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
一， 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却举步为艰。
由于官方对城镇的失业问题向来都是避重就轻，没有对城镇的失业人数做过详实的统计，所以城镇的准确失业人数一直是个迷。但是仅从官方登记在册的城镇失业人口总数判断，从1992年开始城镇失业人数一直处于直线上升趋势当中。截止到2003年底，官方登记在册的城镇的失业人数为800万。然而登记在册失业人数仅仅是城镇失业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的城镇失业人口（比如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隐性失业人口）并没有被纳入官方的失业统计范围。但是，根据2004年官方公布的《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中国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为2800多万。仅就官方的统计数据而言，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这两项的加总就已经达到了3600多万，考虑到官方向来的统计作风和国企中的隐性失业人口，城镇失业人口总数至少在4000万以上。而近几年所出现的大学生就业率大幅度下降的问题就更进一步反映了城镇失业问题之严重——“从2001年到现在的历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003年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就业状况非常艰难。”8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中国农村人口长期以来没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一直没有引起官方的足够重视。目前，中国耕地总面积约为18.5亿亩，农村的劳动力总数约5.5亿人，如果比较充分的利用农村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能够耕种20亩土地，那么耕地所能够吸纳的劳动力只有0.9亿，但在地少人多的中国，20亩对于农民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然而，就算以每个劳动力耕种8亩地计算（8亩地仅能勉强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计9，劳动力实际上处于半失业状态），全部耕地所能够吸纳的劳动力也仅为2.3亿左右。扣除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和外出到城镇打工的农民约1.5亿人（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民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临时性，无法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因此实际上也处于半失业状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至少在1.7亿以上。
因此，就算把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农村劳动力（约3亿人）看成是就业人口，那么中国显性和隐性的失业人口保守估计值也至少在2.1亿以上，而中国目前的适龄劳动人口总数约为8.6亿，总体失业率将近25%10，也就是说在每四个适龄劳动力当中，就有一个失业者。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失业率警戒线为7%，而中国目前的总体失业率已经超过这个警戒线2.5倍。
在如此触目惊心的失业状况下，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又是怎样呢？根据2004年官方公布的《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表格做个简单说明：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所能够照顾到的仅仅是城镇居民，但即便如此，从以上几个简单的数据，就足以说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还是很低的。在4000万以上城镇失业人口当中，据中国官方所称，有3600多万得到了失业救济或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那么至少还有400万以上的城镇失业失业人口没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至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虽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到2003年底已经有54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相对与5.5亿的农村劳动力而言，其覆盖面不到10%，而农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两项还是空白。
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大约为1000万左右，就算GDP增长率保持在7%，那么理论上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也就是700到800万，也就是说每年的就业缺口在200到300万之间，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就业缺口将继续扩大。因此，就算没有什么天灾人祸，中国非但无法解决现有的2亿以上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会有更多人将被抛入失业大军。然而中国的城镇社保体系的发展进程则是举步维艰，农村社保体系的建立更是漫漫无期。显然，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根本无力应对严重的失业问题——处于不断增长过程当中的2亿以上失业人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繁荣稳定的虚假表面下，随时可能被触发的活火山。
二，中国银行体系危机重重、病入膏肓，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作为中国银行体系绝对主体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承担了国家财政对于国有企业融资和对于亏损企业进行补助的责任11，并且经营管理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再加上中共官僚体制的制度性腐败以及国有银行自身在运营管理上的严重问题，从建立开始就在不断积累不良资产，而银行资本金日渐减少。到了1995年，仅仅十年时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飙升到了21.4％的水平。
为了维持国有银行的经营，从1998年至今中国政府已经四次动用国家财政，帮助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处理不良资产问题。第一次：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发行2700亿元国债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第二次，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央行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5200亿元的再贷款；第三次，2003年底政府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银行各获得225亿美元；第四次，2004年6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一个价值2787亿元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12。尽管如此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无法摆脱重重危机：
1. 到目前为止，四大国有银行不是依靠从根本上改善银行的经营管理来解决它们所面临的危机，在近两三年之内，体现在统计数据上的经营状况改善，依赖的是政府财政扶持和大幅度扩大贷款总额，实际上玩的只是账面上游戏。然而涂脂抹粉医治不了国有银行肌体腐烂，严重贫血，并且无法自我造血的多重疾病。
2. 从中长期来看，国家处理不良资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不良资产的积累速度。1999年四大国有银行积累了两万多亿的的不良资产，当年剥离了1.4万亿，而 1999年到2002年仅三年时间内新增了1.7万亿不良资产，平均每年5000到6000亿13；在2003年的投资浪潮中，四大国有银行总共贷出了约3万亿的贷款（70%流向国有企业）14，由于非理性的投资和2004年的经济波动，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将转化为不良资产（如果以25%的不良贷款率来计算，2003年的3万亿贷款为四大国有银行所积累的潜在不良资产为7500亿）
