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
一， 失業問題日趨嚴重，而社會保障體系的發展卻舉步為艱。
由於官方對城鎮的失業問題向來都是避重就輕，沒有對城鎮的失業人數做過詳實的統計，所以城鎮的準確失業人數一直是個迷。但是僅從官方登記在冊的城鎮失業人口總數判斷，從1992年開始城鎮失業人數一直處於直線上升趨勢當中。截止到2003年底，官方登記在冊的城鎮的失業人數為800萬。然而登記在冊失業人數僅僅是城鎮失業人口總數的一小部份，絕大部份的城鎮失業人口（比如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和隱性失業人口）並沒有被納入官方的失業統計範圍。但是，根據2004年官方公佈的《中國的社會保障狀況和政策》，中國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人數為2800多萬。僅就官方的統計數據而言，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這兩項的加總就已經達到了3600多萬，考慮到官方向來的統計作風和國企中的隱性失業人口，城鎮失業人口總數至少在4000萬以上。而近幾年所出現的大學生就業率大幅度下降的問題就更進一步反映了城鎮失業問題之嚴重——「從2001年到現在的歷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每況愈下：2001年，畢業生115萬人，本科生就業率為80%，專科生為40%；2002年畢業生145萬人，就業率降為53%；2003年畢業212萬人，未能就業者達106萬人，就業率僅為50%（據說這還是高報的）；2004年畢業生達280萬人，就業狀況非常艱難。」8
由於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中國農村人口長期以來沒能夠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平等的國民待遇，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問題也一直沒有引起官方的足夠重視。目前，中國耕地總面積約為18.5億畝，農村的勞動力總數約5.5億人，如果比較充分的利用農村勞動力，每個勞動力能夠耕種20畝土地，那麼耕地所能夠吸納的勞動力只有0.9億，但在地少人多的中國，20畝對於農民來說「實在是太奢侈了」！然而，就算以每個勞動力耕種8畝地計算（8畝地僅能勉強維持一家五口人的生計9，勞動力實際上處於半失業狀態），全部耕地所能夠吸納的勞動力也僅為2.3億左右。扣除在農村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和外出到城鎮打工的農民約1.5億人（大多數外出打工的農民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和臨時性，無法得到基本的社會保障，因此實際上也處於半失業狀態），農村的剩餘勞動力至少在1.7億以上。
因此，就算把處於半失業狀態的農村勞動力（約3億人）看成是就業人口，那麼中國顯性和隱性的失業人口保守估計值也至少在2.1億以上，而中國目前的適齡勞動人口總數約為8.6億，總體失業率將近25%10，也就是說在每四個適齡勞動力當中，就有一個失業者。國際上比較通行的失業率警戒線為7%，而中國目前的總體失業率已經超過這個警戒線2.5倍。
在如此觸目驚心的失業狀況下，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又是怎樣呢？根據2004年官方公佈的《中國的社會保障狀況和政策》，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表格做個簡單說明：
中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所能夠照顧到的僅僅是城鎮居民，但即便如此，從以上幾個簡單的數據，就足以說明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率還是很低的。在4000萬以上城鎮失業人口當中，據中國官方所稱，有3600多萬得到了失業救濟或最低生活保障，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那麼至少還有400萬以上的城鎮失業失業人口沒能夠得到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至於農村地區，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還處於「探索階段」，雖然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到2003年底已經有54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但相對與5.5億的農村勞動力而言，其覆蓋面不到10%，而農村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這兩項還是空白。
在未來二三十年之內，中國每年新增的勞動力大約為1000萬左右，就算GDP增長率保持在7%，那麼理論上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也就是700到800萬，也就是說每年的就業缺口在200到300萬之間，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就業缺口將繼續擴大。因此，就算沒有甚麼天災人禍，中國非但無法解決現有的2億以上失業人口的就業問題，而且會有更多人將被拋入失業大軍。然而中國的城鎮社保體系的發展進程則是舉步維艱，農村社保體系的建立更是漫漫無期。顯然，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根本無力應對嚴重的失業問題——處於不斷增長過程當中的2億以上失業人口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繁榮穩定的虛假表面下，隨時可能被觸發的活火山。
二，中國銀行體系危機重重、病入膏肓，已經處於崩潰邊緣。
作為中國銀行體系絕對主體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由於承擔了國家財政對於國有企業融資和對於虧損企業進行補助的責任11，並且經營管理受到各級政府的干預，再加上中共官僚體制的制度性腐敗以及國有銀行自身在運營管理上的嚴重問題，從建立開始就在不斷積累不良資產，而銀行資本金日漸減少。到了1995年，僅僅十年時間，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就飆升到了21.4％的水平。
