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只要“共产”为定语,党就总是放屁的!

----对刘云山“宣传工作要占领互联网阵地”的剖析

孙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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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2日讯】一、前言

本剖析力求客观、逻辑,所谓客观就是结论不是来于攻击、反对,而是原语句所包含的,我们只是将它提取出来。就是说我们对它的判定不是加给它的,而是它做为一句话自身就如此,言者只顾表达自已的意志,无意间放过了它,我们将之指出。然后来比较实际的人在这种场合的可能;逻辑的立场一是说做为方法论遵守的规则,不是随意的想当然;再是指逻辑联系就是事物的原有联系,人有了理性后才能发现和抽取。

一位焦姓的教授近日讨伐中宣部,他指出的那些事实都是对的,但中宣部只能对其行为负责,不能负起妖魔意识形态责任,就焦先生的斗争方向来说没有错,但严格地说来目标不当,因为中宣部不是独立的,它是做为“‘共产’党”的职能才具有责任和能量的,它是共产党的职能,能不围绕着共产党转,它身上能不流着共产的毒汁?

二、纯粹的“党”没有善恶上的性

所有实际政党都不是纯粹的,所谓实际就是有自己的宗旨、纲领的,但所有政党能成为实际的政党都离不开那个“党”字。单纯的“党”只表示自己是集团—-人的集结,并没有善恶上的性。任何政党的党性都是由它的定语规定而获。它的任何职能部门本身都无性,性只能来自它所在其上的机体—-实际意义的党。

党本身无性,性质来源于定语,比如:“民主”、“共和”、“民进”或“共产”,党的善恶就是这么来的。没有一个政党不是通过定语才建立起自己的性质,这个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真正原因被研究所忽略。我们把它抽像如下—-

1、凡不是封闭性定语造成的党,其活动都能正常,党的性不会与人的性相矛盾,不是说它不犯错误,而是说它的错误也直接就是人的错误,即使犯了也能被改正—-人一旦理喻了自己的错误,也就纠正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错误。原因是开放性定语并不对人发生特别塑造,不使党有一套独立在人性外的意识形态,人授之于自然的那些性质不因结党而有丝毫变化,依旧自由自在地表现;

2、凡封闭性定语的党,就绝对不出好鸟—-这是必然的规律。因为凡党都围绕定语展开活动,由定语语义来规定党性,可事实上我们并没觉察这一关系,总把责任推给人(领袖)—-或者犯错误,或者人品太恶。学术界、政治家没有对政党定语的研究,必然滞后我们对民主的向往。“六、四”死那么多人了,我们还只是对着人—-邓小平、李鹏或江泽民……,并没去想党恶党毒其根源在它的定语。

人之对错误的发现,总是通过对路线,对贯彻路线的政策、方针的检讨,即对所做事情的清理。可党在善恶上的性质是储存在党字之前的定语里,人只在定语后的路线、方针、政策里,人的行为里做追寻,怎么会发现党的定语所包含的矛盾呢?人的智慧是在定语限制下做应用,是被定语支配着才那样思维、那样行为的,但在对错误的检讨中并没有面对定语的机会,就像遗传性疾病,对儿子的摘除手术治不了老子的病。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所能感知的是自身:自己所思考所行为是在党的定语下发生,对思考对像思考内容的检讨就到不了定语身上。所以能纠正的错误就只是作为既成事实的政策、方针、行为,或者对人(领袖),并没触动起支配作用的党字之前那个“共产”。

检阅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史这判断就最为清楚:毛泽东富田滥杀引起批评,他却不屑地反击说:“杀反革命何愧之有?”;后来的请洗AB团,在政委、政工的清洗面前,师长、军长、司令员不仅帮不了部下,连自己的老婆都救不了,为什么?就因政委、政工所依据的是无边无缘,触不到摸不着,不能测不能量的“共产+革命”这个意识形怎,做为意识形态,其标准不是几何学的长、宽、高,不是物学的距离、重量、变化……不具有绝对质,不!它根本就没有质!它的质完全由临界事态来补充,攥在力量强大的一方,谁在地位上占了它,它的质(善恶上的性)就任谁说长说短,说方说圆;谁也没有办法证明毛泽东滥杀不是为了革命;谁也没办法拒绝、阻挡用“革命”的名义发出的号召:邓小平他老婆保护不了自己的姑,赵紫阳保护不了他父亲,徐向前救不了老婆……这些罪恶只有在沉积了若干年后,很少有现实利害了,才用《关于……问题的决议》予以承认,共产党这样的历史决议还少吗?《决议》从来没对后来有效:承认毛泽东犯错误仅仅对着过往,对着毛泽东,对毛的请算不能阻止邓小平再次杀人!何哉?因从共产党初创,那发生支配作用的就是“共产”,这些决议纠正来纠正去的,只落在人上,无非是陈独秀、瞿秋白、向中发、王明、李德……毛泽东,并不是党字前那个—-共产。对人的清算不等于对共产这个意识形态的请算,毛泽东是从“共产”那里借来镇反、赴朝作战、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革命……合法性的,清算他的邓小平照样还从“共产”来借:反对自由化、两手抓两手硬、最大的疏失是教育的疏失、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合法性。纵观共产党党史,又是左又是右的错误,其实都是“共产”一词支配的结果,差别只是时间与领袖的不同。不管共产党做多少个决议,清算多少领袖,那怕是把领袖绞死,只要不除“共产”,它就得继续作恶为孽。

