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2日讯】Ａ是一个农家子弟，１９５７年８月进入了南京航空学院，成了一名
年青的大学生。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过了三个月，即到了５７年的１１月，他被学校打成了右派。这一年，他１8岁，是这个学院里年纪最轻的右派。
从此，他开始了充满悲辛的一生。苦难一个接着一个，不幸一桩接着一桩。他在监牢里度过了漫长的牢狱生涯，他在社会上担惊受怕地挨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挨打、挨饿、批斗，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一天天地挨着、熬着，看不到一线光明，看不到一丝希望。
* 18岁的小右派
１９５７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十分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历史似乎故意地让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经受一场比秦皇的焚书坑儒、比汉朝的党崮之祸更加严峻的考验。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被他称之为“阳谋”的计划。所谓“阳谋”，那就是他所说的
“引蛇出洞”，鼓励人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然后，以所谓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罪名，收拾他们，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并且一戴就是２０年。
Ａ，一个年青的大学生，就是这场浩劫中的一个牺牲品。那一年他只有１8岁，还是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对于政治，他很少知道。对于政治的残酷，他更加一懂也不懂。历史却将他卷进了这场运动，很快地把他淹没。
这一年８月，他考进了南京航空学。这是一所培养航空人才的大学，一家人都为他高兴。他自己也非常高兴，他渴望将来为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贡献。上大学才２个月，他就遇上了毛泽东亲自发动、邓小平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的初期倒是很开放、很有点民主气息。人们可以对单位领导提意见，也可以对国家的政策提意见。意见可以通过大字报张贴。所谓大字报，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明白。它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上老百姓揭露荣府丑陋行径的“揭帖”，似乎在<<金瓶梅>>中人们也写过这样的揭贴。反右运动初期，当局鼓励人们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白纸上，再把白纸张贴在墙上，让人们观看。毛泽东非常支持大字报，认为这是群众的一个“创造”。不过，这个创造在１９７９年西单出现了民主墙后被宣布为非法。
反右运动初期，许多天真的人们真的以为党真诚地希望他们提意见，他们真的向某些领导提了意见，真的对国家的政策提了意见。谁知，隔不多久，天变了，毛泽东呼云唤雨，报上登了文章，说“我们工人要说话”，毛泽东亲自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气候剧变，全国很快进行反击右派进攻、抓右派的运动。一个个右派分子被批判，共产党中有人被打成右派，民主党派中有相当多的人被打成右派，小Ａ这样的年青大学生也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
当年的南航，在反右运动中已经抓到了４７名右派。但是，按上级领导的要求，还有一点距离。上级规定，这个学院应该抓出４８个右派分子，就是说，他们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指标没有完成。是否完成这一个右派分子的任务，成了摆在这个大学党委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完成这个指标，有关领导就千方百计找右派。经过反复寻找，大家都认为Ａ基本具备当右派分子的资格。
Ａ虽然只有18岁，却是一个比较有思想的青年。他在反右运动中，也许是受到了大鸣大放气氛的影响，（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党真的要他们大鸣大放，以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到了，显得异常兴奋）写了一些大字报，表示自己对时事的一些看法。比如说，他大字报反对当时带
有个人崇拜的“万岁”风。他说，万岁用于个人，是不当的，这本来是用于帝王的，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对个人称其为万岁，会造成个人崇拜。个人不应万岁，也无法万岁。只有人民，才有资格称万岁。对某种思想也不能称万岁，因为世界上的事情，一切在变，一切在流，古往今来，没有一种思想是万古长青的。他还在大字报中认为，肃反、镇反扩大化了，打击了无辜；苏联是不可靠的，它侵占了我们大片土地，与这样的国家不宜交朋友。他还特别提到，一个执政党，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定会腐败变质。他认为一心为公的口号不对，一心为公的人不可能存在，提倡天下为公，才是正确的口号。等等。