3.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注资，但国有银行仍然面临着严重的不良资产问题。国外的金融机构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应该在30%以上，即使根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04年上半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仍然高达15.59%，而不良贷款只是不良资产的一个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总体不良资产率应该仍然高于16%，超过了10%的警戒线。与外国银行相比之下，更可突现出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之严重：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为3.2％，欧洲银行低于2％，而美国银行则仅为0.67％，15甚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也只有6％左右。
4. 在最近的两年时间内，为了让中行和建行能够在海外上市，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对它们进行包装。但是即使四大国有银行都成功在海外上市，在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框架内，四大国有银行也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善经营机制，摆脱濒临破产的危机。
病入膏肓的中国银行体系能够苟延残喘下来，需要具备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1）中国政府严格限制外国银行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维持着国有银行在国内的垄断地位；（2）中国政府对于资本项目的流动进行严密的监控，限制外国资本的投资方向，严格控制资本的流出；（3）中国政府不断的动用国家财政资金来维持四大国有银行的运营。由于前两个因素，绝大多数的民众和企业缺少将存款转移到外资银行的途径，因此即使知道中国银行体系已经无药可救，他们也不得不将钱存入国有银行。同时，在存款每年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在过去的五年中，每年存款增加一万多亿），政府的不断注资在短期内还是可以有效的维持银行体系的运转，降低挤兑的风险16。然而，根据我国与世贸组织达成的协议，从2006年中国必须开始全面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届时中国银行体系赖以生存的基础将被打破。
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的条件下，储户有了决定是将钱存入国有银行，还是存入外资银行的权利。决定储户存款去向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风险高低，利率水平和服务质量。在服务方面，中国银行在开放金融市场后的短期之内可能还有一点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会随着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竞争的加剧而日渐缩小，直到被反超；在存款利率方面，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放宽对存款利率水平的控制，外资银行凭借其在资金和经营效益上的显着优势，完全可以通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来吸引储户；在风险方面，病入膏肓的国有银行显然与身强体壮的外资银行根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即使外资银行与国有银行利率水平相当，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储户也会将存款转移到外资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储户将会把存款转移到外资银行。由于国有银行80%左右的收入来自存贷款之间的利差，存款的减少将促使国有银行经营状况恶化，同时支付压力增大，而继续停留在国有银行中的存款将面临着更大风险；当人们预期到这种变化之后，存款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将不断扩大，国有银行经营状况则随之进一步恶化，支付压力继续上升，人们预期的存款风险将继续上升……。上面这种自我促进的循环过程可以用下面这个图形来说明：
随着国有银行经营状况的恶化和支付压力的增大，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那么国有银行的经营将难以为继，支付链也会最终断裂，从而引发挤兑风潮，迫使国有银行体系走向崩溃。如果政府进行干预，那么为了维续国有银行的经营，缓和支付压力，中国政府必须动用外汇储备或加快印钞机的运转速度，为国有银行进行输血。但是就算只有一半的存款（2006以后，居民存款余额将超过15万亿）进行了转移，即使政府动用了全部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银行注资，也还是捉襟见肘。因此要填补国有银行的资金缺口，政府还得加快印钞机的运转速度。但是外汇储备的降低和货币发行量的猛增，将造成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双重压力。为了避免通胀和贬值的损失，理性的储户就会取出人民币存款用于购买黄金或兑换成美元，英镑等硬通货（在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则会加剧资本的潜逃），国有银行的支付压力将更进一步增大。这样政府干预产生了另外一个自我促进的循环过程（见下图），
因此，干预非但无法解决中国银行体系崩溃的危机，而且可能进一步加剧随之而来的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危机。比如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国际资本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将给国际投机资本袭击人民币创造一个绝好的机会。
总而言之，在国内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存款转移将促使国有银行经营状况恶化，引发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无论政府是否进行干预，中国银行体系的崩溃和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不可避免。
三，中国政府所倡导的“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将中国的经济推上了穷途末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其实质并不是如字面所言的将经济效率摆在第一位，而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推崇“先增长后分配”的原则。这种发展模式的伦理支持是“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尚不足以从社会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价。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17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都很盛行，像亚洲的中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等国都是或者曾经是这种“效率优先”发展战略的追随者。
在这些国家，“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1）吸引外国资本，鼓励私人投资，主要通过增加资本投入（而不是提高经济效率）来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2）以促进资本的积累、刺激经济增长为伦理支持，政府默许甚至纵容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3）政府主导并且强力干预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经济的自由化、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继续维持其在政治上的威权体制；（4）政府不能有效的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来规范政府行为和市场竞争，却希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化解民众对官僚腐败和威权体制的不满。
这种发展战略其实只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不仅违背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而且也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下面，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在“效率优先”战略指引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
这些国家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进行低效益的外延性扩大再生产，促使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取得高速增长。1970——1996年间，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平均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6.86%，7.6%和7.53％；墨西哥在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平均GDP增长率为6—7%；巴西在二战后到十二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两度经历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1）1947到196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3％，（2）1968到1974年，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制度性的腐败、裙带资本主义的盛行、粗放式的生产经营、以及无规则的市场竞争等原因，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爆发埋下了诸多隐患，其中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经济的增长对于资本投入，特别是对国际投资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
