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6日讯】几年前，大陆学者刘军宁写了一篇《勿忘我》，发表在当时还行的《读书》杂志上。后来《读书》上印出来的都是崔之元们那些高深莫测的玩意儿，一想既然军宁的水平都不行了，咱也就再不敢《读书》了——宁愿将来买两本丁聪、陈四益先生的“诗配画”合订本，总好过掖着本《读书》，既附庸不了风雅，又啃不动嚼不烂地跟自己过不去，还得破费五块钱。
幸福地艰难维权
但《勿忘我》点亮的一灯如豆，却成了今天公民维权运动的普及读本，至少我是这样看的。道理很简单，太瞧得起别人就必然会被别人瞧不起，你要是把一切都献给党了，党还拿你当回事儿才怪——因为这时你一文不名，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都献出去了，一点儿没剩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靠不住神仙皇帝，要维护人类的幸福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于是乎只能幸福地艰难维权。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权利要求，正当的要求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我们应该相信只有每个人自己才最知道他想要什么，不要试图替代他人决定什么，也别轻易让别人帮着你决定什么。比如每个人都想就业，都想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不同的群体还会有各自的利益追求。当权利受到损害时，他们都有权利不高兴，并试图获得包括司法程序的救济，要求侵权者付出代价。
十五年前大家都还差不多，那时的知识分子还很潦倒，不如一个烤羊肉串儿的横，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堂堂的教授连个出租车都不敢坐，斯文全都用来扫地了。但现在社会已经很不同了，当有人还在为生计奔波的时候，已经有人不愁吃穿想要说话了；当说话的欲望满足后，又有人想结社了。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还有人吃不饱饭就限制其他人说话的权利，不能因为有人还习惯专制就压制另一部分人想要民主的权利。应该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只要他想要。
扼杀民间社会的后果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了，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社团，村委会卖了祖宗留下的土地，砸了全村人的饭碗也没法阻止，他们的苦难甚至没有人愿意来听一听；因为工人没有自己的社团，厂长经理们以权谋私没人管得了，工人下岗之后也没办法养家糊口；知识分子话说多了点儿就可能会有麻烦，但其他人也只好作壁上观，眼瞅着他们被枪打出头鸟。
其实，社会运行从来就是摁下葫芦浮起瓢，正当的要求没能满足，合法的渠道拥塞不通，黑社会就会应运而生——因为黑社会也在保护着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这些利益未必全都是合法的。这是电影《教父》给我的启示。我想这十几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对政府也不好，因为政府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把民间社会扼杀掉的直接后果，就是全社会所有的麻烦都得靠政府来解决。但是，政府有本事摆得平吗？我敢说，如果政府想把所有的事儿全都摆平了，接下来政府就会被所有的事儿给摆平——农民活不下去了要上访，工人没饭吃了要静坐，读书人难受了会请愿。而所有这些人的一肚子苦水和一肚子口水，都得啐向各级政府，政府首脑一下子就会从最横的人变成弱势群体。
一条改良社会的出路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弱势群体的一员，关键看你是否离开了自己熟知的领域。就像驱蚊的符咒只有挂在蚊帐里才管用一样，呼风唤雨的法术只有在有风有雨的天气里才能显灵，权威也只有在有人买单时才好使。比如患者进医院是弱势的，虽然患者里头很有些有本事的人；医生去买房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谈判地位，因为地产商的身上没长着瘤子，他用不着你的手术刀，想与虎谋自己的皮压根儿没门儿。所有人面对机关都是弱势的，办个执照遛你几趟还未必给你办成，虽然可能他有义务给你痛痛快快办。政府官员抬起屁股立即就弱势——朱总理足够聪明了吧，但去安徽视察粮改，还不照样让人糊弄得跟傻瓜一样！因为没有规则，谁都不会在这个社会里感到快乐和幸福，美好人间就这样变成了一座活地狱。
于是，我发现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运动的兴起，将有可能是一条改良社会的出路。要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权利落到实处，在被人欺负的时候除了喊痛之外再干点别的，除了死理不向别的什么低头，可能这个社会慢慢就都好了。
转自2004年5月争鸣杂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