他的这些言论，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可以讨论的。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他是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见的。但是，在那时的中国就不行。学校领导认为，他的这些言论完全达到了右派的水平了，既然学校正巧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名额没有落实，那就落实到小Ａ吧。于是，鬼使神差，小Ａ就成了一名右派分子。１９５７年１１月，领导对他宣布了他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决定，他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来。不过，就是他不同意，也完全没有用。他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意味着什么，他却没有认识到。直到灾难一步步来到他的身边，他才知道，这意味着没有工作，意味着不能求学，意味着流浪，意味着坐牢，意味着找不到老婆，意味着每次运动来，他都得作为批斗对像….对这些后果，他都没有充分地意识到。他当时糊里糊涂地当了右派。他当时毕竟只有18岁。就算是他很成熟，知道当了右派，一辈子也将像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他又能怎样呢？当时，曾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风云过的、成熟的政治家，如章伯钧、罗隆基等等，也上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当，也鸣放了，也成了右派。一个18岁的孩子，是完全不可能想到自己听党的话、向党提意见而会打成右派的。他不可能了解右派帽子的份量的。
不管怎样，他成了一名右派分子，成了航院里的第４８个右派分子，成了这家学院的最年青的右派分子。
* 大学生成了流浪汉
刚当上右派，也许是由于他实在太小，未达到成年人的年龄，也许是把它定为右派的领导也于心不忍，没有立即把他赶出学校。就这样，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他，又在学校里读了２年书。但是，他是右派学生，就如社会上的四类分子一样，每次政治学习，都要批判他这个活靶子。平时，他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他夹起尾巴做人，说话小声小气，遇到事情不啃声，生怕再招惹事非，希望能平平安安地捱到大学毕业。
但是真如俗话所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反右运动全线大捷，毛泽东兴致勃勃，意气风发，一心想要三年赶上英国，１５年超过老美。老人家发起了一个气壮山河的大跃进运动，挥舞着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全国高炉林立，炉火熊熊，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天天在党报上套红刊出。他老人家的话，真的一句顶一万句，全国的人民都相信，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农村的大食堂里，吃饭不要钱，党号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谁知道，三面红旗听上去很美，但折腾来折腾去，食堂里的稀饭越烧越薄，地里的庄稼越长越萎。食堂渐渐开不出饭了，人们吃不饱肚子，好多地方饿死了人，全国闹起了大饥荒，据说这是因为天灾，加上帝修反的破坏才造成的。据有些报刊统计，全国饿死的人超过３５００万。当然，人们看到的只是亩产几万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饿死人的事情从来没有上过报。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的大饥荒引起了一些高层人士的不同看法，刘少奇扬言要刻石记事，当年保卫延安时被毛泽东夸奖为“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毛写了一个意见书，毛对任何人的挑战都会恼羞成怒，于是将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还搞出了一个由张闻天、黄克诚等人参加的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样，政治的弦绑紧起来，加上粮食紧张，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大批工人下放，大批工厂关门，大批学校紧缩。小Ａ作为一名右派分子，留在高等学府里过相对平静的日子的可能是越来越小了，按照当时的政治思维，要么接受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劳动改造，就像北京的许多右派集中劳动一样，要么去自谋生路。果然，１９６０年１月中旬，校方通知他休学。实际上，小Ａ被开除了，讲休学只是为了给他一点面子，学校毕竟有点儿文明，虽然休学和开除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听上去休学要好听得多。
