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8日讯】亚洲时报记者曾慧燕3月8日报导/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李祖泽8日称，已提案要求治港人士参加基本法学习班，并成立“基本法宣讲团”宣传基本法，并称已获约50名政协成员联署支持。有学者指出，一些人仍然迷信于文革时代的“宣讲团”，不免让人更联想到香港的左派思维是否仍然停留在文革时代；更有评论认为，香港如走回中国文革的旧路，将冲击该地的繁荣稳定。
日前香港民主派成员李柱铭赴美参加有关香港民主状况的听证会，李祖泽曾直斥其这是“卖国”行为，又表示准备向大会提案，要求中央设立机制，调查治港班子包括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及立法会议员中，有没有人违反效忠国家及特区、效忠《基本法》的誓言。
“宣讲团”是源自文革时代的产物。当时的所谓“宣讲团”，其实志不在“宣”，也不在“讲”，而是要逼宣讲团“宣讲”的对象作政治表态。在文革年代，各种“宣讲团”理念时有不同，往往因而引发冲突。不同的“宣讲团”初则 “文攻”，后来却常演变成流血的“武斗”。 1968年7月27日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7· 27事件”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事件。
1967年4月，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总部”﹝四派﹞。两派各派出宣讲团，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等等话题展开激烈争论。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两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文攻”，终于由团派于1968年4月23日发动大武斗，以图压倒和消灭四派。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市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初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奉命开进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一说600人﹞的清华大学制止武斗。7月27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最终造成13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三十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一千万元，全校1万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
宣讲团的目的，变相是要返“宣讲”的对象作政治表态，被迫表态不支持的人，往往会被视为“敌对”分子，而被这些“宣讲团”排挤在外。如今李祖声称要提案设立“基本法宣讲团”，宣传基本法，其实也可作同理解读。香港一些“左派”分子，念念不忘的仍是要把他们认为“不按基本法办事”的民主派人士排挤开去。宣讲团由此至终，只是某些人排除异己的手段。
有评论指，2001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将大紫荆勋章﹝香港颁予长期服务社会杰出人士的最高荣誉﹞颁予1967年香港暴动中“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的主任委员杨光，其实已是文革思维在香港阴魂不散的一例。杨光是公开领导1967年暴动的头头，当年的暴动在香港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更有人无辜死在暴力之下。
当时的 “斗委会” 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由于港英警方不断搜查工会、学校、团体，枪击、殴打和拘捕左派人士，左派反击发展至到处放置真假炸弹，导致无辜市民遭炸死，招致市民不满。
因此，在三十多年后的2001年，杨光获颁香港大紫荆勋章，惹来极多香港市民对“杨光策动暴动是否算是‘长期服务社会’的争议。当时已有评论认为，此事已反映出董建华的心态和香港的政治走势。更有人认为，“67暴动”是文革的副产品，表扬策动暴动的人，变相等于对文革的肯定。
2003年，内地也曾有“宣达团”宣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但当时已有内地居民质疑文革时代的“宣讲”手段是否已不合时宜。内地很多居民认为，新中国立国初时，国民思想基础比较单纯，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比现在好；但现今人思想空前活跃，不再轻信这些“宣讲”手段，说明“社会正在向民主的方向上推进”。连内地人也体认到文革的做法大多已不合时宜，香港某些左派人士却仍迷信可借助“文革”手段达到目的、排除异己，这能不能算是倒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