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报导) 下面播出张良撰写的一篇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评论文章的第二部分。张良是《六四真相》一书的作者。文章中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只代表作者本人。 继2月24日蒋彦永医生的信之后，3月25日，香港首次公开了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的六位“天安门母亲”向联合国人权会议提供的证词录影片段，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失踪者的命运。
罗干对此恼羞成怒，写了足有半页纸的批示给许永跃，要求国家安全系统对丁子霖们“予以监控”。3月28日下午，正值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之际，国家安全系统分别在无锡、北京拘捕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三位“六四”难属，拘捕她们的理由是“违法从香港偷运文化衫”。
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抗议。新华社等渠道终于带着一点良知以内参形式向中共最高层作了通报，面对强大的国内外舆论，胡锦涛亲自向罗干过问事件经过，并要求安全系统放人。终于，在被关押五天后，丁子霖等获释。丁子霖等人的获释有违罗干初衷，获释后的丁子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比起对付手无寸铁的丁子霖们容易的，是罗干对待一批享誉国际的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这批学者因为对“六四”事件以及对中国人权的高度关注，被列入国家安全部禁止进入中国的“黑名单”，这是一份经过罗干亲自审定的“黑名单”。
目前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学者尽管分布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他们中影响最大的、被罗干和国家安全系统视为眼中钉的当数参与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国学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北京办公室主任），Orville Schell（夏伟，加州柏克莱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这三人被定性为“妖魔化中国”的头面人物。
任何了解这三位学者的人都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是最激烈批评中国的学者。与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层关系良好的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Ezra F.Vogel(傅高义)对三位学者被禁入中国表示不解，并有意以林培瑞为例。他说,“PERRY 与一般的美国学者不一样，他是真正将自己的生活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中，对中国非常有感情。他爱中国。”
黎安友曾自嘲，为什么不让他去中国？难道他比赫尔姆斯参议员还可怕？中国政府既然能邀请最反中共的赫尔姆斯，为什么却要阻止毫无政治资源的中国问题学者？
比起对付国外中国问题专家来更恶劣的，是罗干对待被流放到海外的民运人士。十五年来，放逐海外的政治流亡人士一直被剥夺着回国的权利，似乎中国不是他们的中国，中国也不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中国，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国！
一些政治流亡人士正是因为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只能铤而走险闯国境。同时，中国国家安全系统更以经商、讲学等名义派遣一批批安全人员奔赴港澳、美欧，并伺机渗透进入海外民运组织。
迄今为止，中国国 家安全部仍不定期地将海外民运的信息不间断地报告中南海，这也是作为国家安全系统首脑的罗干十五年来苦心经营的杰作之一。对罗干来说，最新的杰作莫过于巧妙地将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与台湾募网挂钩，这大概是他最有力的一把杀向“民运人士”的利器。
让我实话实说，其实，这种伎俩早在2001年初就已经上演，当时，随着《中国六四真相》的面世，江泽民李鹏罗干们慌神到了一下子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仓促之中只好以“募罪”之名抓了李少民等海外学人，以起杀一儆百的效果。
当然，这一次，罗干的策略显然比三年前高明了些。国家安全系统经过对海外民运长时期的观察、分析，认定将斗争重点聚焦到海外民运中具有良好声望的王丹、王军涛身上，通过毁坏他们的名誉以使他们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不再发挥影响力。
据我所知，至少从1998年起，由于海外民运内部自身的分化，国家安全部认定海外民运组织已经“没有战斗力”，从而不再对整个海外民运组织产生兴趣，而是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构成重大威胁的重点民运人士上。
在国家安全部重点“关照”的海外流亡人士名单中，据说王军涛、王丹的名字赫然排在前五位之列。任何有识之士都应该洞悉罗干们的这险恶一招。我深信，像许多真正愿意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事业献身的有识之士一样，王丹、王军涛不可能为了几个金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
当然，对罗干来说，比起蒋彦永的信、“天安门母亲”、“黑名单”、“二王被台谍组织收买”来更为敏感的是关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近况”，这已经成为罗干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随着赵紫阳年事增高，国家安全系统越来越专注于赵的身体状况。江泽民李鹏罗干都认为，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赵再也不能站到中国政治的前台，而只能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对84岁的赵紫阳拥有的社会影响力仍然存在巨大的恐惧心理，害怕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政治先驱的象征有一天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去世。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正在急剧分化的中国有可能再次面临比1989年更加难以控制的社会失序局面，人民群众强烈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要求政治民主化、终结一党专制的壮观一页可能因此而催生。
为此，退休以后的李鹏不时透露出这方面的焦虑，李鹏甚至现在已经开始对人们放风说，他与赵紫阳共事“总的说还是愉快的”，他在很多方面是“尊重赵”的，他与赵紫阳“只在六四事件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并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对赵紫阳）打击报复行为”。
尽管如此，江泽民李鹏还是要求罗干牢牢地看住赵紫阳。对江泽民李鹏来说，要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让赵紫阳重获自由是不可想像的。在内心深处，江泽民李鹏已经有意识地将赵紫阳划入他们个人历史的对立面，他们的自由只能建立在赵紫阳被剥夺自由的基础上。 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之时，就是赵紫阳重获自由之始，就是经过浴火重生的中国真正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起点。
不管是胡锦涛、温家宝新一届领导人，还是江泽民、李鹏、罗干们，都应该切记：重新评价“六四” 事件既不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以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以预定的设想前进，每一次历史的进步也从来不以主客观条件的成熟为前提。
任何一位有良知的领导人，都应该有正视历史的胸怀和勇气，自觉地主动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谁能以超常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气将“六四”事件摆上抬面，谁就有资格真正成为民主中国的领袖。
以上是张良撰写的一篇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的评论文章。文章中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只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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