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聞劍採訪報導)中國作家陳桂棣與夫人春桃所寫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榮獲歐洲「國際文學」雜誌社主辦的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面對國際社會對自己作品的肯定，獲獎後的作家陳桂棣有什麼樣的所思所想，如何回應迄今仍有學者質疑「調查」一書所反映的問題是否具有普遍性，記者採訪了在領獎地德國柏林的作家陳桂棣。
記者：陳桂棣先生你對自己的作品獲得這麼大的一個國際報告文學獎項有什麼感受？
陳桂棣：我們覺得很意外，也很興奮。領獎的時候我們講了這麼一句話，站在柏林的領獎台上，感覺到我們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還需要再進一步。
記者：你個人認為你的書在歐洲文化領域內有多大的反響？因為這個報告文學獎項在歐洲的文化圈內有相當大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陳桂棣：這次我們到會上才感覺到，這個會也開的出乎我們意外，開的非常大，來了十幾個國家，場面令我們非常感動。
記者：《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現在在中國已經被禁止發行和出版，但是在美國可以輕而易舉的買到，經過你的授權同意嗎？
陳桂棣：都是盜版，海盜版。現在在大陸超過七百萬冊了。
記者：你的書現在在大陸被禁，有的三農學者就擔心《中國農民調查》一書這次獲獎可能在國內會給你帶來或多或少的麻煩，你個人怎麼看？
陳桂棣：寫這本書我們是做了充分思想準備的。至於處境，我想比我們設想的好多了，付出代價這都是應該的。
記者：某些政府或地方官員真的找你麻煩的話，你怎麼應對呢？因為你的書已經暴露了他們不願看到的，或不願聽到的許多問題。
陳桂棣：我們也不怕找麻煩，麻煩找的已經不少了。我們的名字在我們所在的安徽省是不可能見報的，這一點我們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氣憤，做的太過分了，因為對一個作品的評價不是個別人可以否定的。中國有句古話『文章千古事』，評定一個作品，我認為只有歷史、只有人民，只有真話不會變質、不會生鏽。
記者：中國有不少三農學者說，雖然《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寫的不錯，但書中所反應的問題只侷限於安徽的問題，不能代表全國的問題，有沒有普遍性，值得商榷、值得研究。
陳桂棣：我們見的這樣的專家不是一個兩個了，他要嘛就是不講真話，要嘛就是沒有讀懂我們的作品。文學是靠典型來說話的，他不是一個政治結論。《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出版後我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什麼呢？我們收的信恰恰最多的是沿海開放地區農民來的信。我們必須提醒這些農業專家們，我講的這些三農大案絕對不是我們寫到的事，我們掌握四、五十個都有，但是這幾個案子的社會含量我認為最有意義。
就像杭州農民來電話中講：「我們這裡不可能會發生副村長帶著他家裡人殺十四個人殺成一個，這樣的故事在我們這個地區可能不會有，但是你們寫到的，他們的村幹部是不是群眾選的，村幹部做的事是不是要顧及到農民的利益，當地的公檢法面對這種惡性案件是不是能夠秉公辦事，我們的黨政機關能不能夠以黨為公，這一點上你們寫的就是我們的故事。」而且溫州的農民跑到合肥來找我們，我們講：「你們那個地方那麼富裕還會有那些故事嗎？」我們聽了他們的事也很震驚。
我們很堅定的相信，我們寫的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我們寫的是安徽的故事，但是安徽之所以貧窮的眾多因素我們排開了沒寫。譬如淮河老是漲大水，我們的作品當中一個『水』字也不提，因為我倒覺得它帶有侷限性。
我和我愛人在選取事件、故事以及人物時就是兩個原則：第一、有沒有全國性？沒有全國性的故事不寫；第二、有沒有批著性的問題，如果沒有，不用。我覺得如果讀懂我們作品的人都會看到這一點，就像全世界的樹葉不會是重複一樣的，但是樹葉就是樹葉。
記者：明天你就要從德國返回中國，我們也知道你在中國的官司還沒有結束，這些官司是否會使你改弦易轍，不再從事類似有關農民問題的寫作？
