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1日讯】今年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15周年纪念日。15年了，不但比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帮倒台整整多了五年，而且几乎是两个“八年抗战”的时间。“六四”15周年，离平反还有多远？中华民族的历史伤口何时才能愈合？六四难属何时才能为死去的亲人公开哭泣？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总是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六四总有一天会还历史本来面目，六四死难者终将会平反昭雪。这虽然是共识。但从目前情势来看，平反六四似乎还不是指日可待。
六四何时才能平反？舆论看法两极。乐观的估计是，要不了多久，在江泽民彻底下台后，第四代领导人会很快解决六四问题，“胡温新政”将会开创中国大陆新的政治格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群体，虽然主要人马已经出局，然而“江核心”还掌握军事大权，枪杆子必然影响第四代领导的决策。江泽民之所以要维持六四“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因为他是靠了追随邓小平、镇压上海学运和封杀《世界经济导报》起家的。如果胡锦涛在他第一个任期的五年内，真正树立自己的领袖形象，得以巩固以他为中心的党中央，在政治上站住脚，那么有可能在他的第二任期内为六四平反。
一种悲观的看法是，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依然继承了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包袱，他们并不急于平反六四，因为恐怕平反六四会分裂党内共识。虽然当初他们无权给六四定性，但至少是跟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而当前的中国大陆，仍看不到有推行民主改革、为六四平反的迹象。民间虽然有许多不满的声音和公开的抗议活动，但也看不到大规模的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即将爆发的迹象。当年邓小平扬言“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如今这个“杀人的政权”至少已坐稳15年的江山。夫复何言？
另有一种舆论认为，指望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将来历史对六四必有公正结论，但这结论不可能由共产党来做。许多人敦促中共平反六四，这只是人民的一种善良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共每一个历史错误的纠正，都不是中共心甘情愿纠正的，而是人民群众自发起来迫使他们纠正的。例如文革十年浩劫，如果没有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恐怕四人帮不会倒台那么快。
＊“正名”乎“平反”乎
在围绕六四究竟是“重评”、“正名”还是“平反”的问题上，也出现各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平反”是典型的共产党语言。率先提出“正名”之说的，是北京解放军三０一医院军医、“抗煞英雄”蒋彦永，今年3月初，他上书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政协，要求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对此，中国黑龙江教师范志远在互联网上表示，“正名”这两个字要远比“平反”好，因“平反”带有浓厚的权威色彩，“刽子手没有资格给被他们屠杀的人民‘平反’。”他认为，六四不仅要正名，而且中共要公开认罪，接受历史的审判。
不过，现居纽约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徐水良，在他主编的《网路文摘》上指出，有些异议人士认为“平反”是中共辞汇，“独立媒体”使用不妥。经考证，“平反”是中国人使用两千多年的一个辞汇，它的意思是恢复本来面目。汉朝、宋朝(如岳飞平反)等朝代都曾经使用过这个词。它与中共辞汇完全无关。“相反，把它说成中共辞汇，倒是中共，或受中共影响的人，望文生义的说法。以为平反就是平‘反革命’，所以坚决反对使用这个词。”
徐水良认为，一般情况下，作为异议人士，以使用含义明确的“平反”词语为好。过去的“重评”、现在的“正名”当然都不错，但平反却更确切，就是肯定事情被歪曲，因此要恢复本来面目。“重评”却不一定有这样意思。
长期以来，“六四”事件被北京当局定性为对“反革命暴乱”的合法镇压。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上台后，对六四态度有了显着变化，从“反革命暴乱”到淡化为“政治风波”的定性。到了第四代新领导人上台后，人们普遍认为“胡温新政”没有六四血债，寄望他们在六四问题上有所作为。
今年3月蒋彦永“上书”，掀起为六四“正名”的浪潮，全世界再度聚焦北京当局的反应。4月北京召开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在两会例行的总理记者会上，外国记者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蒋彦永要求为六四正名的看法。温家宝回答说：“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如果再给我们二十年、五十年的稳定，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强大。”最后他的结论是：“团结和稳定比什么都重要。”
＊六四平反的时间表
温家宝的谈话，透露了北京新一代领导人的想法，一是坚持当年六四镇压是为了维护稳定；二是中国仍然需要20年至50年的稳定。也就是说，当局给六四平反开出的时间表是20至50年。
