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3日讯】中国有诸多社会病状，如果我们把经济忽冷忽热比喻成感冒，把三农危机恶化比喻成高位截瘫，把金融系统崩溃比喻成心肌梗塞，把官场腐败比喻成恶性癌肿，把习惯性说谎比喻成毒瘾发作，那麽，发源于“六四”的一系列中国政治怪病，则有如精神病。兹对中国的“政治精神病”进行粗略的病理分析。
“六四恐慌症”与“被害妄想”
镇反、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曾分别造成了数十万至数千万中国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它们或者本身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虐杀，或者祸起于疯狂愚昧的乌托邦经济政策。大规模的虐待和死亡引发了公众的恐怖，但是，毛泽东当局不仅没有陷入恐慌，反而从公众的恐怖中获得洗脑驯化、强制服从的政治利益。在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死亡并没有给当局造成道义上的负担，相反，却被当作“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独裁者的逻辑是：镇压就证明了镇压者的光荣和伟大，被镇压则证明了被镇压者的卑弱和渺小。所以，毛泽东没有因政治诈骗和暴力剥夺而蒙受道德上的羞耻，反而洋洋得意地以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而自鸣得意，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祸国殃民的文革而居功自傲。
然而，历史不可复制，屠杀的张狂和光荣也不可继承。一九八九年取得了“粉碎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伟大胜利”的六月四日，不仅没有成为“挽救共和国”的光辉节日，反而成了一个让北京当局喘不过气来的可怕的日子。尽管“六四”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们一再以所谓“安定团结”、“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理由来为屠杀作辩护，但是，偌大一个党国，那些主持了“六四”镇压的党政军要人们，那些因“六四”镇压而受益的“第三代”“第四代”贵人们，却没有一个人胆敢站出来，把“六四”平暴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更没有一个人敢于声称他就是“六四”屠杀的决策者、下令者、指挥者或“六四”政治利益的继承者。面对“六四”，所有的权贵都躲得远远的，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心虚，他们害怕，他们胆怯，他们恐慌！“六四”是一面镜子，它没有照出镇压者的强大力量，却照出了专制政权的丑恶嘴脸，也照出了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怯懦！与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毕竟不同了，有胆量杀人“平暴”者，却没有胆量敢做敢当。
那个月黑风高的杀人之夜过去了十五年，他们竭力去洗掉人们的记忆，但却洗不掉他们自己心里的记忆。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害怕这个日子。六四，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数目字，成了大陆汉语的新禁忌，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中共的前任总书记，在官方文件中也已经“查无此人”。那个杀人夜之后，共产党领导层从肉体上放逐了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同时也从精神上放逐了他们自己，从此走上了信仰流浪的不归路。正像畏罪潜逃的罪犯一样，他们不敢面对事实真相，不敢面对血腥的历史，自然也不敢指望新生的未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时间的流逝以洗刷罪恶、漂白血迹，他们假装失忆，盼望忘却，其实是在等待追诉时效的过期。
中共当局对于“六四”事件讳莫如深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病态，这就是精神病学中的“恐慌症”，负案在逃的罪犯，常常会有这种病症。从八九年起，他们从骨子里害怕游行示威，害怕集会结社，害怕一切“群体性事件”，害怕所有“不稳定因素”，害怕听人提起“动乱”、“暴乱”这些词语，甚至害怕听到“天安门”这三个字。在他们心里，谁要提起“六四”，谁要敢说“天安门事件”，谁就是在挑战他、咒骂他、敌视他，就是和他过不去。“六四恐慌症”除了定期在每年的春夏之交发作，也正在演变成日常发作的“被害妄想”：在中宣部、国家安全部的眼里，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国家机器竟然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岌岌可危，而他们的敌人，却从城市到乡村、从外国到港台，无处不是，无地不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即使网路上的几个帖子和上访村里的几声哭泣，即使一个老太婆的闭目打坐，都会让他们如临大敌、胆战心惊，必欲以封嘴、灭口来应付，在恐慌症的折磨之下，他们常常便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但对异见者心生歹意，而且对弱势群体都胸怀杀机。
周期性的“权力躁郁症”