陳桂棣：我們終於知道了，我們的作品，不光我們收到國內的朋友大量的來信支持我們，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支持我們。我們寫這樣的作品也是一種探討，這種探討能夠得到這樣的獎項，而且得了一等獎，我們更堅定了我們這樣一種創作方法。
記者：您這次得獎獲得了五萬歐元，差不多合四十多萬人民幣吧，您準備怎麼用呢？
陳桂棣：寫《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時我們全是自費，省吃儉用，能夠吃方便麵就吃方便麵，能夠住車馬店就住車馬店，能夠坐拖拉機就做拖拉機，非常艱苦，有了這筆經費，我們會從容的來進行社會調查，會用在我們下一步和下下一步的文學創作上去。
記者：有報導說你們準備寫一部農民在法庭上奮鬥的作品，有這種打算嗎？
陳桂棣：這是我們的計畫之一。我們的下一步還是在談三農的問題，我覺得三農的問題還沒談完，我們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好多都還沒用上。
記者：如果你繼續寫，不怕相關的政府或個人橫加阻攔、干擾、甚至找你這樣那樣的麻煩嗎？
陳桂棣：你講的這個東西不是我能回答的，我們選定的我們就要走下去，而且我們會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其他的我們管不了。
記者：您繼續寫下去的話，最終您想達到什麼目的呢？
陳桂棣：我們認為中國的農民問題是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是世界的問題。在領獎會上我就講了一個數字，我說，我覺得這個獎給我們，我的理解就是中國農民佔了全世界農民的40%，中國如果要對世界作出比從前更大的貢獻，能解決農民的問題就是對世界作出很大的貢獻，因為中國農民問題不解決，無法去實現全面的小康，如果不去正視，不去逐漸的解決現在嚴重的三農問題，我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成果就有可能毀於一旦。
記者：我在和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的主辦單位–《國際文學》雜誌社的主編博布裏克先生交談時，他不僅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所反應的內容，也對你的文學寫作的方法讚賞有加，你個人怎麼看呢？
陳桂棣：我們得了這個獎，我們首先意識到的，我們這個作品不光是政治上，而且是文學上取得了成功，有人把我們這個作品看成是政治，得了這個獎我們就堅定了自己按著這個路子走下去的決心，而且我們也認為報告文學必須面對現實，不面對現實、不面對人生，我認為都不是個有出息的作家。
記者：同一個報告文學獎，去年中國有個作家—江浩也送了他的作品《盜獵揭祕》來參選，結果得了三等獎，你有沒有將自己的作品與江浩得獎的作品作過比較呢？
陳桂棣：同行不好比，我覺得他得獎也是應該的，因為他寫了中國的志願者為了保護藏羚羊作出的犧牲，但他畢竟是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進步是人與人和諧的問題。
記者：過幾十個小時您就要回國了，回國後有沒有大學、機構請你去演講、作報告之類的？
陳桂棣：我們現在謝絕一切演講，因為我們已經花了大半年的時間，把第二部作品的所有調查工作結束了，打官司啊，這一切東西我們根本就沒把他放在腦子裡，我們要去完成下一部作品。
記者：您說沒有時間將打官司的事情放在心裡，那您有沒有信心將官司打贏呢？
陳桂棣：應該這樣講，如過要按中國目前的法律，包括憲法在內，我們應該打贏這場官司。我很坦率的講，法院判我們敗訴都不重要，我們已經給歷史下了一個決心，為了要一個說法，為了中國的民主進程，起碼要表達出咱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向各級政府機關批評的權利，這一點憲法僅存，我們準備把這個官司直接打到最高人民法院，甚至我們要打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去。
記者：結束我們這次訪談之前，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這次你到德國領獎，你的德國之行的最大收穫一言以敝之，你總結是什麼呢？
陳桂棣：最大的感觸就是你愛這個國家，你為這個國家講那些真話，你的努力是為了幫助這個國家人民去認識很多東西，即便遇到任何風險都不是重要的。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