為了維持國有銀行的經營，從1998年至今中國政府已經四次動用國家財政，幫助四大國有銀行補充資本金，處理不良資產問題。第一次：1998年中國財政部以發行2700億元國債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第二次，1999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1.4萬億元不良資產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同時，央行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提供了5200億元的再貸款；第三次，2003年底政府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註資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兩家銀行各獲得225億美元；第四次，2004年6月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簽署一個價值2787億元的不良資產轉讓協議12。儘管如此中國的銀行體系仍然無法擺脫重重危機：
1. 到目前為止，四大國有銀行不是依靠從根本上改善銀行的經營管理來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危機，在近兩三年之內，體現在統計數據上的經營狀況改善，依賴的是政府財政扶持和大幅度擴大貸款總額，實際上玩的只是帳面上遊戲。然而塗脂抹粉醫治不了國有銀行肌體腐爛，嚴重貧血，並且無法自我造血的多重疾病。
2. 從中長期來看，國家處理不良資產的速度，遠遠趕不上不良資產的積累速度。1999年四大國有銀行積累了兩萬多億的的不良資產，當年剝離了1.4萬億，而 1999年到2002年僅三年時間內新增了1.7萬億不良資產，平均每年5000到6000億13；在2003年的投資浪潮中，四大國有銀行總共貸出了約3萬億的貸款（70%流向國有企業）14，由於非理性的投資和2004年的經濟波動，有相當一部份的貸款將轉化為不良資產（如果以25%的不良貸款率來計算，2003年的3萬億貸款為四大國有銀行所積累的潛在不良資產為7500億）
3. 儘管中國政府多次注資，但國有銀行仍然面臨著嚴重的不良資產問題。國外的金融機構普遍估計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比例應該在30%以上，即使根據中國銀監會公佈的數據，2004年上半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超過1.5萬億元，不良貸款率仍然高達15.59%，而不良貸款只是不良資產的一個部份，這也就意味著國有銀行的總體不良資產率應該仍然高於16%，超過了10%的警戒線。與外國銀行相比之下，更可突現出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問題之嚴重：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銀行的平均不良資產率為3.2％，歐洲銀行低於2％，而美國銀行則僅為0.67％，15甚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南亞國家的銀行不良資產率也只有6％左右。
4. 在最近的兩年時間內，為了讓中行和建行能夠在海外上市，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對它們進行包裝。但是即使四大國有銀行都成功在海外上市，在現有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框架內，四大國有銀行也不大可能從根本上改善經營機制，擺脫瀕臨破產的危機。
病入膏肓的中國銀行體系能夠苟延殘喘下來，需要具備三個不可或缺的條件：（1）中國政府嚴格限制外國銀行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維持著國有銀行在國內的壟斷地位；（2）中國政府對於資本項目的流動進行嚴密的監控，限制外國資本的投資方向，嚴格控制資本的流出；（3）中國政府不斷的動用國家財政資金來維持四大國有銀行的運營。由於前兩個因素，絕大多數的民眾和企業缺少將存款轉移到外資銀行的途徑，因此即使知道中國銀行體系已經無藥可救，他們也不得不將錢存入國有銀行。同時，在存款每年都在增長的情況下（在過去的五年中，每年存款增加一萬多億），政府的不斷注資在短期內還是可以有效的維持銀行體系的運轉，降低擠兌的風險16。然而，根據我國與世貿組織達成的協議，從2006年中國必須開始全面開放國內的金融市場，對外資銀行實行國民待遇，屆時中國銀行體系賴以生存的基礎將被打破。
在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的條件下，儲戶有了決定是將錢存入國有銀行，還是存入外資銀行的權利。決定儲戶存款去向的主要因素有三個：風險高低，利率水平和服務質量。在服務方面，中國銀行在開放金融市場後的短期之內可能還有一點優勢，但是這種優勢會隨著國有銀行和外資銀行之間競爭的加劇而日漸縮小，直到被反超；在存款利率方面，如果中國人民銀行放寬對存款利率水平的控制，外資銀行憑藉其在資金和經營效益上的顯著優勢，完全可以通過高於國有商業銀行的利率來吸引儲戶；在風險方面，病入膏肓的國有銀行顯然與身強體壯的外資銀行根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即使外資銀行與國有銀行利率水平相當，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儲戶也會將存款轉移到外資銀行。
在這種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儲戶將會把存款轉移到外資銀行。由於國有銀行80%左右的收入來自存貸款之間的利差，存款的減少將促使國有銀行經營狀況惡化，同時支付壓力增大，而繼續停留在國有銀行中的存款將面臨著更大風險；當人們預期到這種變化之後，存款轉移的規模和速度將不斷擴大，國有銀行經營狀況則隨之進一步惡化，支付壓力繼續上升，人們預期的存款風險將繼續上升……。上面這種自我促進的循環過程可以用下面這個圖形來說明：
隨著國有銀行經營狀況的惡化和支付壓力的增大，如果政府不進行干預，那麼國有銀行的經營將難以為繼，支付鏈也會最終斷裂，從而引發擠兌風潮，迫使國有銀行體系走向崩潰。如果政府進行干預，那麼為了維續國有銀行的經營，緩和支付壓力，中國政府必須動用外匯儲備或加快印鈔機的運轉速度，為國有銀行進行輸血。但是就算只有一半的存款（2006以後，居民存款餘額將超過15萬億）進行了轉移，即使政府動用了全部4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為銀行注資，也還是捉襟見肘。因此要填補國有銀行的資金缺口，政府還得加快印鈔機的運轉速度。但是外匯儲備的降低和貨幣發行量的猛增，將造成通貨膨脹和人民幣貶值的雙重壓力。為了避免通脹和貶值的損失，理性的儲戶就會取出人民幣存款用於購買黃金或兌換成美元，英鎊等硬通貨（在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則會加劇資本的潛逃），國有銀行的支付壓力將更進一步增大。這樣政府干預產生了另外一個自我促進的循環過程（見下圖），
