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日讯】据《新京报》９月２６日报导：“建设部官员近日披露，中国６６２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存在“形象工程”。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个５万人的城镇，却要建能容纳６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
说是“形象工程”，实质是“政绩工程”（或曰“首长工程”）。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报刊文章就经常提到“长官意志”，历数其“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种种恶果。但之后因“动乱”而严加管束之故，人们便箝口禁声了。不料二十多年之后，竟然从高层官员嘴里又吐出了“长官意志”之语，且加“严重”二字，且以“五分之一”为佐证！这不能不给人以小小的惊讶。
回顾历史：五十年代，从信函中寻章摘句而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胡风冤案，到“亩产万斤粮”、“炉产千吨铁”的绝顶荒唐，到六十年代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今日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的政绩工程，无一不是“长官意志”下结出的苦果。不同的是，彼时乃领袖一人说了算，以一人之旨意驱策十亿之众。而今呢，则是地方大小“官员”们的各显神通。拣好听的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戳穿了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慷国家之慨，全不顾效益如何，大建工程快上专案，以树立个人之丰碑，为晋级升官铺设道路。此风一刮，自上而下，纷纷效仿。由昔日领袖一人之独断，到今日地区长官的各行其是，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变化。这意味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主义的兴起。对于中央来说，更是一个尾大不掉的棘手问题。
据亚洲时报报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坦言，大陆贷款资金压缩结构不如人意，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减缓速度并不十分理想，显示宏观调控政策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周小川出席“2004中国金融国际年会”专题演讲时表示，宏观调控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发现流动资金贷款减缓速度较大，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压缩得少，显示企业已经动工的专案不会因此停止，只是延缓动工时程。据了解，目前大陆金融机构的流动资金贷款比重高达70％。
有银行专业负责人表示，去年，大家都是超常规放款，在今年的宏观调控后，很多放款可能收不回来。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肖伟表示，不良资产已经成为银行发展的瓶颈。
周小川表示，由于大陆企业长期以来股本与债权比例失调，流动资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宏观调控产生的企业流动资金吃紧现象越来越普遍。
另一方面，周小川表示，目前很多人抱怨当前因流动资金紧缩从银行贷不到款，抱怨银行实行的审贷权上收。他表示，在不良资产多、存在官员腐败的情况下，银行要内控，要优化管理，不放松对贷款审批许可权的限制。
而由于宏观调控的冲击，大陆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现象。据大陆媒体报导，橡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严重不足。因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带来的运输紧张，也使许多企业面临产品运不出去、原料无法运进的困境。
上述这些只是一些表像，根本问题则在于，地方长官们头脑发热大干快上，所造成的高耗、低效、劣质，及重复建设工程，造成银行坏帐激增，使国民经济处于失序失控的严重困境。当前中央出台的“遏制经济过热”政策，实出于不得已。但却受到地方官员们的抵制而收效甚微。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中央从大局着眼，要进行宏观调控，而地方诸候们眼盯着本地区利益与个人的政绩，已上马的工程怎舍得砍，欲上马的专案要挤末班车。于是，乱纷纷，各唱各的调，各走各的道。而这与毛时代的特征（思想一律、舆论一律，行动一律）显然大相径庭。也就是说，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中央不得不放权和让利给地方，而不再是“全国一盘棋”，可以任由中央摆布调控的了。但利与弊共生，有一正必有一反。放权之后出现的各自为政，难以驾驭的局面便如此发生了。这与经改过程中体制的不完善，存在弊端与漏洞有关。而更为严重的是，它大敞了巧取豪夺的方便之门，催生了邪念，膨胀了私欲，以至于上行下效，蔚然成风而越发不可收拾。
一年来中央宏观调控虽也取得一些成效，但类乎于强弩之末，这不仅是地方势力的阻遏，也有国际经济形势的制约：中央要考虑调控对外资投入的负面作用，要考虑调控造成的外贸损失，要考虑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影响和地位的下降，要考虑在制止通胀时可能出现的通缩，以及担心可能发生的“硬着陆”，尤其要考虑金融信贷已濒临严重的危机边缘，等等。而这一切无疑将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深度大打折扣，难以期望能够按照预定方案切实到位。
倘果真如此，那么，由于宏观的欲控而不能，彼时将出现的局面，便有可能是这样的：一、金融界将承受更大的冲击，不测的风险或崩塌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将进一步凸现，地方将以各种对策（或消极抗拒，或联合抵制）来保证地区与集团利益不因调控受到损害。三、由于经济现况如此，有可能引发动乱，社会管制将会更为严格，新闻与言论将进一步受到管束，当局对一切持异见者的手段将更为强硬。
2004-10-17
－－转载自《议报》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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