小Ａ卷起了行李，离开了学校。没有人对他表示挽留，没有人对他表示惋惜，更没有人对他表示同情和不平。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右派分子的下场是应该这样的。
小Ａ对学校是有点留恋的。他曾经抱着美好的希望到这里求学。但是，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在这里，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学校给了他知识，也给了他一顶可怕的帽子。这顶帽子，他注定要戴２０多年。
他离别了学校，离别了同学，带上简单的行李，回到了家乡。他没有工作可找，也没有一定的收入，他成了一名流浪汉。有时候帮助打点工，勉强维持生活。
* １８年徒刑
1960年2月,他偶然听到一个消息，上海某县教育局正在招聘教师。他是大学生，大学生在当时还是很稀缺的，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他大着胆子去报了名，大着胆子去参加了招聘考试。结果，出于他的意外，他被学校录用了，２月底，学校通知他前去报到。他来到该县的县立中学，心里非常高兴，自己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努力工作，做一名优秀的园丁。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泪成灰泪始干。要像蜡烛一样用知识照亮孩子们的心灵。
他教得很认真，学生也欢迎他上课。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新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身上。
１９６０年４月初的一个晚上，已经是深夜１１点钟了。他备好课，感到肚子饿了，想上街买点东西吃。那时食品短缺，买东西不容易，常常得排队。为了买点食物，他很耐心地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但是，好不容易排到他买，饭店里却说，东西都卖光了。他白白地等了一个小时，肚子又饿着，备了几小时的课，身上也很累。回到办公室里，不免发了一句牢骚，“二湖熟，天下足，为什么东西这样少啊。”他这是自言自语，没有人搭理，没有人表示支持，也没有人表示反对。因为他是右派分子，大家都与他保持着距离。他饿着肚子，将就着钻到床上睡了。
也许是有人将他的这句牢骚话向领导作了汇报，那时时兴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领导上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他的一言一行，都被人收集起来向领导汇报。又过了几天，他发现，放在抽屉里的日记本竟不翼而飞。他还是没有脱离幼稚，喜欢记日记。他不知道，多少英雄豪杰，就是因为被领导或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偷看了日记，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抓到了监牢。多少冤情起源于日记啊。当然，就他来说，日记是他自己对自己对话。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后，别人不大敢与他讲话，不敢与他接近，他总是被孤立在一边，他是人，需要思想，需要交流。日记正是他自我总结和自我交流的一个办法，没有想到，有的人对他的日记发生了兴趣。日记的被窃肯定不是偶然的。他心里一惊，这肯定是想从日记中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他感觉到，一场风波又要来了，新的灾难又要降临到他的身上。
当时，他真想跑，跑到人与人能和平相处的地方，或者跑到深山老林，跑到一个人的地方，在那里种树，种菜，种粮食。他希望得到尊重，得到心灵思考的自由。但是，中国之大，那有这样的地方。在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到处是阶级斗争的战场，怎么会有那样互相尊重的地方，那里有美好的世外桃源？
果然，他的日记成了埋葬他的坟墓，成了他成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人们从他的日记本中寻找到了他反党的铁证。当时的人们很会上纲，再小的事情，如果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一分析，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比如说，某个工程师设计了一种塑料鞋子，为了节约原料和防滑，鞋底里有人字型图案。这很快被人说成是故意把人民践踏在地的罪征。当时中国有许多专案，案情都是捉猫、杀猫、吃猫有关。在中文中，猫与毛同音，捉猫杀猫被认为是防扩散材料，是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有个人有一次吃饭，也许是因为饭烧得很硬，他说，今天饭为什么这样难吃，于是，从阶级根源到社会根源，联系到他家解放前比较富有，认为这是对新社会的恶毒仇恨，是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除非是雷锋日记，无论是谁的日记，如果真要上纲上线，谁的日记都能找得出问题，谁都可以从日记中打成反革命。
