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0日讯】今年六月八日，大陆著名杂文家牧惠因突发性心肌梗塞而离世，令所有孰识他的人都悲伤不已。中旬的一天，电话达文，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刚刚去世，“已经九十四岁了，唉”。除了那个拖得很长的“唉”叹调外，他的声音平和、沈稳，就像是在说一件平常的事儿。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得知他的母亲还健在，话及当年在他弟弟家与他父母相处的情景，心里怅怅的，很是感慨。时光荏苒，转眼一月有余。期间，我沈浸在牧惠送我的多种著作中，缅怀这位几乎奇迹般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忘年挚友。当我开始振作，在整理堆积的报刊信件时，看到了大概是六月底收到的、还没有拆封的〔前哨〕七月号。在这一期里，达文写他父亲一生的长文〔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令人扼腕。随著作者平静的叙述，那些尘封但却并不遥远的历史和历史事件－－辛亥革命、香港沦陷、“全国解放”、肃反运动、饥荒年代、深圳“逃亡潮”、十年浩劫、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一一浮现在眼前。达文父亲刘老先生的一生，衍生出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而这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又折射着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变迁。这是第一次听达文如此详细地讲述他的家庭故事，这让我对当年达文和他的父母家人对八九流亡者的无私救助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早年刘老先生一家给我留下的短暂而深刻的印象，一下子变得立体化了。活了。
那是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那天，八号风球袭击香港，各公司和行政部门破例提早下班，除了少数餐饮业照常营业外，大多数店铺早已关门，昔日繁华的街道上罕有人迹。傍晚六时许，我与头一天刚认识的一位元较早流落香港的大陆诗人在我住宿的招待所附近见面，随后我们在湾仔道街角的一个咖啡馆给刘达文打电话。虽然我和达文素昧平生，但一接到电话，他就急急赶来了。几分钟后，我们搭乘计程车直达他的弟弟家。就这样，我与达文的父母家人一起，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这是一个非常本分朴素的家庭，尽管我们语言不通，但是他们仍能通过手势和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让我感到那些看似平常的小事上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爱心。在香港辗转滞留的日子里，我遇到过许多不同的人，感受却是相同的（之后的十多年里，在欧洲、东南亚等不同国度，我接触过各种各样不同职业、不同肤色和不同文化风俗的人，他们身上那样一种自然人的自在和人际间淳朴敦厚的情感都让我感到与从大陆出来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不由地让我想到在那些未被中共“染指”的正常社会中人的正常心态）。大概正是这样一些“缘分”，使我能够有充足的力量和“底气”，本能地辨识和拒绝一些夹杂着共产党文化色彩的所谓民主，坚定地追寻和捍卫人类的终极价值和尊严。
人鬼之间，仅“一党之差”
达文称他的父亲是“见孙中山”去了，而不是惯常所说的去“见马克思”了（例如，最近在许多怀念牧惠先生的文字中，就有人称其“见马克思”去了，似乎有点勉为其难。当然，不排除是为了“幽他一默”），可见达文深喑其父所望。与天主教的“天堂”（或“地狱”）说有别，无神论的共产国家中人几乎都以“见马克思”来喻“自己人”中的逝者。二十世纪中期，中共执政之后，“去见马克思”便成了北京“八宝山”的“基础用语”，也是死后葬身“八宝山”的“资格考核”。谁能“入主”“八宝山”，谁与“八宝山”无缘，首先看你有没有资格“去见马克思”。那麽，什么人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呢？愚拙如我，也能大概明白这与他是否中共党员、资历深浅、职务头衔等等等等有关。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操着他那极富特色的湖南腔，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接着，毛泽东与用马列主义外加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新政权”一道，将“站起来”的中国人置于了怎样一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啊！