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7日讯】(普京有100个保镖，有一个想杀他，可普京又找不着他是谁，非常头痛；小布什有100个经济学家，每次听证会都请他们来开会，100人吵吵嚷嚷的。小布什的麻烦比普京的还大。
一次莫斯科大阅兵，当俄罗斯步兵方队，坦克大炮依次走过，后边过来一穿黑西装方队。参阅各国武官好奇地问：“他们是功勋间谍？”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得意说：“不，他们是经济学家，我把他们派到美国去，给美国造成混乱要超过911。”)
官僚、资本和学者,号称“铁三角”同盟。不是一妈生的三个孩儿，“铁三角”演出的是一场闹剧。
老百姓自认为改革奔天堂社会。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整整20年。承包制不行就“砸三铁”，“砸三铁”不行就“学邯钢”，“学邯钢”不提了就搞“拍卖”、搞破产兼并、搞“股份合作”、搞债转股、搞国退民进，结果怎么样？有香港学者郎咸平一声呐喊，让我们关注“国资流失”，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用一通乱棒把人家打跑。
1992年一开始，恰恰是以各级党政官僚为基本动力。在90年代后，官员对于改革的怀有巨大热情和冲动。不管这种热情和期望值背后有什么目的，超过了社会上任何其他阶层，甚至超过了私营企业家。
香港中大教授吴国光：80年代一次改革中，知识份子在改革进程中实行着与国家政治合作，同时在时保持有批判力，92年二次改革后，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群体与国家之间的那种既批评又合作的关系，处于两个极端的方向演变而消失：在合作的一端，对大多数学者来说，蜕变成为对于国家政治的依附；一小部分知识份子批判声音渐渐弱化。这种分化，大大削弱了知识份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因为政治依附意味着知识份子不再发出独立的声音，受排斥的知识份子，则为异类既无权力影响社会，也因处在权威主义的高压下出局。90年代以来以激进市场化与权威主义化相结合的改革，则大大压缩了知识份子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或者改造成为市场与强权双重结构的附庸，或者说同时被政治与市场迅速淘汰。要么加入利益同盟，要么沦为权贵资本市场外的牺牲。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一体。准确地说，就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一体。所以，重要的是发生在国家与资本之间，学者充其量不过是后两者共同支使的一个小小听差。（二次改革 《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吴国光 ）
学者近官只在帮闲，还要看官喜欢不喜欢，大环境逼的学者不得不自我改造成学官或学商。
权贵经济使国家支配金融资源的能力被各级官员所利用，九十年代上半期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的热潮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由此种下了银行大量坏帐和潜在金融危机的根子。政府的乱投资、浪费和腐败，已经消耗完了财政可能利用的资金，也消耗掉了老百姓存在银行的大部分存款，现在主要是靠引进外资在维持着经济的基本平衡。由于国家财力被官员们掏空了，连必须的社会保障金（养老金等）都不能保障支付，过去几年中每年社会保障金入不敷出的“窟窿”都以几百亿的速度连续递增。于是财政部就想用国企股减持的办法到股市上“圈钱”，就是用国有企业那些不值钱的股票套取股民的钱来填补社会保障金的漏洞，压榨的股民最后一个铜板。股民不甘长期被套，大量抛售股票，导致股市暴跌，今年年初，这招已经不灵。最近政府为了安抚股民心，正式宣布放弃“国企股减持”。但是，社会保障金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于是增加税收就成了替代选择，开始查富人的税，刚开头又就导致资金外逃。
目前的资金外逃数量大体上与外资投入持平，一旦资金外逃超过外资投入，金融瓶颈对稳定发展的制约就会凸现出来。商务部研究院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报告指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名腐败官员或其他人员逃往国外，带走了约530多亿美元的资金，（民间估计900亿美元，）2000年以来资本的大量外逃加剧，使得中国大陆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资本外逃国。日益猖獗的资本外逃将会危及中国大陆金融的安全，甚至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源。
王振中：“与1993年那次过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过热相当程度上是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尤其在2001年以来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土地的开发是建立在直接占有农民耕地和城市居民拆迁基础上的。过去几年里面，地方政府低价从老百姓那儿拿来土地，再高价卖掉，以此获利9300亿人民币之多。”他强调，这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去年因拆迁导致的连续两起自焚事件，为建国以来罕见。
“先扒房子后修路，扒完房子不补偿。”近两年来，办媒体和盖房成了投资热点，尽管投资办报办刊是“烧钱”属高风险行当，还是有人跃跃欲试。另一个投资热点就是在大都市中心地区拆老房，盖新房，用典型的官商勾结手段，非法圈地，拆除民房，就连封建皇帝都不敢做出这种的恶行，黑社会都被动员进来强迫拆房和搬迁。
大摩的史蒂芬.罗奇9月13日警告：“目前2/3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沫危机，而即将到来的货币政策调整，将为全球房地产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巨大的风险。在所有房地产泡沫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第一。”其中，“上海和北京因占中国销售量的14%，且房价涨幅最大而将首当其冲”。报告显示，由于中国紧收银根，加上美国再度升息，使中国房地产市场看似接近爆炸边缘。
