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前一阵有事外出没能上网，昨天回家打开电脑才发现网络上“某某”拿了“某某机构”钱的话题又热闹了起来。源头是中共国安局有意透露了几份所谓台湾国安部门的“机密文件”。密件分析了海外几个知名民运人士情况，并谈到要如何加以利用和给与资助。“密件”的真伪本人会在后面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敲，这里先姑且不论。然而中共在“六四”之前，有意透露这些所谓的“密件”，其用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蒋彦永大夫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呼声犹如石破天惊，以丁子霖老师为首的“六四”受难者团体“天安门母亲”的影响日益扩大，世界各地为纪念“六四”15周年而展开各种纪念活动，这一切都让中共当权者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慌。中共此时抛出“密件”就是再一次将污水泼向始终坚持“六四”理念的民运人士，以达到分化瓦解、扰乱视听，减缓自身所受压力的目的。其实对待这种明显的栽赃和诬陷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随着时间的检验自会“清者自清”。但由于这次中共泼出的是“台独”之水，加上“网特”们的一片鼓噪和海外侨界普遍存在的大一统情节，中共的卑鄙伎俩确实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共利用给民运人士扣上“卖国”和“台独”帽子的宣传手段之所以能频频得手，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利用在舆论上的绝对垄断地位，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方式，使大多数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拿台湾钱就是反革命，民进党上台后拿台湾钱就等同于支持“台独”，就是卖国。二是民运确实一直在得到台湾方面的资助。台湾的资助始自王丙章创建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并持续至今，这并非什么秘密。可能是由于资助方和受助方都认为不说明更为有利，因而拿了钱的组织或个人都对此遮遮掩掩，明明是光明正大之事，却给人以见不得人的感觉。如何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本人以为要针锋相对也从以上两点入手。首先要彻底揭露中共假爱国真卖国的本质。让人们认识到靠卖国起家并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的中共根本没有资格在爱国的问题上指责任何人。众所周知，中共是在第三国际的包办下成立的，早期的经费全部来自苏俄。开展武装斗争后，是靠打家劫舍、私印伪钞过日子的。抗日战争时期一边从国民政府支领粮饷，一边与日伪暗通款曲大做走私生意并种植和贩卖鸦片赚取暴利大发国难财。发动武装叛乱夺取政权后，更是党政不分将党库建立在国库之上。把国家公器视为一党之私，用国家的税收供养“党军”以暴力维护一党专政，用人民的血汗钱办党报、党刊垄断舆论欺瞒人民，大大小小不事生产以整人为专职的党棍们也都直接从国库支领薪水。因此说共产党是个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集团一点都不会过分。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武装叛乱，使得中国在上个世纪丧失了两次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外蒙古的丧失，中共要负大部分的责任。使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合法化的也正是“爱国”不离口的中共。对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默认和在南沙领土争端上的软弱更使得中共的卖国嘴脸暴露无遗。中共垄断了一切国家资源不但没有维护住领土主权，还使得大多数国民的生存权在长达三十年的和平时期内，处于岌岌可危得状态，更使得数千万人彻底丧失了生存权。这样一个窃国、祸国、卖国的党居然还以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口口声声指责别人卖国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中共建国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始自79年的西单民主墙，其代表人物是喊出了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的魏京生。