毛泽东时代有“狂躁症”，而现在是“躁郁症”。大约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先生养成了“自恋型人格缺失”，党内斗争和国共内战的胜利使毛先生的情绪持续亢奋，朝鲜战争停战和史达林之死，更使毛先生从“中国领袖”的现实跨进了“世界导师”的梦想。在他的眼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从秦皇汉武直到蒋委员长，都是一堆垃圾，所有的外国，从美帝到苏修，都是一群废物（纸老虎），只有“神、圣、君、师四合一”万年一帝的毛主席，才是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只有他的思想和实践，才能成就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事业。因为极度的自大，毛泽东要改天换地、重塑人心。大跃进和文革，就是其“狂躁症”的结晶。
毛泽东的辞世使中共政权脱离“狂躁期”，度过了一阵子“抑郁期”。毛的权力继承人不得不否定文革、平反右派。“摘帽”和“平反”被当作恩惠（而非赎罪）施下去，施给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但普通百姓并没有受到任何抚慰。“拨乱反正”之举毕竟撕破了“一贯正确”的假面具，这是苦闷和压抑的。而在此后的邓小平时代，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制度优越性的神话却又破灭了，更严重的是，“六四”的灾难性结局，使得现行体制的前景变得渺茫，随之产生的失败感和恐慌症，令权力阶层不可避免地陷入“抑郁症”。
“六四”之后，中共政权便交替地兼有“狂躁症”和“抑郁症”两种病态，这在精神病学中称为“躁郁症”。掌权者的情绪和行为有如云霄飞车，升起来的时候，不可一世，落下去的时候，惶惶不可终日。
“权力躁郁症”体现在各级党政机构的日常行为之中。比如，周期性的“严打”、“扫黄打非”、“某某宣传周”、“某某执法大行动”、“某某集中整治”、“某某统一清理”等等，“爱国主义”歪解、“民族大义”的偏激、“经济奇迹”的夸张、“伟大复兴”的鼓噪等等，这些都是“狂躁期”的表现。一旦情绪High起来，他们相信根深蒂固的制度弊端可以用运动式的、一阵风式的、杀鸡儆猴式的行动去根除。但是，风头总会过去，“抑郁期”就接着来临，当大张旗鼓的“机构改革”没有见效，或者，当夸夸其谈的“招商引资”未能臻功，或者，当文攻武吓的“统一大业”处于尴尬，权力当局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状况令人压抑，于是，他们的感觉又会变得冷漠和迟钝，创新的雄心和变革的信念化为乌有。如此反复无常的躁郁交错，使政权当局的行为缺乏持续性和一贯性，时而乱作为，时而不作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也经常进退失序、冷热失调。
自上而下的官场“人格分裂症”
“六四”的严重政治后果之一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分裂：暴力镇压使成长中的政治改革势力从体制中剥离，从此，权力当局的政治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被急剧削弱。其后，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权力亦市场化，掀起了十余年的瓜分国有资产狂潮、官商合流狂潮和贪污腐败狂潮，国民财富以不可抵挡的趋势流入权势集团的囊中。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将整个中国社会完全撕裂。“改革开放”已经丧失了普遍的号召力，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丧失了共同的改革目标，并倾向于从相互隔阂走向赤裸裸的相互对立。
与此同时，中国的官僚队伍陷入了第三种严重的精神病态——“人格分裂症”。中国的官场已经鲜有具备完整人格的官员，他们普遍地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白天“三个代表”，晚上吃喝嫖赌，台上大讲廉政，台下大肆贪污，明里正人君子，暗里无耻小人，一边“执政为民”，一边巧取豪夺。整个官场，充满了谎言、伪善和虚荣，个个言不由衷，人人虚情假义。只要进入官场，就必须养成“双重人格”以至“多重人格”，才不至于被淘汰。他们的多重人格频繁转换：摄影机前，慷慨陈辞当公仆，按摩室里，淫声浪语逞风流；会见外宾，操起洋文赞民主，常委碰头，暗箱操作弄机关。他们已经惯于做变色龙和多面人，沦为会做官的机器狗，普遍地、长期地处于人格分裂的危险状态。正因为人格的分裂，他们变得没有人格。
中国官场的“人格分裂症”是传染病和流行病，其流行途径是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首先，因为现行体制本身是分裂的，不社不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这个制度具有内在不相容的潜能和特征，官场的人格分裂是它的外部表现。其次，因为权力体系的最高层早已经人格分裂，由于核心权威的代际递减，中共第三、第四代核心与毛邓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他们没有毛邓般强悍的权力意志，他们在残酷的权力游戏中必须丧失“局部自我”，并嫁接上“局部他我”，他们必须从党性、派性之中，从“先帝”、元老那里，从善念、恶习之间，锻造别样的人格，以适应多变的政治生态。所以，他们所说的某些话、他们所做的某些事，也许来自于另一个人格，有时候只是在做秀和表演，有时候则需要掩饰和隐瞒，有些事情只说不做，有些事情只做不说。当最高权力核心带上假面具、长出伪面孔，整个权势阶层便跳起了集体假面舞。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中道梗阻、权力异化、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不过是集体人格分裂症的表征罢了。
（《动向》杂志2004年6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