现在对中国许多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根本不需要更多更深的专业知识，仅须常识与良知即可。而许多经济学家恰恰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点。法学家总说中国腐败缺乏法制，其实跟本提不到那么高，官员只要尊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行。中国人处世哲学，历来是演戏为重，演喜剧、演闹剧都是给人家看的。最老道的原则是沉默，一言不发。做大官如此，做大学问亦如此，那才显得道行深呢，不理你，不带你玩，来封杀对手。魏加宁发现，一些政府官员常常会说“多种语言”，面对群众说官话，面对领导说好话，面对朋友说真话，面对媒体说假话。令他更失望的是，专家学者也与十几年前大不一样。“如今专家学者的队伍也已经大大分化，仍然从国家利益出发、替中央政府着想的人越来越少，而为部门、为地方、为行业、为企业说话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尤其是有的专家离股市比较近，就反对提高利率，也有的专家离房地产业比较近，就说没有泡沫。总之，谁出钱就为谁说话的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
使人看不懂的是，不惜借重国际资本来维撑政权。所以，二次改革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国资本（不一定是国际文明）的改革。共党和资本之间，历史上从来也未曾有过这样赤裸相拥的热烈场面。中国想加入西方大家庭，也不先要看人家要你吗？喝狼奶变狼孩儿，变了种又有何妨？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更是一个无信仰,把钱当信仰还有信仰吗？现如今可赶上这么一个好日子，人的欲望得到极大释放和满足消费至上,意识形态和道德、法律约束很有限。社会情绪在化做行动之前，一般是看不见、摸不到的。
* 资本与学人
学者要么沉默，要么“牺牲”？
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冲突，从来都没有像2004年上半年这样剑拔弩张。魏杰、程厚博、刘文波、杜厚文、牛新化、俞伯伟、郭晓川、王斌……接连发生在乐山电力、伊利股份、新疆屯河等3家上市公司的“独董风波”，这些名人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死菜了，新疆屯河的独董魏杰、杜厚文、牛新化“炮轰”公司在已经有超过3亿元逾期贷款的情况下，还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德隆旗下资产的“左手买右手”行为，继而愤然请辞。
6月，被誉为“中国第一独董”的俞伯伟更是在伊利股份被“强行罢免”。刚进入7月，华冠科技的独董高雅清就公司的三项议案提出了反对意见，直指问题隐患。看来，2004年注定了独立董事与公司董事会之间的矛盾已浮出水面。独董们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叫板是害怕上市公司出现问题而连累自己，造成自己名誉的损失。“郑百文事件”后其独董陆家豪因失职而被证监会处以“巨额”罚款。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独董们的辞职和反对，着实有点姗姗来迟……不做“花瓶”就要被迫辞职的选择，最终，轰轰烈烈的“乐电事件”，以程厚博和刘文波二独董的辞职而告终，而与程、刘二人在聘请中介机构审计、公开审计结果立场一致的五位董事也在之前惨遭罢免。钟朋荣：我既做过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也做过非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既当了内地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也当了香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这个过程中我最为明显的感受就是：没有充分的信息，既当不了“包青天”，也当不好“诸葛亮”。（《中外管理》8月）学者近商帮忙关键还得看主子的脸色。
权贵经济下“做局”“圈钱”成风，最近一两年来上市公司中的一连串丑闻，从中科，银广厦，一直到近日曝光的华晨。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九月十三日正式卸任。任期三年7个月。史美伦曾直言不讳痛陈中国证券市场“四大病”：上市公司缺乏赢利能力和有效的公司治理；其二：市场参与主体的诚信责任意识淡薄；其三：市场的操纵行为比较普遍；其四：投资者的素质有待提高。在加强监管的声浪中，一批势力庞大的违规上市公司黯然退场，数家裹藏资金黑洞多年的券商相继出局。中国国内八十多家上市公司和十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三年七个月，史美伦的任职时间偶然与另一条曲线重合：中国股市由高点跌落，直击一千二百五十九点。中小投资者看到的则是自己账户一天天“缩水”。
看来8-9月爆发因郎咸平引发的国资改革的大讨论绝非是偶然。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
侯若石：从嫌贫爱富出发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绝不是制度创新。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主张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不断发表维护富人利益和歧视穷人的观点。
国家对待农村和大多数小城市的政策，实际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由于农业无利润可言，已近破产，主要的政策和仅有的金融资源都用来发展几个“橱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靠这些“橱窗城市”吸引外资，而对其它地区则弃之不顾。所以有的学者称这种经济发展策略是“样板戏战略”。二十五年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为了百姓的未来幸福，还是用未来换取眼前的假繁荣？就是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没有投资和发展的机会，更谈不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了。