当时活跃在民主墙前的几份主要民刊如《探索》、《四五论坛》、《今天》等的创办经费，都是办刊人从各自微薄的收入中奉献出的。在手刻油印的简陋条件下，每期街头零售所得收入就已能保证下一期的出版（仅限于纸张油墨，干活是义务，更无稿费。）。如果中共能将宪法中出版自由的权利真正赋予人民，以当时这些民刊所受欢迎的程度，正式出版发行后，很快就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刊物。刊物的收入将足以支持民运的发展。民运也就用不着拿任何他人的资助而自力更生地健康发展下去。当邓小平利用了由民主墙所代表的民意，在三中全会上大权在握后，马上感到民主呼声对中共专制的威胁，立刻出尔反尔，毫不犹豫地镇压了民主墙运动。此后中共在对民运进行封杀时，很有效的一招就是切断民运的一切经济来源。例如魏京生的弟弟曾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先后在大连和北海两市创建了两座效益非常之高的日用化工厂。当中共察觉到工厂收入的一部分通过魏京生转给了六四难属后，立即采用流氓手段查封了工厂。王丙章在海外竖起的民运旗帜是79民运的继续。六四镇压后，海外民运从美国扩展到了全球。而在海外要将民运坚持下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无法想像的。因此争取各方面的资助，自然是民运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且对民运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是性命攸关。两蒋时期的国民党以光复大陆为己任，对反共事业的支持自然是责无旁贷。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深入，目前朝野双方都认识到促进大陆的民主化不单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也是对台湾安全最根本的保证。因而从始至今，台湾一直是海外民运的重要资助来源。中共破坏民运最狠辣的两招一是败坏形象，二是斩断财源。这次有意露出“密件”可谓两招并用。如果民运方面还像往常那样躲躲闪闪总想撇情的话，其结果只能是越撇愈混。其实民运和台湾的各党各派，面对邪恶的中共都站在正义的一方，资助民运本是堂堂正正之事，民运受之也应大大方方。在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中，从事和支持民运的人们都应是坦荡的君子，而中共当权者和其爪牙才是戚戚小人。民运接受台湾的资助本是取之有道、用之有义。根本不必理会小人们的谄言恶语。我绝对相信魏京生、王军涛、王丹和杨健利等先生不会为获得资助而违背自己的良心，但我以为即便为台湾情报部门提供些帮助也是无可指嫡的。盟友之间交换些情报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这些行为所支持的既然是一项正义的事业，那么这些行为也就具有了正义性。中共可从来都是把他们的地下工作者作为英雄来歌颂的。中共的天下可以说有一半是靠秘密工作者打下的。建国前后，中共情报部门可谓英才辈出。但随着中共蜕变为一个垄断权利的利益集团，它的理想主义色彩早已丧失贻尽，干部的选拔又是逆向淘汰，致使现今中共国安部门的水准早已变得大不如前。从这次伪造的台湾国安局和军情局的“密件”的拙劣水准即可证明此点。
《中国时报》所透露的密件内容中有所谓支助海外民运的政策目标，其内容如下：
一、运用民主与人权之招牌，对中国民主化与人权议题形塑国际压力。
二、运用台湾民主运动及民进党发展之经验，筹组并扶植中国海外反对党。
三、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亲友之关系，拓展我情搜网路，发展组织，并进行情报搜集（早期透过华侨或是大陆撤退来台人员关系进行布建情搜网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临老成凋零之困境。