小Ａ的日记也是这样。他在日记中谈了对历次运动的看法，这些看法，２０多年后，被社会认识到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大跃进、反右派运动等作了否定。但是，在当时，这可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而毛泽东是绝对不会有错的，绝对不能怀疑的，他说的话被认为是天大的真理，中国的老百姓也认为三面红旗是绝对正确的。小Ａ对大跃进、对人民公社的一些反法，足以把他打成反革命、罪犯。
他写了一些什么呢？他写道，镇反肃反是扩大化了，那是庸人自扰；整风反右是一场骗局，人民公社是一种历史的大倒退，大跃进是劳民伤财，三反五反是对人权的侵害，是对产权的侵吞。
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４日，某中学的大礼堂里召开了对小Ａ的审判大会。揭发之后，会上宣布他有三大罪状，一是在航空学院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二是在日记本中书写了内容反动的词句，攻击党的各项政策；三是坚持反动立场，攻击苏联老大哥。法院宣布，小Ａ是一个罪行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１８年。宣判会后，小Ａ就被送进了阴森森的牢房。
小Ａ彻底地绝望了。１８年，多么漫长的１８年啊！等到他坐满１８年牢，他已经是４０多岁的人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将在牢房中度过，而唯一的原因只是对大跃进之类的运动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历史已经作出了验证。不管怎样，他只是思想不一致罢了。思想是大脑的产物，我思故我在，人活着就是要思想。每个人都有思想的权利。想问题，无论怎样想，都不应该定罪。毛泽东虽然说过言者无罪，但是，在实际执行时，言者是有罪的，思想也是有罪的，即使证明是正确的思想，但是他不喜欢，或对他不利，他也认为有罪。就在大跃进引直的大饥荒后，有一次他召见彭德怀，对他说，真理可能在你这一边，但是，彭德怀仍然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革命中彭被打，被斗，死得很惨。如果他真的如他所说的言者无罪，彭德怀即使说错了，也是没有罪的，何妨他说得很对，很符合事实，很得人心。在那样的没有法制、个人崇拜的社会机制下，小Ａ被打成反革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不是个别偷看日记的人的过错，也不是对他审判的人的过失，而是社会制度的弊端。领导人的话就是法，社会缺乏思想的权利，没有民主的政党监督，没有社会舆论的监督，这是很容易造成一些人或某个执政党变得无法无天的。
小Ａ当时２０岁，当冰凉的铁的手铐锁住他双手的时候，他感到有点恐怖，心头充满了绝望。他很悔恨，为什么要记日记呢？记日记又为什么要谈论时事呢？他想，这一辈子也许再也不能活着出去了，再也不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他又想，他们知道儿子坐牢、判刑１８年的消息，一定会痛不欲生。他知道，就是等到刑满释放的那一天，社会也不会放过他。他会戴上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年四季低着头过日子，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被人民群众监督着，被干部们训斥着，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唉，这样的日子还不如早一点死去的好。但是，他还年青，没有死的勇气。反正过一天算一天吧。就这样，他在求生不能，求死也难的情况下，在牢房里艰难地打发着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 炼狱中的人生
６０年５月，小Ａ与其他人犯一起，被押解到浙江江山，参加铁路建设。他们是罪犯，不是铁路工人，当时又是国家困难时期，犯人们的生活理所当然地更加艰难。
他们住的是没有围墙的草棚，风可以刮进来，雨可以吹进来。周围是铁丝网，探照灯不时掠过，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周围巡逻，深更半夜醒来，眼前是耀眼的探照灯光，值班军人的沉重的皮靴声清晰可闻。他们睡的是稻草，人犯们全都睡在地上，年深月久，潮气入骨，一个个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一到阴天雨天，手脚就发疼。吃的是山芋，有时吃山芋叶子或山芋藤。表面上规定每个人每天的口粮是４两米（２００克），一个月有２两油，但是，实际每个人能吃到多少，谁也不知道，青菜汤里看不见油花，稀饭稀得几乎没有米粒。加上劳动量大，每天只感到肚子饿。 由于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营养性水肿病，身上发肿，全身发亮，用手指在身上一按，可以看到一个凹下去的指印。但水肿归水肿，照样得劳动，一点懒也不能偷。当时，小Ａ想，饥寒交迫，很可能死在狱中。只要能保住性命，其他都是次要的，他把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破棉袄。变买所得的钱全都买了能吃的东西。