80年代改革是试图冲击党治框架的市场化改革，而二次改革则是在党治框架内驯化了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改革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最终不会冲击党治。
* 权贵资本
大凡重大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总会出现两次：第一次作为悲剧，第二次作为闹剧。所谓闹剧，无非是说这里充满了滑稽和荒谬。第二次改革全部是解构：解构体制，解构道德，解构文化，解构环境，解构一切，除了不挑战政治体制。说到底，即使是这样一个不被挑战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处在解构之中。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国，就是一个专制资本的中国。必须强调的是，尽管资本可以侵蚀专制，而专制也一定扭曲资本，但是，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下，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政权合法性这一根本目标，它们形成了共同维护专制的大盘交易。我们看到，那些仅仅批评资本的人，可以帮助专制在国际上改善名声；那些主张放任资本的人，则可以帮助专制增加厚实的物质基础。知识份子左右逢源之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超越呢？（二次改革 《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吴国光 ）
北大教授丁元竹领衔的98名学者提供了一个《聚焦转型期中国与社会安全》的专题报告。报告说：“腐败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见《中国青年报》9月2日） 98名学者建议：中国积极应对2006-2010年前后风险期。中国2010年前后是“危机多发期” ，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 。腐败问题可能成为危机的“导火索”。丁：根据对各类专家的调查，总体上看，社会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最受关注的三类问题。因为这些领域有可能发生较大风险，根据专家们的回答，最有可能出现的领域依次是“社会”、“金融”、“经济”、“就业”。腐败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可能形成最后的导火索。（2004年09月02日 中国青年报 记者 王磊）
樊纲、张五常之流叫嚣什么“腐败次优选择”，厉以宁的“农村金矿论”与基尼系数二元论、汤敏“教育产业化”、茅于轼“义务教育贷款说”、温铁军“农民土地保障论”、刘伟“堵车文明论”。这些精英理论概念，并没有超出晚清精英的“清议”水平，多数还是误国有害的。学术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已经超过了中国历代腐败。一个腐败的社会本身就是一场闹剧。
公安部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其中，暴利走私、涉案金额250亿元的赖昌星畏罪潜逃加拿大；涉嫌经济犯罪、涉案金额70亿的仰融出走美国；涉嫌巨额索贿受贿、涉案金额0．56亿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逃到美国。统计，自1998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先后从30多个国家、地区将230多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其中包括贪污挪用公款4．8亿美元、潜逃国外2年半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诈骗资金5亿元、潜逃国外8年的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贪污、挪用公款13亿港元的广东省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黄清洲，贪污国家巨额资金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等等。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2004年1－7月，全国厅级以上干部109人因涉嫌贪污贿赂落马。职务犯罪案件还有三大特点：“高官”增多,窝案串案突出,与社会丑恶现象并存。
*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难”正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280万高校毕业生如何就业？大学生的就业率幅度下降，也意味着很多中下收入家庭倾全部储蓄供养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可能帮助家庭经济复原，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就业预期相对比较高，如果他们无法正常就业，实际上表明中国社会正常的社会升迁通道被部分堵塞，这是社会不稳定的长期后果。少数人的极端甚至恐怖行为就和现代社会的本身一样脆弱。
在中国自杀已经成第五大死因，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在15岁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我国每年有25万－28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天约有750人。此外，每年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这意味着每天至少有5000人想以自杀结束生命。
这回可是不期而至，危机总是在每每人们最麻木的时侯爆发——通胀，股市，房地产，还有许多的社会性问题，单提出那一个都要命，就业、两极分化、三农、水资源，环境。
一个舍弃了大众弱者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制约的社会，一个太平盛世，伟大的人民已经不复期望，只有听听空话，甚至于惧怕未来。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连高官富豪都已经逃亡或在予期逃亡，小老百姓最是无耐，活又活不好，死又死不了，跑又跑不了。
伟大的变革的时代的学者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