三、对“共产”之做为意识形态的思辩

共产做为人际联系的形态,实际上并不是从客观世界里抽取出来的,并不具有客观存在的支持,但“独立”却是客观事实最本质的存在方式。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联系被权威化成制度就必然地转化成形态,要想使一种并不存在的形态成为实际的社会原则,就只有靠人用外力来赋予,这只能是一种制造—-为什么所有共产政权都强调意识形态呢,原因就是你不强调它它就像冰一样立刻溶化!事实上形态是事物才再有的,严格地说就是事物的存在,形态所说的就是:水是水,山是山。没见什么人把水错当成山,把山错当成水。

人形成了意识:既能识别自己,也能识别对象,这已足够了。事物是其自身,人对之不能避免,也不能预造,人看到什么就理解什么,这就是最正常的形态。所以说意识的形态就是意识之本身,何须造呢?共产主义之所以需要制造形态以标榜自己,就因为根本上没有“共产”这回事,它是煞有,煞有就得靠强调—-突出(突出政治)。像上帝、真主……等等,并不是客观事实,它的形态就得靠人用“见证”来支持,真有的话它还不与咱握握手,问问侯!还靠什么“见证”?!只有“见证”才能把正常人从经验世界异化到对神的相信里。共产主义做为意识的形态其实就是宗教的见证。要想使没有实际存在支持的“共产”具有实际的形态—-

就得靠宣传部去制造,再靠专政的大棒去捍卫。

对此毛老人心领神会:笔杆子用来吹,造谣;枪杆子就来保卫所造的谣,对不信谣者:斩!专政!他把这两杆子之和叫成了“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他处亿众之上,谁有力量去粉碎?共产主义需要靠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来维持—-这个事实之本身就证明共产主义的煞有—-煞有就是非法。中共与苏共的论战,毛泽东指苏为“修正主义”的主要证据就是赫鲁晓夫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试问共产党,这大千世界里,物质的人不就共属一个类吗?还有什么“共类人”与“自由类人”?我们传了五六千年的文化,哪在同类里分过什么形态?因为全部的成员才是物质中的一个种,同种物质哪来不同的形态?标榜自己在形态上不同者,只能是出于自身的满足,他们有不同于常人的需要,才要破坏人的正常形态,以使他们的个别需要拥有口实(合法)。难道不是这样吗?

四、人的存在哪来的阵地?

刘云山那点才能与他毛老祖怕不是能并提的,他怎么能造出个“阵地”来呢?只具备是条恶狗这个条件还远远不够,他还得具备愚昧这个在知上更致命的条件:

他得愚昧到不知道—-人是无原因的先验事实—-这个公理。

自然界只有个存在不存在,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已经的存在,人也就无原因地取得了实现存在的资格,存在下去是本己生命对本己生命的联系,哪有阵地之说?阵地是争夺对象,“阵地”的成立需要心理上的原因,是对着相对力量说的,生命的存在不是斗争性联系!

这一段是这一批判的主旨。以下的实际批判是对着刘云山说的话。因为任何人说话,都天然地包含自己,即使他话里不使用主语,也必定留在里边;而人说的话总是有一个语境,从中我们能看到引发所说之话的原因,话所指的的对象、目标,及其要求……我们一一加以提取,也就呈现出说话的人的心理状态,以及这些话含不含矛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是平等的,还是奴性的,或是占有者的,是善是恶,是真是假也就都清清楚楚,如果其中有诈,那个所以为谎的源头也将暴露无异。话总是围着某个方向,或服从着某个支配力量才形成的,只要找到这个方向或支配力,对之追踪就能发掘出罪恶的源薮。

我们先把刘云山的原话照录如下:

“新闻宣传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着眼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与时俱进,大力改进创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宣传创造性,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

“宣传工作要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必然用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在深入挖掘思想内涵上下动夫,在生动刻画人物形象上下动夫,把握时代脉博,弘扬时代精神,唱响时代正气歌。”

“新闻宣传要做到‘三贴近’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用平实的语言阐释深刻道理,用生动的事例揭示真实本质,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表现高尚的精神。”

“新困宣传要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必须主动占有互联网这个阵地,用正面的声音主导这块阵地,用正面的形象占领这块阵地。”

我将就以下几个方面揭露刘部长这些话的内部矛盾,并指出他自己根本不懂的一些方面。

1、刘云山的话是一种刻意,但人却不是刻意事实;
2、什么叫“新闻宣传工作”?刘云山不懂;
3,“统领”的本质是选择标准—-作假;
4,人的生命里没有主次,没有大局,没有主旋津;
5,人中没有先进与落后,没有正面;
6,语言还有“平实的”不平实的?
7,“占领”蕴含设敌……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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