前两条内容与民运公开宣示的策略和目标完全吻合，即便是公开的合作声明，只要去掉“招牌”二字即可照用不误。然而“招牌”的说法则明显带有中共话语的特点。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打着某某“招牌”的意思等同于挂羊头卖狗肉。像中共就总是打着维护稳定的“招牌”拒绝政治改革，延续一党专制。中共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一贯宣传陈水匾搞民主是假，搞台独才是真，编造“密件”的目的就是要败坏民运和台湾执政当局的声誉，如果只说用民主人权对中共施压则反倒张显出民运的正义性，只有把它说成是“招牌”才能与平日的宣传对上口径。而台湾的民进党人总不至于自认为他们搞的民主人权是假的，是作秀吧？台湾民主人权的进步是被举世公认，和平转型的方式已成为全球民主化的楷模。实实在在做了的事情又何必只当作“招牌”来用呢？当然笔者并不清楚台湾人对“招牌”的理解是否与大陆人完全相同。如果在台湾人的理解中，“招牌”二字的意思和海外中餐馆的“招牌菜”中的招牌二字同义，以上的分析就全部无效。反之，如果理解相同，则仅凭“招牌”二字就可断定“密件”为中共国安伪造。此“密件”对民运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利用民运收集情报的第三条。而恰恰正是这第三条，使中共的狐狸尾巴彻底露了出来。这第三条编造的痕迹非常明显。人所共知，民运人士在海外都是公开活动，所有民运活动必然会受到中共国安部门明里暗里的监控。有大量共特渗透到民运队伍当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民运人士的亲友在国内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在这样一群早已受到中共国安部门高度重视的人中建立和发展“情搜网路”，难道不是有违情报工作的基本常识吗？第三条后面括号里的那段话更是画蛇添足。台湾情治部门里不会都是白痴，要等到原有的情搜网路都已陷入“老成凋零”的境地后，才想到要在民运中发展新的网路。前几年遭中共处决的那两位军中情报高官，和最近破获的空军学院台谍案不都说明台湾情治部门早已发展出了新的情搜网路，触角已然伸进了中共核心部门，对中共涉台的核心机密都能及时掌握，又何来“老成凋零”之虑？“密件”提到运作时应注意的原则有以下内容：
其中值得注意如下：“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和美方对中国大陆民主工作范围应有所区隔。
其中“养虎为患”和“民运派系分分合合”的说法又是两处明显的败笔。民运中必定混有为数可观得共谍，这一般人都了解的情况台湾的专职情报部门又怎会不知？在担心养虎为患时，首先应想到的该是共谍的乘机混入才符合常理。而台湾情报部门比谁都清楚民运的派系有违常规的频繁分合是共谍运作的结果，可对此却未置一词不是很令人奇怪吗？密件的编造者只想到了“密件”公开后，要使一般读者对民运产生反感，并对自身的形象加以保护，而忽略了“密件”的作者应当自己的对手——台湾国安局！据本人所知，大陆的青年才俊尽被名牌院校网罗。毕业后出国的不在少数，留在国内的一部分进了官僚系统，剩下的大都去了收入较高的外资或合资企业。公安、国安系统的院校只能招进些二、三流的生员。学成后有点能力和门路的又都千方百计跳槽转行，最后留在国安系统的恐怕都是些庸才、蠢才了。如若不是，这样一份精心策划的假“密件”怎么会有如此多和如此明显的漏洞！本人有位老友，其子高考前想报考军情系统的院校，老友闻知暴怒，斥其子曰：“没出息的才报考那些烂校！”，其子悻然。
附：中国国安部公布台湾代表绝对机密的“四条斜贡”文件
《中国时报》王绰中/北京二十六日电
就在“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前夕，中共国家安全部获取一批台湾国安局和军情局与大陆海外民运人事间联系的极机密文件，让我方对大陆民运人士的布局全部曝光。
其中最引外界注目的是，民进党政府对大陆海外民运的态度发生在过去几年发生重大变化，由原先的放弃支助的政策，改为全面运用大陆民运人士利用大陆亲友关系建立情搜网，同时也扶植民运人士筹组中国海外反对党。
在中共国安部获取的台湾国安局绝对机密文件中，最近的的一份，是由前国安局长蔡朝明在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呈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总统的公文。
公文内容指出，今后我国支助海外民运派系之政策目标如下：
一、运用民主与人权之招牌，对中国民主化与人权议题形塑国际压力。
二、运用台湾民主运动及民进党发展之经验，筹组并扶植中国海外反对党。
三、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亲友之关系，拓展我情搜网路，发展组织，并进行情报搜集（早期透过华侨或是大陆撤退来台人员关系进行布建情搜网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临老成凋零之困境）。
国安局在这份政策建议中，提到在运作时应注意八点原则，其中值得注意如下：“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和美方对中国大陆民主工作范围应有所区隔”。
国安局还具体针对民运个别系统或人员之特质，与对我方政策之价值，作不同区分：