可是，六四已过去15年，当年死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的六四冤魂，坟头上的小树苗已长成大树。人生能有多少个15年？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青年学子，早已“白了少年头”；六四死难者遗属，已有12人抱恨而终，尚在人世的，大多垂垂老矣，年纪最大的一位被杀了儿子的母亲，已高龄87；而当年被指为六四屠杀主要罪责者的“三个元凶”，已有邓小平、杨尚昆先后“去见马克思”，唯一活着的李鹏，被千夫所指。中国人民还会等吗？
平反六四中国会乱吗？这个问题蒋彦永在“上书”中已说得很清楚。他举文革为例，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复出后，“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中国一定不会乱。”
蒋彦永相信，正确重评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作为六四难属的代表人物，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指出，温家宝“这些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死人不要紧，人命不值钱。为了‘稳住大局’，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在所不惜。请问：这与15年前邓小平所说的‘死20万人，换20年稳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难道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政治稳定，不杀人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奇迹；不杀人就没有今天和明天的强国地位！？”
＊杀人子不准母亲哭泣
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原来对“胡温新政”平反六四寄予极大希望。但今年3月底，她与另外两位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黄金平被拘留事件，使她们重新陷入失望深渊。事情起因可能与她们筹备悼念15周年活动有关，当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年度会议，丁子霖等六名六四难属向大会递交了“六四屠杀”的证词，呼吁大家“说出真相，寻求正义，呼吁良知，拒绝遗忘。”随后北京当局先后拘禁丁子霖等三人，这是江泽民主政时代也从没有过的事，令人惊问：“胡温新政怎么了？”全世界舆论对此口诛笔伐，许多在大陆的独立知识份子和异议人士，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大概众怒难犯，在有迹象显示北京要下重手对天安门母亲成员黄金平刑事拘留的节骨眼上，三人终于获释，但胡温形象已大打折扣。道理很简单，自己的亲人被“人民子弟兵”开枪打死了，15年来政府没有一个“说法”，死者家属当然有申诉的权利。正如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指出，儿子无辜被杀，母亲放声大哭，是人之常情。可是，如今的中共领导人杀人儿子，却不准母亲哭泣，这是什么世道！
拘捕丁子霖等人，开了北京当局一个恶劣的人权纪录先例，显示新一代领导人依旧害怕六四真相公诸于世。舆论认为，北京当局想要摆脱长久笼罩的六四阴影，坚持继续镇压只会适得其反，六四的伤口已禁不起再三撕裂，只会激化当权者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为未来局势投下更多变数。
从丁子霖、张先玲等六四难属“证词”来看，她们原来都是不问政治、也不热衷民主运动的普通市民，现在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以人道为诉求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并非政治组织，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单纯的期待平反六四，以告慰无辜死去的亲人。
＊丁子霖名单182人
丁子霖手上掌握的六四死难者名单，目前已有182人。她说，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者，这15年来她们忍辱负重，历尽艰辛，始终保持最大克制。她们摒弃牙眼相报的敌视与仇恨，自1995年以来多次致函全国人大和国家领导人，主张朝野双方本着和平、理性的原则，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希望寻求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但到目前为止，她“还看不到光明”。
她指出，邓小平去世、江泽民下台后，她们本来寄望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中共领导人平反六四，没想到她与另外两位“天安门母亲”反被拘捕，私人信件手稿也被抄走，而江泽民时代都没有对她们采取过这种做法。
虽然形势不乐观，丁子霖表示六四难属没有放弃努力，继续对“胡温新政”寄予希望，期待他们能真正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早日顺应历史潮流和民意。天安门母亲运动着重三个诉求，包括：一、彻查和公布所有六四死难者名单；二、为死难者平反；三、循法律途径追究六四责任者。
丁子霖还有“一个梦”，就是希望三个诉求达成后，能够“亲手埋葬儿子”，就像美国纪念九一一事件那样，天安门母亲希望为自己的孩子建立一个纪念碑，刻上每一个人的名字，以提醒中华民族不要再发生这种历史悲剧。
丁子霖不在意能否等到平反六四这一天的到来，但一定会坚持下去。她相信，“历史终将服从人民的选择”，这正是她们的希望所在。只要一息尚存，她们不仅要为寻求正义、向中国政府讨还公道、争取公正解决“六四”问题而进行不懈的抗争，还要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努力。
＊天安门母亲与阿根廷母亲
