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中国作家陈桂棣与夫人春桃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荣获欧洲“国际文学”杂志社主办的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面对国际社会对自己作品的肯定，获奖后的作家陈桂棣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想，如何回应迄今仍有学者质疑“调查”一书所反映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记者采访了在领奖地德国柏林的作家陈桂棣。
记者：陈桂棣先生你对自己的作品获得这么大的一个国际报告文学奖项有什么感受？
陈桂棣：我们觉得很意外，也很兴奋。领奖的时候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站在柏林的领奖台上，感觉到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再进一步。
记者：你个人认为你的书在欧洲文化领域内有多大的反响？因为这个报告文学奖项在欧洲的文化圈内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陈桂棣：这次我们到会上才感觉到，这个会也开的出乎我们意外，开的非常大，来了十几个国家，场面令我们非常感动。
记者：《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现在在中国已经被禁止发行和出版，但是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的买到，经过你的授权同意吗？
陈桂棣：都是盗版，海盗版。现在在大陆超过七百万册了。
记者：你的书现在在大陆被禁，有的三农学者就担心《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这次获奖可能在国内会给你带来或多或少的麻烦，你个人怎么看？
陈桂棣：写这本书我们是做了充分思想准备的。至于处境，我想比我们设想的好多了，付出代价这都是应该的。
记者：某些政府或地方官员真的找你麻烦的话，你怎么应对呢？因为你的书已经暴露了他们不愿看到的，或不愿听到的许多问题。
陈桂棣：我们也不怕找麻烦，麻烦找的已经不少了。我们的名字在我们所在的安徽省是不可能见报的，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气愤，做的太过分了，因为对一个作品的评价不是个别人可以否定的。中国有句古话‘文章千古事’，评定一个作品，我认为只有历史、只有人民，只有真话不会变质、不会生锈。
记者：中国有不少三农学者说，虽然《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写的不错，但书中所反应的问题只局限于安徽的问题，不能代表全国的问题，有没有普遍性，值得商榷、值得研究。
陈桂棣：我们见的这样的专家不是一个两个了，他要嘛就是不讲真话，要嘛就是没有读懂我们的作品。文学是靠典型来说话的，他不是一个政治结论。《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后我们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什么呢？我们收的信恰恰最多的是沿海开放地区农民来的信。我们必须提醒这些农业专家们，我讲的这些三农大案绝对不是我们写到的事，我们掌握四、五十个都有，但是这几个案子的社会含量我认为最有意义。
就像杭州农民来电话中讲：“我们这里不可能会发生副村长带着他家里人杀十四个人杀成一个，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地区可能不会有，但是你们写到的，他们的村干部是不是群众选的，村干部做的事是不是要顾及到农民的利益，当地的公检法面对这种恶性案件是不是能够秉公办事，我们的党政机关能不能够以党为公，这一点上你们写的就是我们的故事。”而且温州的农民跑到合肥来找我们，我们讲：“你们那个地方那么富裕还会有那些故事吗？”我们听了他们的事也很震惊。
我们很坚定的相信，我们写的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我们写的是安徽的故事，但是安徽之所以贫穷的众多因素我们排开了没写。譬如淮河老是涨大水，我们的作品当中一个‘水’字也不提，因为我倒觉得它带有局限性。
我和我爱人在选取事件、故事以及人物时就是两个原则：第一、有没有全国性？没有全国性的故事不写；第二、有没有批着性的问题，如果没有，不用。我觉得如果读懂我们作品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就像全世界的树叶不会是重复一样的，但是树叶就是树叶。
记者：明天你就要从德国返回中国，我们也知道你在中国的官司还没有结束，这些官司是否会使你改弦易辙，不再从事类似有关农民问题的写作？
陈桂棣：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的作品，不光我们收到国内的朋友大量的来信支持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支持我们。我们写这样的作品也是一种探讨，这种探讨能够得到这样的奖项，而且得了一等奖，我们更坚定了我们这样一种创作方法。
记者：您这次得奖获得了五万欧元，差不多合四十多万人民币吧，您准备怎么用呢？
陈桂棣：写《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时我们全是自费，省吃俭用，能够吃方便面就吃方便面，能够住车马店就住车马店，能够坐拖拉机就做拖拉机，非常艰苦，有了这笔经费，我们会从容的来进行社会调查，会用在我们下一步和下下一步的文学创作上去。
记者：有报导说你们准备写一部农民在法庭上奋斗的作品，有这种打算吗？
陈桂棣：这是我们的计划之一。我们的下一步还是在谈三农的问题，我觉得三农的问题还没谈完，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好多都还没用上。
记者：如果你继续写，不怕相关的政府或个人横加阻拦、干扰、甚至找你这样那样的麻烦吗？
陈桂棣：你讲的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回答的，我们选定的我们就要走下去，而且我们会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其他的我们管不了。
记者：您继续写下去的话，最终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陈桂棣：我们认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在领奖会上我就讲了一个数字，我说，我觉得这个奖给我们，我的理解就是中国农民占了全世界农民的40%，中国如果要对世界作出比从前更大的贡献，能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对世界作出很大的贡献，因为中国农民问题不解决，无法去实现全面的小康，如果不去正视，不去逐渐的解决现在严重的三农问题，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记者：我在和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的主办单位–《国际文学》杂志社的主编博布里克先生交谈时，他不仅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所反应的内容，也对你的文学写作的方法赞赏有加，你个人怎么看呢？
陈桂棣：我们得了这个奖，我们首先意识到的，我们这个作品不光是政治上，而且是文学上取得了成功，有人把我们这个作品看成是政治，得了这个奖我们就坚定了自己按着这个路子走下去的决心，而且我们也认为报告文学必须面对现实，不面对现实、不面对人生，我认为都不是个有出息的作家。
记者：同一个报告文学奖，去年中国有个作家—江浩也送了他的作品《盗猎揭秘》来参选，结果得了三等奖，你有没有将自己的作品与江浩得奖的作品作过比较呢？
陈桂棣：同行不好比，我觉得他得奖也是应该的，因为他写了中国的志愿者为了保护藏羚羊作出的牺牲，但他毕竟是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进步是人与人和谐的问题。
记者：过几十个小时您就要回国了，回国后有没有大学、机构请你去演讲、作报告之类的？
陈桂棣：我们现在谢绝一切演讲，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把第二部作品的所有调查工作结束了，打官司啊，这一切东西我们根本就没把他放在脑子里，我们要去完成下一部作品。
记者：您说没有时间将打官司的事情放在心里，那您有没有信心将官司打赢呢？
陈桂棣：应该这样讲，如过要按中国目前的法律，包括宪法在内，我们应该打赢这场官司。我很坦率的讲，法院判我们败诉都不重要，我们已经给历史下了一个决心，为了要一个说法，为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起码要表达出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向各级政府机关批评的权利，这一点宪法仅存，我们准备把这个官司直接打到最高人民法院，甚至我们要打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去。
记者：结束我们这次访谈之前，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这次你到德国领奖，你的德国之行的最大收获一言以敝之，你总结是什么呢？
陈桂棣：最大的感触就是你爱这个国家，你为这个国家讲那些真话，你的努力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人民去认识很多东西，即便遇到任何风险都不是重要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