艰难的１９６０年过去了，国家的情况一点也不见好转。转眼到了１９６１年，这一年下半年，他又被押往金华蒋堂农场服刑。吃的还是山芋叶。当时，病死饿死的犯人非常多。有的人做着做着，做不动了，身上水肿，倒下去就没有了气。为了活命，他们在劳动时见到什么就吃什么。看到一只蝗虫，就打死了往嘴里送，有时见到了泥鳅，青蛙，有时就生吃，连骨带血吞下。有时则放在搪瓷缸子中烧一下吃。长久饥饿中生活的人，见到青蛙泥鳅，比吃山珍海味还要鲜美。有时见到了泥里的蚯蚓，也不管三七十一，放进嘴里咽下去。他道，蚯蚓虽然难吃，但是却能补充一点活命所必须的蛋白质。
折磨他的不仅是饥饿。这里是坐牢，是劳动改造的场所，不是今天的干休所，如果说错了什么，那就是罪上加罪，要接受严厉的处罚。有一次，小Ａ想起往事，不禁感慨起来。他想，自己好好的一个大学生，竟落到了这种地步，变成了罪犯，每天牛马一样地干，还不知道能否活着出去，只感到前路茫茫，不禁想到了林冲在草料场的经历，也学着林教头感叹地说，唉，真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奔啊！今天读者听来，这话或许不对，也无大错。但是在当年，这话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被说成是反动的话，人们更引申说这是他想叛国投敌的证据。为了这句话，天天晚上要批斗一番，在一次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铁棍狠命地打他，他的四颗门牙被打落下来，他满嘴都是鲜血。有人又在他的腰背上打了一棍，痛得了几乎直不起腰来。直到现在，他的腰经常发酸发痛，手也举不起来。是谁打他，也许是思想比较左的
狱方人员，也许是人犯，有些人犯为了讨功，很会察颜观色，见管理人员动了火，会狠命地打人，也顺便发泄一下积聚起来的侵犯欲。小Ａ挨了批、挨了打不算，还被加刑一年。１８年牢狱已经够长的了，现在，为了这一句话，要坐满１９年牢才能获得自由。
大墙里触目惊心的事屡屡发生。他的同一囚室中有个浙江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也是一个思想犯。有一次，他从上铺起来解手，因为牢房非常狭小，睡梦中稀里糊涂地，不当心碰倒了挂在对面墙上的一张伟大领袖像，第二天有人说，像上有一只眼睛中有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可能原来就有的，也可能是他不当心碰坏的，就是他碰坏的，只要不是故意的，也至多只是故失而已。但是，第二天，全监狱召开审判大会，说他是故意挖去毛主席的左眼，当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个年青的医学院学生就由于一次半夜小便事件而丢了性命。后来，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从杭州赶来探监，得到的是一张儿子畏罪自杀的通知书。一个好端端的大学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杀了，死后还担着反革命的罪名，他的家人则长期不知道儿子死亡的真相。中国古代说人命关天，不知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人竟动不动就犯罪，成了比草芥还轻的东西。
１９６７年，当时社会上正在搞文化大革命，批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一会儿批这个，一会儿批那个。真如红楼梦里所说的，乱烘烘你放唱罢我登场。反正很乱，相比较而言，倒是监牢里反而安静些。１９６７年，小Ａ又被押往青海劳改农场。这里是山区，几十里几百里不见人烟。有的人逃跑，但是，十有八九就死在路上。有的被抓了回来，就手镣脚铐地整，还扣克他的粮食。西北地区冬天很冷，Ａ的衣服很单薄，真是饥寒交迫。
小Ａ在好几个地服过刑，在好几个刑场劳动改造过。挨过的批判不少，挨过的打也不少，有一次，他脚上还被人用铁丝穿过，至今还留着黑色的痕迹。没有坐过牢的人很难想像坐牢是怎么回事。
* 过年的风波
时间一天天过去，从２０岁开始坐牢，到１９７２年释放，小Ａ整整坐了１２年的牢了。离他１９年刑期还有７个年头。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１９７２年４月，狱方一个干事找小Ａ谈话说，政府现在宽大你，放你回家。他的精神已经麻木了，说不出是高兴还是痛苦。
这位干事还告诉他，上海的姐姐不肯收留他，所以他出狱后得到江西与父亲一起过日子。他在监牢里１２年，一共积下了２００元钱，平均每年２０元，每个月２元不到一点。他不知是感到心酸还是感到未来的恐惧，眼中禁不住泪水盈眶。但又一想，无论未来的路怎样，总比监牢要强些。就这样，他从监牢里出来，踏上了回家的路。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但这是什么家啊。爸爸的境况比他想像的还要糟。他，由于儿子是反革命，他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反革命家属无论走到哪里，哪里都不会优待他。小Ａ回到家的时候，父亲住在生产队的牛棚里，除了一只烧饭的煤球炉，家里什么也没有。两只小凳子全是缺了腿的。全家只有一条旧棉被，冬天时两人就钻在稻草里。
小Ａ这一年33岁，他每天做最重的活，做的时间比谁都长，但是，他的工分只有４分，最高劳动力１０分，他不如一个妇女。他觉得这不合理，但是，公社领导说，别胡思乱想了，他们一家的生活绝对不能超过贫下中农。这就是阶级路线。
转眼到了1974年,当时，由于大搞阶级斗争，经济已经到了十分困难的地步。四人帮下台后，当时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蹦溃的边缘。但是，报纸上每天唱着到处莺哥燕舞的赞歌。谁要是对大好形势有点儿不同意，也可能被扣上罪名。