2. 外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短期外债在全部外债中所占的比例偏高；
3.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泡沫化（主要体现在股市和房地产业），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整体金融秩序混乱；
4.贫富差距日渐悬殊，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
5.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社会道德水平滑坡，威权统治合法性危机逐渐加剧；
上述这些国家在经历了二十到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由于金融和经济领域所积累的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在金融市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国际游资对于本国金融体系的冲击最终引发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并随之终结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状态。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出现严重衰退，而且也释放了在威权统治下长期被压抑的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民主的诉求。印尼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发生大规模民主浪潮，导致执政时间长达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轰然跨台；2001年，泰国在大选期间发生了大规模骚乱；马来西亚在金融风暴之后，虽然政局相对稳定，但是1999年的“安瓦尔事件”和巫统在大选中支持率的下降，对马哈蒂尔的强人政治也构成了冲击。虽然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仍然使上述三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因素。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从1990到2003年的经济增长走势，见下表：
表1：1990到2003年，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在的经济增长走势
由于巴西和墨西哥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他们的发展历程为我们考察威权体制国家“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提供了两个范例。1981年，巴西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陡然下降；1982年墨西哥和巴西相继爆发债务危机，对两国的经济增长都造成了沉重打击，对巴西而言则是火上加油。此后，墨西哥和巴西一直都未能摆脱债务危机的困扰，并且随着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加深，在1994年和1999年墨西哥和巴西先后再次爆发金融危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直到现在，两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跌宕起伏的状态当中，而且在可预见的时期之内，两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墨西哥和巴西从1980到2003年的经济发展走势，见下表：
表2：1980到2003年，墨西哥和巴西的经济发展走势18
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已经经历了二十四年的年均增长率约9.4%的高速增长过程。在高速增长期之内，同样也积累上述所有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各种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且与上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的问题都要更加严重——中国已经具备了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所有条件。到目前为止，中国之所以能够躲过金融危机的袭击，主要是依赖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一旦金融体系对外开放，金融危机爆发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也就为期不远了□。中国社会尖锐的失业问题、国有企业的生存对于银行贷款的高度依赖、政府合法性的严重危机以及过度膨胀的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陷入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几乎不大可能在短期内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很可能是经济崩溃和社会暴动，以及长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
８何清涟，中国社会生存基础的破坏，https://www.epochtimes.com/gb/4/7/28/n610140.htm
９ 根据曹幸穗（1996）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农村，每个农户经营15亩土地才可以勉强维生，当时的户均人口为5人，一般的家庭结构为一对夫妇加三个孩子。换句话说，一个劳动力大约耕种8亩土地才可以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
十假如我们将3亿左右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人口的乘以系数0.5后归入到失业人口中去，那么中国的失业人口规模将达到3.6亿以上，总体失业率将超过40%左右。
10在政府的监督和审批下，原先的政府拨款变成了银行对于企业的贷款，当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的时候，银行通过推迟还贷日期，追加贷款总额的办法来缓解国企的的财务危机，最后，如果国企无力偿还贷款，为了避免国企的破产，银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赖账——还美其名曰“债转股”。 虽然，1994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根据政府指示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但是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转变丝毫没有动摇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无尽提款机”和“忠实保姆”的角色。每年，四大国有银行贷款额的80%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
11钟加勇，“‘最后晚餐’还要吃多少顿？银行改革面临买不到机制的风险”，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38382.html
12何清涟，中国银行已达破产标准，https://www.epochtimes.com/gb/4/8/12/n624777.htm；
13 3万亿元新增贷款去向之谜，http://www.wforum.com/newspool/articles/economy/31978.html
14高歌，“关注国有银行竞争力！”，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13370/1198418.html
15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积累和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将最终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无力维持国有银行的运转。
16何清涟，《经济学与人类关怀》（P49），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17表1和表2主要是根据IMF官方网站（www.ifm.org）提供的数据编制。
18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受到资源和生态条件的限制，中国粗放式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
表2：1980到2003年，墨西哥和巴西的经济发展走势(18)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