都能从往昔的岁月中找到它怀有的孕妊。“存在决定意识。”果真是如此吗？就上述“怪圈”的情状来看，无疑是传承的意识观念起着主导作用。传统的黑洞深不可测。想当年，陈独秀高擎反封建反传统大纛，作惊世骇俗之宣称：“主张全盘西化”。说什么“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的鬼话来捣乱。”真是何等地决绝，何等地自信。但曾几何时，“十月革命”炮声一声，成立了工农苏维埃，陈于是一个急转，由西洋而苏俄，成了中共的首任总书记，鼓吹反对现政权的工农革命。但为时不久，又因党内斗争及国际共运插手而被逐下台，从此心灰意懒孑然一身，埋头于他曾经极为鄙视的故纸堆，一心钻研诘屈聱牙的古文字去了。陈独秀作为力反传统之领袖人物尝且如此，又何言其他人。历史上的“五四”、二十年前的“文革”，皆以扫荡旧道德旧文化为已任，虽喧嚣一时，奈何不敌其反弹之强劲。
中国礼教文化积数千年之厚重，代代传承，对社会与国民影响至深至巨：一是尊卑有序（君臣父母上下长幼）不可逾规之“名分”与习俗，犹如绳索缚身，使人不可悖逆，不敢有改变现状之想；二是中庸之道的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调和折中；其实质是安于现况，而不思进取。三是笃信“天命”，亦即自贱认命。以为一切均是上天注定，非人力可以作为。故而甘心受人奴役。于此种文化氛围背景下，由于传承的浸淫作用，塑造了国人特有的奴性心态：低头认命而安于现状。阿Q便是上世纪初的一个典型：他栖身于土谷祠并没有什么不满，虽愤愤于小D和假洋鬼子，但对于官衙则是毕恭毕敬心存敬畏的。还有那麽一点小乐趣，即想像中得来的自慰自乐。即使绑着上法场，也不忘大吼一声，寄希望于二十年后，从而一展其精神胜利法！时至今日，阿Q的子孙们又是如何了呢？时代不同了，境况大变了，但其心态一样是低头认命，一样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这于市民、公务员、企事业界甚至所谓的“精英”之中，皆是大有人在。“六四”之后尤为明显，在三重压力下（外部压力、自我压抑与市场诱惑）视线转移并定格于“向钱看”。此心态合乎经济规律，合乎人的本性，物欲横流，金钱美色足以腐蚀人心，更无须当局作格外的防范了。于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未干的血迹，无视于种种不平不均不公，心安理得于任性纵欲。而这，便是现代条件下阿Q的改变――与其老祖宗的确有些不同。但也无庸讳言，阿Q所表现出来的极为典型的心态：奴性、惰性、疑忌及精神胜利法，在今天的国人身上，或多或少依然可以得到印证。
还有，国人的改变多是衣饰外貌，是西语西餐及炒作追星等等，再加上某些技能与认知，但若以为这就是开放下的进步，则未免肤浅了一些。不妨撇开表像提出质疑：从国人的习性和心态，从国人的道德素质与精神状况，从国人的观念与追求，从传统与现代的兼包并蓄来看，现代中国人实质性的进步究竟在哪里，有多少？而我们脚下的怪圈还要因循到何时？这些，谁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吗？
写于 8/24/2004 6:40 AM
－－源自《议报》1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