因此，干預非但無法解決中國銀行體系崩潰的危機，而且可能進一步加劇隨之而來的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危機。比如在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和國際資本流動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政府的干預將給國際投機資本襲擊人民幣創造一個絕好的機會。
總而言之，在國內金融市場全面開放的條件下，存款轉移將促使國有銀行經營狀況惡化，引發中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風險，無論政府是否進行干預，中國銀行體系的崩潰和金融危機的爆發都不可避免。
三，中國政府所倡導的「效率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將中國的經濟推上了窮途末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實施了「效率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其實質並不是如字面所言的將經濟效率擺在第一位，而是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推崇「先增長後分配」的原則。這種發展模式的倫理支持是「生產先於分配，發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國家，尚不足以從社會公正方面思考並付出平等改革的代價。要想達到經濟發展，必須犧牲社會公正。」17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在許多威權體制的發展中國家都很盛行，像亞洲的中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等國都是或者曾經是這種「效率優先」發展戰略的追隨者。
在這些國家，「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徵：（1）吸引外國資本，鼓勵私人投資，主要通過增加資本投入（而不是提高經濟效率）來刺激國民經濟的增長；（2）以促進資本的積累、刺激經濟增長為倫理支持，政府默許甚至縱容社會財富的不公平分配；（3）政府主導並且強力干預國民經濟的發展，在推動經濟的自由化、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繼續維持其在政治上的威權體制；（4）政府不能有效的通過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來規範政府行為和市場競爭，卻希望通過經濟的發展來化解民眾對官僚腐敗和威權體制的不滿。
這種發展戰略其實只是一味追求經濟增長，不僅違背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而且也不利於提高經濟效率。下面，讓我們簡要回顧一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墨西哥和巴西等國在「效率優先」戰略指引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歷程。
這些國家主要依靠擴大投資規模，進行低效益的外延性擴大再生產，促使國民經濟在一定時期內取得高速增長。1970——1996年間，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平均GDP的增長率分別達到6.86%，7.6%和7.53％；墨西哥在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平均GDP增長率為6—7%；巴西在二戰後到十二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曾兩度經歷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1）1947到1960年，GDP年均增長率為7.3％，（2）1968到1974年，GDP年均增長率超過10%。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由於制度性的腐敗、裙帶資本主義的盛行、粗放式的生產經營、以及無規則的市場競爭等原因，這些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為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爆發埋下了諸多隱患，其中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 經濟的增長對於資本投入，特別是對國際投資的增長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性；
2. 外債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短期外債在全部外債中所佔的比例偏高；
3.國民經濟出現嚴重的泡沫化（主要體現在股市和房地產業），銀行體系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資產，整體金融秩序混亂；
4.貧富差距日漸懸殊，失業問題日趨嚴重，普通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與日俱增；
5.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滲透到每一個社會階層，社會道德水平滑坡，威權統治合法性危機逐漸加劇；
上述這些國家在經歷了二十到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由於金融和經濟領域所積累的問題已經病入膏肓，在金融市場高度開放的條件下，國際游資對於本國金融體系的衝擊最終引發這些國家的金融危機，並隨之終結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狀態。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出現嚴重衰退，而且也釋放了在威權統治下長期被壓抑的對政府的不滿和對民主的訴求。印尼在爆發金融危機後發生大規模民主浪潮，導致執政時間長達32年的蘇哈托政權於1998年轟然跨台；2001年，泰國在大選期間發生了大規模騷亂；馬來西亞在金融風暴之後，雖然政局相對穩定，但是1999年的「安瓦爾事件」和巫統在大選中支持率的下降，對馬哈蒂爾的強人政治也構成了衝擊。雖然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的經濟出現了復甦的跡象，但諸多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仍然使上述三國的經濟發展充滿了不確定因素。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從1990到2003年的經濟增長走勢，見下表：
