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7日讯】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中，知识界就从来就没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知识份子以前是跪拜在专治的权力之下，而当下知识精不仅要向权力献媚，也要向金钱献媚。城市在走向富裕，意识形态倒退，精英在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抓紧机会捞钱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 ,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
90年代后期知识精英赶上最好的时侯,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受益群体是知识份子，由于市场稀缺资源的知识、权力和资本三大资源首先向他们倾斜，他们走上快速上升通道。
在富人和精英朋党的圈子，你不富说明你没路子，你废物。知识精英常做三件事—座而论道,争论伪问题,给头头老板献策.在国内可以讲学,走穴,跑棚,写破字，不爽了，可以出国。出国混不好,你还可以回来，好歹也算个“海龟”。知识份子都腐烂了，社会的脊梁也就腐烂了。整个社会全堕落跟我有何干？处在“非王即贼”时代，知识份子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所谓自由社会，独立于权势，独立于功名，独立于世俗，独立于物欲。当今知识精英那一样也不敢独立,除了名就是利,圈里臭了不要紧,只要共党给钱就行。崇美、崇日当一夜美国人在所不辞，在学院里骂骂美国人,日本人也很安全，再者还可以反反台独。
秦晖说:知识精英开始做起“白日做梦”,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人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以为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自已的头上。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瞧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大了还会把人淹死。
90年代的精英,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寻找最低成本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经过10多年，他们的符号已经完全不同，语境也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象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很无耐。精英傍上权力加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国际资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论战中，利益背景影响削弱了所有的建设性，凡牵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学术争论。中国精英与利益集团、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利益的纠葛使争论流于感性阶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对弦外之音的测度上，以致发展到人身攻讦。谁占上风，理论的胜负不重要，要紧是赢得决策层，最终赢得老板的金钱。精英追求名利，为官、经商、再不济也得跟着媒体瞎起哄，充当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么接近权力，要么接近资本，接近“草根”能捞到屁！知识精英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昔日的同道可能会成为宿敌。
当今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大体归为两类。一类,是城市下岗工人罢工和农民集体上访抗议等。农民失地，市民失业，老百姓卖不起房，看不起病，那跟精英有什么关糸。另一类群体事件发生在互联网上，孙志刚事件、彩票案和宝马事件等等。把互联网当平台，从而形成一个重大社会事件，社会动员的作用。有网民和愤青参和，何劳教授出山。威权专制对于持异见的打压，中国精英麻木冷漠的不屑一顾。农民交税养活警察，恶霸专门来欺压他们的，市民交税养活警察专来他们“谈谈话”的。精英们有话:“活该，太书生气，他们有军队,武器那麽又先进,想翻天了不成。”那口气就象当年胡汉三。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份子眼睛还向下瞅，2000年后，知识份子眼睛全冲上了，中国精英自1900年一百年来背离民众最远的时期，假如中国精英全都找一个富爸爸，或自已就想当富爸，那麽穷人也会把权贵精英们都搞得惶惶不安的。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候了。任何局部性的变革不足以消除积累已久的深深的社会矛盾。０．４６与０．６，小小的数位基尼系数上叫人惊心。国家统计局承认的２００３年中国基尼系数为０．４６；清华大学长李强在“２００４中国改革论坛”上判断，目前中国的这个数位已不低于０．５。另有学者认为它甚至已接近０．６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种非常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了去年因拆迁导致的连续几起自焚事件，实为建国以来罕见。
今年一至九月，中国大陆仅煤矿事故就达2796起，死亡4153人。十月份以后死351人2人失踪。全年死4500多人……雨燕在《草民中国》中说；草民们是不值钱的，不值钱，死了等于白死，白死也是死了！有人呼吁为铜川陈家山矿难者降半旗。洛阳大火、海军潜艇失事、国航和北航的空难事故、重庆天然气井喷事故、河南郑州大平煤矿事故……一次又一次地有人这样呼吁过，这些天生的贱民，又哪里配有资格享受“降半旗”的待遇。中国没有公民，只有权贵和草民。
“草根族”被排除在所有”圈子”–权力圈、财富圈、话语圈之外，”垃圾文化”的泛滥（伪科学、伪幸福），象鸦片一样使大众转移矛盾，是对不公正的反抗和替代。”草根族”只是庆幸自己不像另外一些人那麽倒楣–受警匪恶霸敲诈者、上访者、自焚者之类。他们也许不忧愤，因为他们无力关注宏观的现实。他们需要利益诉求，需要反映渠道，他们不仅没有接近高层的可能，连接触精英、知识份子的机会都很少。
公正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公正是各种是非判断的参照糸，没有了公正，就没有是非感。当人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是感到社会严重的不公正时，人和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要反抗，有人会针贬时弊，有人则铤而走险，有人就会遁入空门，有人会犯神经病，有人只是溜溜公园练练功，背不住当然有也人会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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