流亡瑞典的异议作家茉莉(本名莫莉花)，将“天安门母亲”比作“阿根廷母亲”。1989年，茉莉原任教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系，因抗议北京六四屠杀入狱，后来被迫流亡海外。15年来，她无时不在盼望，有一天能为六四受害者讨回公道。“可是，漫长的15年过去，六四在中国仍是一个禁止提起的话题，这个事实常常令我感到无奈和绝望。”绝望之余，她看到天安门母亲不屈不挠的行动，由此联想到阿根廷母亲。
阿根廷母亲是一群戴着白色头巾，每个星期四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步行请愿的母亲，因此又被称为“五月广场的母亲”。自1974年至1983年阿根廷军人极权统治期间，约有8900个阿根廷人失踪，其中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悲伤的母亲在寻找失踪孩子的过程中，因同病相怜逐渐认识，最后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阿根廷在1983年建立民主制度后，政府成立“全国失踪委员会”，帮助阿根廷母亲寻找失踪的孩子。
茉莉指出，在阿根廷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五月广场的母亲”起了相当大的催化作用。了解阿根廷母亲走过的道路，再看今日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的处境，令人惊讶地发现，“历史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惊人地重复。由于中共当局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权，天安门母亲比阿根廷母亲的处境更艰难，忍耐时间更漫长。但她们以顽强卓绝的努力，给中国人保持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尊严。”
然而，较之阿根廷母亲在军人极权统治的高压气氛下，尚能自由在五月广场集会，北京的天安门母亲不但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甚至连公开哭泣的权利都被剥夺。
丁子霖等人本欲在今年清明节，为她们15年前惨死的亲人举行追思活动，但由于清明节前丁子霖等三人被抓，被迫推迟至5月16日举行。这天，40名六四难属聚集在一起祭奠亲人。15年来，她们被剥夺公开悼念亲人的权利，好不容易才排除万难聚集在一起。想起15年来的艰辛，难属们长久压抑的感情再也无法控制，现场一片哭泣、哀戚，“身临此情此景，连一些壮年汉子，也不禁潸然泪下。”
难属们在《天安门母亲六四15周年祭文》中，倾诉了这15年来的伤痛和苦难：“15年过去了，这世界已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留在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掩盖，当年留在大街上的血迹已被抹去，当年激荡着人们的‘天安门理想’已经消停，而作为那段历史仅有的一点残存，如今也快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删去。…..15年过去了，这世界又似乎依然如故。当年的杀人者至今仍逍遥法外，当年的攫取者至今仍心满意得。…..15年前回荡在天安门广场的呐喊，现今已变成了低微的呻吟。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些为人母者、为人妻者的宿命！”
＊六四枪声影响一代人
这篇“祭文”，在一定程度上吐露了丁子霖等难属悲愤绝望的心情，15年来的折磨和中共的新闻封锁，令她们以为人们已忘悼六四屠杀。过去一些舆论也认为，许多大陆民众已淡忘六四，专心发财。但从今年六四15周年的舆情来看，人们并没有忘记六四，连当年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十多岁的中学生，也对六四刻骨铭心。
例如，现在北京致力环保及爱滋工作的胡佳，以及六四时尚在四川读中学的异议作家余杰，他们是同龄人，1989年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两人当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四川，却不约而同受六四屠杀事件影响。北京的枪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民主的火种深植心田，如今他们都成为民主、人权斗士。
胡佳指出，中国人不可能忘掉“六四”，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热血沸腾，变成一种内在的沉淀，“中国人绝不会再走过去的老路，火把可能暂时熄灭，但火种仍在，只要风一吹会再度燃烧，六四将在人们的记忆中长存。”他估计，十年内六四问题一定会见分晓。
今年4月4日清明节，胡佳本来准备去天安门广场为六四死难者献花致哀悼之意，但还未出门就被警方带走。4月15日是中共已故总书记胡耀邦的忌日，他再度前往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15朵黄玫瑰，但还来不及三鞠躬，就被公安抓走。
余杰也指出，1989年他正在四川念初中三年级，北京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也燃烧到他居住的小镇。6月4日，“我在电波中听到了枪声，听到了惨叫，闻到了屠杀的血腥。”就在那一晚，余杰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少年时代，“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他的生命从此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既是母亲的孩子，也是六四的孩子。我与六四之间联结着一条浸透了鲜血的脐带。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的我。”
最近各大互联网和报刊密集发表纪念六四的文章，许多作者在高度评价六四的同时，都提到六四对个人的影响。尤其对当年亲历这一事件的人来说，六四是他们一生的分界线。署名云飞扬的作者自称“属于天安门一代”，虽然六四时他没有站在学生队伍中，“但六四的枪声彻底改变了我”。