１９７４年新年，小Ａ家中只有不到３斤大米，２元多钱。过年是中国的大节，这样过节实在太寒酸了。小Ａ狠狠心，买了半斤肉，（当时一斤肉的价钱１元左右）又买了一包烟给父亲抽，他又买了一幅红纸，想写个春联，也想给节日增加一点气氛。年三十那天，吃了午饭，老父亲在旁边抽着他买的烟，小Ａ写起了春联。上联是过年难难过年年年难过年年过，做人难难做人人人难做人人做。横批是得过且过。这本来只是有点自我解嘲的意思，想自己给自己小幽默一下，再严重一点，也是有点牢骚。人么，有点儿牢骚也是正常的。孟尝君手下有个姓冯的食客，大概觉得吃得不好，吃饭的时候，总是敲着碗，说食无鱼，有了鱼吃，又敲碗说行无车，有了车，又敲碗说居无室，但是，孟尝君没有定他的罪犯了恶毒攻击罪，没有说他污蔑大好形势。柳亚子先生解放初也有点儿牢骚，毛泽东告诉他牢骚太盛防肠断，也没有定他的牢骚罪。但是，小Ａ却没有那种运气，对联张贴了一天，公社革命委员会就感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是阶级斗争的好教材。他们的鼻子是很灵的，据说狗的鼻子比人要灵敏１００万倍，因此，狗常用来侦破疑案。这些人对阶级斗争气息的嗅觉，一点也不会比狗差。
大年初一的晚上，公社的礼堂里一派阶级斗争的气氛，小Ａ被押到公社里，让他弯腰，低头，然后是一个一个地揭发他，罪名是污蔑大好形势。批来批去，无非是坚持反动立场，污蔑社会主义，也许是出于对阶级敌人的阶级义愤，斗到三点钟，为了让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犯罪动机，必须让他触及灵魂，为了让他触及灵魂，必须先触及他的肉体，于是就用麻绳把他吊到梁上，绳子紧紧地扎着他的手，全身的力量就全吃在麻绳上，麻绳扣进肉里，刺心般地痛。
他的父亲也跟着他到了乡里，他看着人们批着斗着，又看到儿子被吊到了梁上，心里很痛，又不敢求情，生怕这些人发无名之火，让儿子受更大的罪，一个人正在那里暗暗地流泪。对这些阶级斗争积极分子来说，流泪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体现了他的阶级立场，他为儿子哭，是坚持反动立场，更妨且他生了一个反革命的儿子，仔细推究起来，这也是一种罪行。于是大会主席一声令下，一群人围到了他的父亲身边，也将他用绳子捆绑起来，也吊到梁上。吊了有个把小时，才放了下来。小Ａ已经四肢发青，全身浮肿，奄奄一息了。而他的老父亲年老体弱，竟受不了这样的疟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什么时候死的，是在吊的时候死的，还是放下后死的，疟待他的人不清楚，我当时昏昏沉沉，也不清楚。他的父亲去世后，因为是反革命家属，又是在批斗时死的，人们害怕阶级斗争灾难引到自己身上，尸体一直无人安葬。后来，有几个好心肠的老人乘一个黑夜，偷偷地在山上挖了一个坑，把他的老父亲用一条破草席一包，埋在坑里。小Ａ说，父亲是因他而死，是受折磨而死，他一直想积几个钱，好好把父亲再安葬一下，也要答谢那几个善良的老人，在那个时间，这样做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啊！
* 妻子吓出了精神病
小Ａ是个牢改释放人员，后来多次被批斗，在人们的眼中，他是属于阶级敌人一类坏人的。他在家乡不断地被批斗，在那时人们的价值观中，他算得上是贱民一类的，人人都可以看不起他。而且，他的家中经济困难，一贫如洗，一家人只能算是活着，不能算生活着。能吃饱肚子已经是很好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奔头。小Ａ早到了成家的年龄，但他却迟迟没有结婚，不是他不想有个家，实在因为那家的女孩子不想找一个能稳稳当当生活的男人，虽然他是大学生，见多识广，但是，知识这东西在那年代顶个屁用？最吃香的人是三代贫农，是斗大的字不识的大老粗，这样的人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方圆几十里地区内的女孩子，谁不知道有个南京航空学院里赶回来的右派、现行反革命，谁不知道他坐过牢，戴着帽？世界上有哪个女子肯往火坑里跳，肯嫁给他这样的“反革命分子”？
不过，世界上的事无缘是命，有缘是运。后来，有人介绍起一个富农家的女儿。说起来，不说是门当户对，也算是比较般配。论社会等级，富农子女算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起现行反革命来，要略高一筹。按照当时的理论，“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重在政治表现。”话是这样说，实际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子女，几乎没有一个不跟着父母倒霉的。考大学没有他们的份，招工没有他们的份，陪斗陪批常常有他（她）们的份。因此，四类分子子女的婚事也常常成为老大难。而这种政策，倒在无意识之中为小Ａ准备了一个老实本分的老婆。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老实本分的家庭，像别的四类分子的家庭一样，每次运动来，都逃不了倒霉的事。那个女儿也因为出身的原因，耽搁了婚事。两个都是天涯伦落人，境况也相同，能明白对方究竟是怎样的人，能理解对方所受的委屈。世界上一身富贵气的牡丹花要开花，在春寒中开出小黄花的苦菜花也要开花。两个被社会压在最底层的人，终于结合成了夫妻。
妻子的文化很低，但类似的经历，倒很相知。只是因为出身富农，读书时就常常受欺侮，变得胆子小，走路也低着头，因为丈夫是反革命，结了婚，更是经常提心吊胆。