一、“中国人权”：人员虽少，但旗号响亮，加以人权议题比民主议题要具体，在未来两岸协商中又可扮演议题角色，应保持其运作；不过，因为该团体在幕后有美国支持，我方不宜过度介入，保持友善关系即可。
二、魏京生：具国际知名度，能写文章，但不会搞活动；在对中国大陆之文宣战上，有其价值。
三、王军涛、陈子明：做事低调，但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在各地皆有点，具有组地下党之潜力，可以透过分期、分阶段之方式进行支助。
四、杨建利：活动力强，且具协调能力，和各派系维持良好关系，若以海外筹组中国之反对党而言，与王军涛同属领袖人选。
五、王丹：虽具国际知名度，但仍待进一步成熟，现阶段而言，对我之主要价值在于文宣。
在中共国安系统获得的十多份台湾国安局密件中，有国民党执政时期国安单位发展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概况表和海外民运工作列管表，更有多份民进党执政后对大陆民运人士王丹等人支助的签呈，以及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奉命赴美国波士顿地区与王丹、陈小平、吴稼祥、卢四清等多位民运人士洽谈合作纪录。
这份合作纪录中，王丹等人士向颜万进建议，双方最好常设具代表性并可直达高层核心的渠道，并在陈总统所设之民主基金中提出部分资源专供大陆民运人士使用，同时由台湾出钱，美国出面，设立民主人才训练基地，对大陆及海外民运人士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内容由我方提供。
此外，大陆民运人士还要求，台湾提出资助设立一个研究所和电台，以及邀请大陆民运人士赴台参观大选活动。
中国国安部宣称获取的台湾情治系统这批机密文件，如果文件属实，则最令人震惊的并非内容，而是国安局长签报给总统的绝对机密文件，签呈首页右上方，有着代表绝对机密的“四条斜贡”印记，而且签文时间又是今年二月廿六日，等于是最新、又最机密的文件，在第一时间，就落入中国手中，着实令人震慑。
中国时报五月二十七日报导说，由于这批机密文件的时间，有今年与去年的签文，而年前外泄的国安密帐密件，时间则集中于李前总统执政时代，显示情治单位的泄密管道，“漏洞还没有堵住”，可能是同一管道所为，也可能是新的管道，如果是同一管道，代表“它”既能到国安密帐的机密文件，也能接触到“业务相关”的最新密件。
这分今年二月由前国安局长签报的绝对机密文件，颇富玄机。
首先，国安局呈给国安会的公文极少，甚或从未有过“谨呈秘书长”，再“转呈总统”的签文方式。一般而言，国安局呈给国安会的公文，签呈首页未，仅会写着“谨呈秘书长”五个字，绝对不会接续再写“转呈总统”字样。
依照国安局行文作业，呈给国安会秘书长，就是只给秘书长，如果还要给总统看，国安局会单独再写一分，签呈首页末，则写“谨呈总统”。换言之，如果公文要同时给秘书长与总统看，国安局会打两份文，不会采取“谨呈秘书长”再“转呈总统”，以一分公文同时让秘书长与总统批示。
因此，研判这份分析民运与政策建议的密件，应该是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指示前国安局长蔡朝明办理，蔡朝明照指示做后，打了份报告给康宁祥，但因涉及情报经费运用，与“政策建议”，而蔡朝明也希望总统知道，所以采取了这种罕见行文方式，特别加了一个“转呈总统”，意即，此一绝密公文，主要是给康宁祥裁示，但也让总统过目，“知道有这么件事”。由于二月，陈水扁正忙于大选最后冲刺，是否知道此事，公文并无批示，无法得知。
不过，从公文首页尚无批示，可以分析泄密的可能管道。由于康宁祥尚未批示密件，而文件又是要呈给国安会，所以，包括国安会与国安局，都可能是泄密的管道。如果是国安会泄密，于康宁祥未接触公文前，所有能经手这件绝密文件的官员，都有嫌疑。但是，泄密管道也极可能是国安局，当这份文件要出门给国安会前，就已被人取得。
因为密件还没有康宁祥的批示，所以，文还没有走到总统府，因此，总统府内部应可排除泄密的可能，至于国安会或国安局的泄密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有国安密帐前例，加诸这次外泄文件中，还有国安局四处与会计室签报的极机密文件，还是国安局内部泄密的可能性居多，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民运人士“意外取得”密件，并辗转交给中国国安单位。
而国安局长签给总统的绝密文件，如果第一时间便外泄，无论内容为何，台湾情治单位的“破洞”，显然比外界想像的还要大。
如此机密之文件竟敢对外公布，可见中共受到64平反压力之大，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用公开秘件的方式把海外“民运”真相告知天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