他说，天安门一代生于六○年代和七○年代，并没有经历过文革。八○年代是中国政治气氛相对开放的时代，一度模糊了共产党政权的本质。这使得天安门一代对现实有一些不符合实情的幻想。“结果当共产党政权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云飞扬认为六四是一场学生发起要求惩治腐败、要求民主和政治透明度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我高度评价六四，我自己也是在六四的枪声中觉醒的。”
＊民主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六四不但影响大陆一代人，对千千万万海外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民主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如居住在香港的容国维参加全球纪念“六四征文”，写下《一个香港人的“六四”》，颇能代表许多香港人的心声。
容国维指出，15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共产党几代接班人千方百计淡化“六四”，将暴乱改称事件，又将事件改称风波，但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永远无法淡忘这心头的痛。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中国知识界的脊梁”刘晓波在极困难的环境里，坚持发出千万民众共同的呼声，要求为六四平反，值得全世界的中国人尊敬。
容国维回忆，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亲眼目睹“火光熊熊，血腥满地的电视画面，我们都惊呆了，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我们的心在流血。”15年前和他一起参加香港百万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大游行的小儿子，当年只有11岁，而后在美国读书八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香港，参加了今年元旦十万人的争取民主大游行。“这种自然的薪火相传令我非常欣慰，争取民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胜利的一天，我们下一代一定能够看到。”
多年前自中国大陆移民来美的吴亚山形容，六四是“跨世纪的痛苦”。15年来，每到六四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悲壮情景，仍历历在目。
他忘不了15年前，“每天晚上都在电视机前揪着心含着泪看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那坦克隆隆地驶过，机枪嗒嗒的在响，当青春年华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倒在血泊中，我的心碎了。这是为什么？这些人都还是孩子呀！天理不容啊！难道这就是我的祖国，自称是人民的政府吗？我老泪纵横，整夜整夜不能入睡。这时我才发现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因为它已无法表达和形容我内心的痛苦和煎熬。”
吴亚山“解放前是一个热血的青年”，16岁那年就积极参加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如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运，他担任纠察队长，多次和军警发生冲突，甚至抢下对方武器。“可是国民党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顶多是水笼头冲冲。”然而，“六四中共竟敢动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学生，真乃空前绝后，古今中外罕见。”
由于六四镇压，改变了吴亚山的命运。以前他在大陆投奔革命，参加解放军，最后却因他的家人在台湾和美国，被打成美蒋特务和右派分子，遭到中共残酷斗争，但他仍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动摇对祖国的信心。“可这次我精神崩溃了。第二年，我就入了美国籍。”
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作家苏炜，1989年见证了那场轰轰烈烈最后以悲剧收场的运动。最近他在《抱起那只受伤的天鹅》一文中说，自有生以来，为一个单一事件流过最多泪水的，莫过于六四了。15年来，这个日子成了一个不敢碰触的话题，每忆及当时的场景，每读到有关的文章，总是难忍盈眶热泪。他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许多个人、群体和家庭共同的感受，“这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感受”。
苏炜说，“抗战八年”、“文革十年”本来已成了灾难纪录里旷日持久的代名词，“六四受冤15年”或更长时间，“势必成为新的耻辱的历史标竿。”他质问，数百条屈死的生命及其受冤屈的家庭，一个个受冤老去、死去的“天安门母亲”，究竟还能耽搁多少个15年？一个民族的正义公道、人心命脉，能搁置多少个15年。
＊六四进入历史鞭打现实
他强调，政治看十年八年，历史却是看百年千年，六四已进入历史、成为历史。今日中国由改革开放造成的繁荣局面，正是启动中共自身对十年文革的彻底否定，而令得全社会在整整廿年获得一种巨大的向上提升动能。但八九学生运动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的要求，至今未能获得有效支援，使得全党上下的腐败大案无日无之。他认为，当今中国，需要寻找另一个能够重新提升全社会向上的正义尺规和道德力量。
苏炜写此文的灵感，源于在美国公路上遇到塞车，原来是所有路过的车辆，都为一只在公路上受伤的天鹅停车，而有人更在车流中，下车在路中央抱起那只受伤的天鹅。他不禁有感而发，北京当局只有为六四正名，“抱起路上那只受伤天鹅，车流才可能重新走得畅顺。”
