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从上个世纪初，中国就开始了反对专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或许时间还要更早一些，即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当时已经有一些从西方求学、游历归来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如果追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起源，我想也应该发源于此时。当然，到了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时，则已经形成一种由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新文化时代特点。
然而给人们印象最深，作用也最不可磨灭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成为专制制度的掘墓人，在军阀混战时期，知识分子们也免不了陷入军伐们为各自利益而战的彀中，民主在知识分子们短视行为之中沉没，新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没有为民主服务，没有去启蒙百姓，反而替另外一种专制权力充当军师，成为给新专制制度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工具。
在满清政权倒台之后的若干年中，知识分子甚至洋洋自得于这种才能的发挥和利用。虽然其中也不乏能够对现代理念坚守的志士，他们也确实曾经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开辟出一条灿烂辉煌的道路，可是这条道路直到二十世纪这段晦暗的时光完结，也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主流道路。
一百年过去了，在经历了无数的战争、政治灾难和痛苦之后，历史似乎对中国格外残酷，它绕了这样大的一个圈儿，又回到了原地，连螺旋式的上升这样的安慰也不给中国人留下一点。原来我们曾经为之激动和欢呼的、为之深恶痛绝的、为之梦寐以求的，最后都成为过眼云烟，只有留在我们身上的枷锁还依然紧固和沉重。
专制王朝是安安稳稳地寿终正寝，还是由谁来早早开掘出它的墓穴呢？谁是这个掘墓人呢？
也许有太多的人都想表白自己的不世之功，可是事情实在令人有些赧然。人民还在沉睡之中，便已改朝换代了，当皇帝突然间消失之时，凝固在中国人脸上的惊讶和恐惧，远远胜过对新制度的欢喜和拥戴。甚至中国人因为没有皇帝替自己做主，那种种不习惯使他们对新制度的憎恨大大超出了知识分子和革命家们的想像。以至于当有一种类似于皇权的制度建立时，他们表现出了走失的儿童突然找到了娘的那般强烈的回归愿望。
皇帝确实有许多好处，首先连死都不用自己去费力，只要皇帝开心，便会替人民决定死活的分寸。杀人的方法有好多种，比如最痛快和最大规模的战争，只要皇帝心血来潮，就能够用一场战争来杀死许多人，这些将要赴死的人，反而以为会有莫大的荣耀加诸己身，甚至连死者的亲人——那些活着的人——都认为不但死者光荣，连自己也俨然因那鲜血的光彩而格外尊严了许多。
可是那些自称为人民立下汗马功劳的人，除了盗世欺名之外，就是对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那些自称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人，却又建立起来一个更加专制的新王朝，有一则童话说的是一群生活在沼泽地里的青蛙们想要一个王，上帝派来了一段木头，它们不满意，上帝就又派来了一只鹤，这只鹤来了后将它们一一啄吃掉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新的专制残暴的程度远远胜过了一个世袭制的传统封建王朝，其愚昧人民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代王朝。假如历史能够重演，也许保留一个王朝的尊严，更强过把它砸得稀巴烂，彻底的革命，其实正好满足的是帝王情结。
看看中共早期革命中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命运，他们不可谓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和现代思想，可是最后等待他们的不是人民的欢呼，而是人民的唾弃和暴虐。民主能够给大众带来什么？能够直接带来土地和财富吗？中国人历来注重现货到手的快感，拿着刀和枪逼着对方交出财物和美女既浪漫又刺激，更能显示出英雄气概，要不为什么充满病态幻觉的武侠小说、电影等在中国如此长盛不衰呢？对皇帝的渴望发自血液之中的血红蛋白，对英雄的幻想则深入膏肓。于是在中国这个社会才会产生农民工这样的绝对弱势群体，也才会上演处女卖淫这样的悲惨喜剧。
苦难的尽头是更大的苦难。没有谁能够结束这连绵不断的格局，只有换个样子换一种馨享心情。那种期待某人或是某些人出来拯救人世灾难的想法，总是导致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没有产生甘地的悲天悯人的土壤，也没有产生马丁·路德的崇高的人文境界。没有草根从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觉醒，企图一夜之间就改朝换代，只能迎来一只新的鹤王而已。（20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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