１９７６年的一天，小Ａ与村里的人一起送着公粮，半路上，听到广播里在哇拉哇拉地批判着孔老夫子。孔子真倒霉，活着的时候，到处奔走，又没有人给他发工资，有时没有东西吃，饿得肚子咕咕直叫。他死了２０００年，居然也不得安宁，一些阶级觉悟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没有放过他。幸亏他早死了，如果他活着，怕也要被关进牛棚，甚至会关进监牢，至少得吃大字报，在批斗会上，也少不了得低头弯腰。挨不挨打，也很难说。罪名么，可以找，这是很容易找到的。比如说，为奴隶主服务啊，想复辟倒退啊，开历史倒车啊，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啊等等，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他写的<<论语>>里，要找什么罪证，就能找到什么罪证。
小A听着听着，心里不禁为孔子抱不平了。禁不住又忘记了自己吃过的种种苦，又发起议论来了，他说，孔子死了２０００多年了，也要受批判，也许他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话也不算错，孔子是不会想到文化革命会算他的帐，更不会想到曲阜他的老家会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孔林、孔庙、孔碑，有的砸了，有的掘了，有的烧了。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列的，确实是这样，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没有一个朝代是这样大抄家，大批斗的，放眼看世界，那一个国家的国家主席那样被批判，哪一个国家主席赤露著身体孤零零地去
死？
牢骚虽然痛快了几分钟，没有想到，当天夜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砸到了小Ａ的身上。这一天回家后，因为劳动了一天，他非常劳累，吃了晚饭就早早地睡了。他的妻子正在做月子，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生下还只有２０天，她生育后身体虚弱，也躺在床上。正在小Ａ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他刚要起来，只见乡里派来的一群积极分子已经闯进了他住的牛棚，他们走到床边，二话不说，就用力把他按倒在床，卡嚓一声，就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小Ａ坐了许多年的牢，批斗了不知有多少次，也可以说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他倒没有太紧张，也不心慌。但是，他的妻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场面，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惊吓，面对一群似狼如虎的阶级斗争战士，呆呆地坐着，话也不说，哭也不哭；有时候，又会无缘无故地则大哭大闹。从此，她得了精神分裂症。小Ａ既没有钱，又没有精力帮助她看病，她的病也就缠绵，时好时坏，渐进地加重着。
妻子得了精神分裂症后，再也不像过去的样子了，再像以前那样当母亲了。孩子刚出生时，她小心地抱着孩子喂奶，孩子哭了，就轻轻地拍打他，按时给孩子换尿布。得了精神病后，她自己饱一顿，饿一顿，对孩子也莫不关心，仿佛不是她的孩子。有时痛哭流涕，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地大笑不止。她肯定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不知道她所在的幼想世界是否也充满着阶级斗争，是否也搞反右运动，是否也搞文化大革命，是否也动不动就要批判斗争？但愿那里是个比较平静的世界，但愿那里没有一个喜欢搞运动的毛泽东。不然，他的妻子脆弱的灵魂肯定难以得到安宁。
被命运折腾了半世的小Ａ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贤慧的妻子，这是他的造化，但不久，他又失去了妻子。妻子的肉体还在，但精神错乱。与此同时，一个才３岁、一个出生才２０天的孩子也都成了没有母爱的孤儿。孩子失去了妈妈，丈夫失去了妻子，究其原因，只是因为小Ａ为２０００年前的孔老二说了一句同情的话。
* 艰难的平反之路
妻子病倒以后，小Ａ既要维持一家的生计，又要为妻子操心，还要养育两个幼儿。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幸亏，他的岳母帮了大忙，老岳母看着女儿的骨血熬熬待哺，看着大学生女婿被生活折磨得焦头烂额，毅然帮助他挑起了养育２个孩子的重担。
1976年,中国这般巨轮终于有了转向的可能。中国发生着静悄悄的大变化。这一年９月９日，毛泽东死了,１０月初，四人帮一伙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内的健康力量粉碎了。但是，左的思潮还是根深蒂固，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还是在原来的航道上前进着。