现在广东深圳工作的天安门学运领袖马少方，跟王丹等人当年名列被北京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他在近作《历史在鞭打现实》一文中表示，15年来，每年的6月4日，他都会绝食一天。跟当年的广场绝食抗争相比，“这已不是死谏了，这是我个人的纪念方式，为我背负着的沉重的血债，为我懦弱的苟且偷生，也为了那至今还静静躺着的碑和那倒下去的旗帜。”
马少方指出，15年是一个巨大的断裂，“面对专制式的言论钳制和网路封锁，面对专制下的践踏人权，贪污腐败，除了全社会的漠视人权和腐败堕落外，还有甚么呢？尽管也有丁子霖、刘晓波、王有才、胡春林等人的不懈抗争，但总体上中国人却是彻底的下跪了，精神上的下跪，无疑是彻底的下跪，并且不仅是跪在了强权的淫威下，还跪在了金钱的巨大诱惑面前。”
他痛心的质问：“当年那么多的人，用青春的热泪，用年轻的热情，高喊着：不许下跪，不许下跪！但是，热泪已流尽了吗？热情已枯竭了吗？”当年八九一代“不信春风唤不回”，“然而绝食的死谏，唤醒了什么，又换来了什么呢？”
＊这辈子最惨烈的一幕
马少方永远也忘不了，六四当天他在北京德胜门，“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甚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甚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马少方并为柴玲辩护。他说当年“很被柴玲的激情感动，我听过她好多次演讲，也和她一起演讲过。她总是饱含热情，至真至诚。我至今也不能相信，她那瘦小的身影，却要背负那么沉重的压力。然而她用她的激情和真情，鼓舞了许多同学。虽说，运动从绝食开始，越来越不理性，越来越没有方向，直至最后血腥屠杀，年轻的生命无辜地倒在专制的枪口下，但让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压在柴玲和广场指挥部以及北高联，甚至全体参加运动的大学生身上，都绝对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一场误读。”
因六四事件流亡美国纽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严家祺指出，六四引发中国巨变。六四不是反革命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事件，那些直到现在仍指责天安门学生“激进”或“骂柴玲”的人，是本末倒置，混淆视线。他强调，不管柴玲等学生领袖在天安门广场表现如何，都不能与当局动用坦克机枪滥杀无辜混为一谈。
他沈痛地说：“这15年来，我们家的苦难都扛在高臬身上。”严家祺的太太高臬原为医生，六四后随夫流亡，这些年来一肩挑起生活重担，备尝艰辛。严家祺说，六四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回家的问题。而是“见证屠杀，寻求正义”。中国要步向民主，为六四正名是第一步。
另一位六四流人士、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前所长陈一咨指出，八九民运的是非功过民众早有公论，六四悲剧则是中共与国人的耻辱，中共新领导人无人对六四负有直接责任，却还端着这个“屎盆子”，使自己不能直起腰杆面对国人和世界。
他指出，前任总书记赵紫阳只因不同意镇压学运，即被非法关押近15年，这与当年毛泽东整刘少奇没有什么区别。第四代领导人若为六四昭雪与恢复赵紫阳名誉，将化解民众积怨，缓和社会矛盾，取得道义合法性，获得国际国内广泛支援，青史留名。
＊每人一砖能建大厦
今年3月蒋彦永上书，无形中掀起另一波纪念六四的热潮。全球纪念六四筹委会设立网站，发起“声援蒋彦永，为六四正名”的签名运动。据筹委会联络人之一唐柏桥表示，首天就有近千人上网签名，“其反应之强烈，创下中国民间签名活动的历史纪录。”截至五月中旬，已有超过七千人在网上签名。有人留言：“签名的七千人每人拿一块砖头，就能建起一栋大厦。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为六四正名做点什么。”
八九民运时任湖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唐柏桥指出，这说明，“中国人已经从中共高压统治的恐惧中走了出来，决心公开站出来，为社会讨公道，为自己争权利。”从目前筹办纪念活动的反应来看，今年各地六四纪念活动的声势，将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充分说明人们不仅没有淡忘六四，反而对六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
他指出，继蒋彦永上书后，最近大陆又出现几波连署上书活动，要求为六四正名，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任不寐、华中理工大学工程师华欣远、北京大学作家余世存、厦门大学图书策划人赵晖及中国政法大学律师浦志强等大陆知识份子，发起《八九一代关于“六四”问题的声明》公开签名，呼吁中国新领导人全力为六四悲剧公开平反，并敦促当局公开悔过和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包括大陆知识份子王怡、刘晓波、包遵信、余杰、胡佳等人，也发起另一波“关于六四15周年的公开呼吁”连署签名活动，要求全国人大成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开当年相关资料，挖掘真相，并在此基础上为六四正名，为死难者致哀，以及通过司法程式公平的追究直接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唐柏桥指出，为六四翻案最大的障碍是李鹏和江泽民，当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和各界人士敢于站出来为六四说话的时候，六四正名的一天就为时不远了。
(原载05/30/04世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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