表1：1990到2003年，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在的經濟增長走勢
由於巴西和墨西哥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就爆發了金融危機，他們的發展歷程為我們考察威權體制國家「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提供了兩個範例。1981年，巴西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陡然下降；1982年墨西哥和巴西相繼爆發債務危機，對兩國的經濟增長都造成了沉重打擊，對巴西而言則是火上加油。此後，墨西哥和巴西一直都未能擺脫債務危機的困擾，並且隨著各種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的加深，在1994年和1999年墨西哥和巴西先後再次爆發金融危機。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直到現在，兩國的經濟增長一直處於跌宕起伏的狀態當中，而且在可預見的時期之內，兩國走出經濟困境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墨西哥和巴西從1980到2003年的經濟發展走勢，見下表：
表2：1980到2003年，墨西哥和巴西的經濟發展走勢18
從1980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已經經歷了二十四年的年均增長率約9.4%的高速增長過程。在高速增長期之內，同樣也積累上述所有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各種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而且與上述已經爆發危機的國家相比，中國在許多方面的問題都要更加嚴重——中國已經具備了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所有條件。到目前為止，中國之所以能夠躲過金融危機的襲擊，主要是依賴金融體系的封閉性，一旦金融體系對外開放，金融危機爆發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也就為期不遠了□。中國社會尖銳的失業問題、國有企業的生存對於銀行貸款的高度依賴、政府合法性的嚴重危機以及過度膨脹的人口與資源和環境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使得陷入危機之後的中國經濟幾乎不大可能在短期內走上恢復和發展的道路——經濟危機所引發的很可能是經濟崩潰和社會暴動，以及長期的政治動盪和經濟蕭條！
８何清漣，中國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壞，https://www.epochtimes.com/b5/4/7/28/n610140.htm
９ 根據曹幸穗（1996）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江南農村，每個農戶經營15畝土地才可以勉強維生，當時的戶均人口為5人，一般的家庭結構為一對夫婦加三個孩子。換句話說，一個勞動力大約耕種8畝土地才可以勉強維持一家的生活。
十假如我們將3億左右處於半失業狀態的人口的乘以係數0.5後歸入到失業人口中去，那麼中國的失業人口規模將達到3.6億以上，總體失業率將超過40%左右。
10在政府的監督和審批下，原先的政府撥款變成了銀行對於企業的貸款，當國有企業的經營陷入困境的時候，銀行通過推遲還貸日期，追加貸款總額的辦法來緩解國企的的財務危機，最後，如果國企無力償還貸款，為了避免國企的破產，銀行也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賴帳——還美其名曰「債轉股」。 雖然，1994年開始，四大國有銀行根據政府指示由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變，但是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轉變絲毫沒有動搖國有銀行作為國有企業的「無盡提款機」和「忠實保姆」的角色。每年，四大國有銀行貸款額的80%以上流向了國有企業。
11鐘加勇，「『最後晚餐』還要吃多少頓？銀行改革面臨買不到機制的風險」，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38382.html
12何清漣，中國銀行已達破產標準，https://www.epochtimes.com/b5/4/8/12/n624777.htm；
13 3萬億元新增貸款去向之謎，http://www.wforum.com/newspool/articles/economy/31978.html
14高歌，「關注國有銀行競爭力！」，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13370/1198418.html
15從長期來看，如果不能夠從根本上改善國有銀行的經營機制，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積累和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將最終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無力維持國有銀行的運轉。
16何清漣，《經濟學與人類關懷》（P49），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17表1和表2主要是根據IMF官方網站（www.ifm.org）提供的數據編製。
18即使沒有金融危機的衝擊，由於受到資源和生態條件的限制，中國粗放式的經濟高速增長也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
表2：1980到2003年，墨西哥和巴西的經濟發展走勢(18)
（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