此时，一个力挽狂槛的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此人１５岁参加革命。他在四人邦时代曾提出“高举骨头”的口号，他在四人帮下台后正年富力强，他在中央党校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在担任组织部长期间，大胆地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地平反各种冤假错案。他就是胡耀邦，他为中华民族做了永载史册的大好事，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１９７８年，小Ａ的同窗好友李某某探得了他的下落，千里迢迢前为探望。他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他对小Ａ说，你的案子是冤案，胡耀邦正在平反冤假错案，顶着不办的，将要调离工作岗位。你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
小Ａ的心动了。２０多年了，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啊，自己白白地坐了１２年牢，浑身伤痛，老父活活地折磨而死，好端端的妻子被折磨成了精神病。再那样活下去，他感到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但是，一次惨痛的经验告诉他，那些喜欢整人的人们对于翻案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反对的，翻案失败，就会罪上加罪。
他借了５００元钱，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了一个可以信任的亲戚。哽咽着说，“两个孩子拜托你抚养成人。如果我这次翻不了案，要么再被重刑，要么自杀，不成功则成仁。万一惨遭不幸，你为我养育这两个孩子，我九泉之下也会牢记你的大恩。”
他又向两个告别。孩子还小，他们不会理解他所受过的苦，也不会理解这次翻案在他精神上的重负。他对孩子怀着深深的歉疚之意，感到这两个孩子投胎到他家里，真是太苦了，感到非常对不起他们。他轻轻地拥抱他们，想再给他们一次父爱。说不定，他们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父亲了。
他又向妻子告别。妻子患上了精神病后，他无法与她进行心的交流。妻子是为他而病的，他想起夫妻患难一场，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妻子。他祝愿妻子早日精神健康，他一定要报答她的一番恩情。他对妻子轻声说着他要走了，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去很久很久。妻子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有听懂。
他狠了狠心，终于离开了亲戚、离开了妻子，离开了孩子。他二上北京，一次又一次地去上海，一次又一次去那个县。找公安局，找县政府，找市政府，凡是有一点希望的地方，他都去了。
翻案的路也真是艰难。整他的时候，（整别人也是这样）人们一个个作出义愤填膺的样子，许多人都争着上台发言。但是，要平反了，却没有一个人肯承担调查取证的责任，这个机关说不清楚，那个机关说不是他们管，有的机关说还要等上级的指示，还有的说，找不到原始材料了，此案查不了了。总之，到处是推萎，到处是拖拉，他跑了三年，还是没有一点眉目。
他铁了心了。他晚上住在汽车站，船码头，有时睡在桥洞，有时就睡在露天。他像一个乞丐，像一个流浪者。有时候，一天就吃那么一顿，方便面，淡馒头，能充饥就行。好在他在艰苦时期吃过青蛙吃过蚯蚓，吃过泥鳅，吃过大苦，这点苦倒算不了什么。他铁了心了，三年翻不成，他准备再翻三年。总要讨个说法。没有个说法，大不了自己赔上一条命。
到处碰壁之后，他又一次来到了北京。一次在中央办公厅，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正要乘车，他也顾不得许多了，连忙拦车告状，哭着诉说了自己２０多年的冤屈。这位首长车也不乘了，下了车听他诉说，接受了他的诉状。随后在一张信笺上写了意见，盖上了公章，要他带给上海市公安局。从这时开始，他的案子才立案复查。我等呀等，到了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我终于收到平反通知书。４月９日，他到那个县教育局报到，他为自己重新走上教育岗位而高兴。屈指算来，从他从教至今，已经经历了２２个年头。当他再一次看到他熟悉的教室、看到当年的同事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历史对他的折磨还没有结束。第二，即１９８２年４月９日，他接到一纸电报，他的妻子长期患病后于当日死亡。他赶回亲戚家中，送别了妻子，他对着妻子的坟头号啕大哭。正想与妻子一起分享平反的快乐，正想为妻子治疗精神病，正想与妻子一起相濡以沫，妻子却急急地走了，她与他结婚十多年，连一天安宁的日子也没有过上啊！他在妻子的坟头立了一块石碑，把妻子当作现代的王宝钏，寄托着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小Ａ的历史太沉重，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小Ａ平反了，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晚年，但是，身上的创痛却无法消除，心灵的创痛也无法消除。他说，历史的阴影一直在他的大脑中旋转着，浮现着，苦难的生活常常在梦中出现。他希望，我们的子孙应该了解这段惨痛的历史。这件非人化的故事，再也不要在中国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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