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4日讯】七月十六日，在北京的一次官方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透露，二零零三年，中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自一九九八年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反复现象。客观地说，中国的扶贫工作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取得了不小进步。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下降到百分之三左右，当然不少人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仍然持怀疑态度，但是总体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还是举世公认的。正因为如此，当前出现的反复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在谈到中国扶贫工作时，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中国的贫困线是中国政府自己定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不超过六百三十七元。联合国的贫困线标准则是人均年收入不超过三百六十五美元，大约相当于三千多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只是世界标准的百分之二十一左右。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为两千六百二十元。这个水平总体上低于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所以说，按照世界统一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不仅仅是总人口人口的百分之三，而是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个比例大大高于百分之二十三的世界水平。有人提出应该用购买力平价来换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联合国的贫困线主要是针对贫穷国家制定的，而对所有贫穷国家而言，他们货币的官方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差别是基本相似的。
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在持续减少二十六年后出现增加？
首先应该从历史背景上进行客观分析。像谈到所有社会进步时一样，在谈到中国贫困人口减少的时候，中国政府喜欢将所有的成就都归结为其制度的伟大、政策的正确。这样做是不客观的。众所周知，中国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而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之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的荒谬政策造成的。改变这个状况不仅不需要共产党去领导，相反只需要共产党不去领导。事实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使共产党放弃对农业生产方式的无理干涉，让农民放开手脚按照数千年的传统去从事耕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减少，得益于一个人为造成的非常低的历史起点。应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带有恢复性的过程，当然速度也就比较快。当这个向自然状态的回归的过程结束后，脱贫的速度减缓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中国脱贫的真正困难时期正在到来。
中国脱贫出现反复也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不公平收入政策的必然结果。自九十年代以来，出于维护现行政治制度的考虑，中国在收入分配上进一步对信息分散的农村地区和农业人口实行歧视性政策。例如，所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低保、医疗保障等政策只有城市人口能够享受。而贫困的农村人口则与此无缘。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的李石等人的一份报告称，如果将社会福利等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为世界之最，不仅大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而且甚至大于最为落后的非洲国家。可以说，正是中国的这些政策在制造少数人口迅速富裕的同时，也在制造贫困人口的更加贫困。
毫无疑问，中国贫困人口的增加与现存的国家垄断经济命脉的制度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印度、肯尼亚等贫穷国家的扶贫措施中，开放民间金融机构对贫困农民的小额贷款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方法。但是中国对金融系统的国家垄断使得这一政策很难实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曾经试图通过个人集资来从事这种小额贷款扶贫项目，但是却遭到禁止。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在尝试在这方面进行突破时，更是遭至牢狱之灾。又如，宗教和其他社会民间组织在乌干达、马拉维、赞比亚等许多国家的扶贫工作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点在现行的 什磢漪F治制度下是不可能实行的。
当然，中国农村地方干部的腐败是导致农民贫困的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在中国，越是贫困地区，干部吃喝越厉害。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前不久中国报刊披露的广东贫困的陆丰地区的干部一桌宴席耗费十五万元和吴川县教育局长及其同事们一年半吃掉六百万元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农村干部挪用上级拨付的扶贫款项中饱私瓤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农村干部的腐败其实只是整个中国干部系统腐败的一个自然延伸而已。与他们的上级们比较起来，农村的干部们可能还会认为他们是中国干部队伍中最清廉的一个群体，只不过他们直接面对中国最贫困的群体–农民，所以才使得他们的腐败特别显眼、特别地令人难以容忍而已。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