毛泽东那句“中国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激励了多少国内外华人饱受欺辱的民族自尊心。然而，执政伊始，就封锁边境，紧闭国门，包括人为地切断深港两地由来已久的民间往来。甚至连“鹊桥”都拆了，让分散在两地的亲友，不要有任何的“本分之想”。由此可见，扼杀人的基本自由，践踏人的基本权利，是执政共产党的“基本国策”。五十年代出生的达文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小“按中共的模式追求‘进步’（达文语。）”，身陷苦海而不自知。及至噩梦醒来，已岁月蹉跎，华发早生。达文的父亲刘老先生则不然，他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可以自由思考，自由选择，可以其才学“悬壶济世”，将忧患意识付诸实践的社会环境。因此，当这一切突然发生变异，当所有“站起来”的中国人，都被迫没有尊严地生活在恐惧中时，刘老先生－－这个本来就站立着的中国人，便“选择了另类反抗”。他一跤摔成“跛子”，拄起了拐杖，从而得以摆脱中共“铁饭碗”的控制，转为农村户口，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乡下。极具戏剧性的是，刘老先生这一拐就是六年，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健步如飞地出现在大饥荒造成的深圳逃亡潮中，人们才不无惊讶地恍然大悟。从“假拐”以示抗议，到飞步奔向自由，显示出刘老先生的惊人毅力和智慧，以及他做人的原则。按照年龄推算，他退身农村时，正当壮年。作为一个医德载道的专业人士，在其事业的鼎盛时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医术，走上一条被共产党团结、利用并获得发展的生活道路。但他没有丝毫的执迷。他不习惯在谄媚和屈辱中没有尊严地活着，他更不愿意自己“悬壶济世”的本事被“枪杆子”利用。他心甘情愿地“自贬到底”，回乡村教幼稚园的孩子识字。刘老先生生于辛亥年间，年轻时受孙中山思想影响，在香港学医时接触过西方科学和政治学说，甚至还读过马列著作。香港沦陷后他逃回乡下，期间还与抗日武装和东纵地下党有联系，并且参与抗日救亡工作。为什么这样一位“进步人士”，对共产党的反抗如此决绝。对中共政权的统治如此不抱幻想，并从骨子里表示轻蔑呢？除了上述原因外，恐怕与他一九五三年从香港返乡探亲，被中共切断了回家之路，并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十七岁时因家境衰落而辍学，以其德才被乡众推举为乡长）将他投入牢狱的经历有关。这种飞来横祸想必对刘老先生的打击是巨大的，特别是他这样一个先是受中国民间传统社会文化的滋养（其时，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人伦关系并没有受到摧毁而变成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个“绝对专制性的政治组织，从中央一直贯穿到每一个家庭，甚至个人”[余英时语]），之后在香港自由环境中读书行医，为人正直，富同情心，追求科学进步的人士来说，更是毁灭性的。其间他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心历路程，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呢？达文是这样陈述的：“父亲被抓去坐牢，他当年东纵的朋友都在台上，却没有人伸以援手。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回了香港，我和姐姐就这样给滞留在大陆，发了三十年噩梦”。这里，达文虽然没有描述他父亲的心理活动，但这样一个家破人散，自由尽失的客观现实，是足以让刘老先生“卧薪尝胆”，冒着生命危险（万一被抓，除重提“旧账”，外加欺骗和叛逃两项现行反革命罪），退居最底层，并最终走上逃亡之路的。“专制使人冷嘲（鲁迅语）”。如果说先后醒悟的大陆知识份子在较长时期里对专制的冷嘲大多是隐讳曲折、顾左右而言他（“暗度陈仓”者不在此例）等被迫“消极型”的话，刘老先生的嘲讽则是彻底的。是拒斥式不留余地的－－这不能不让人击掌深思并产生由衷的敬意。刘老先生的经历，证明了两种社会“两重天”，人鬼之间仅“一党之差”。
拒绝被“包”，做一个普通的自由人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新名词，叫做“包二奶”。意指那些被有妻室者“包身”的情妇。在深圳沿海一带的新建宅区里，就有被称作“二奶村”的寂静小区。记得香港回归后不久，曾有过要求修改宪法，将港人在大陆的家眷身份合法化，争取香港居住权的诉求，其中就有许多是港人在大陆的“妻室”及其子女。当然，“包二奶”者绝不仅限于去大陆发展的港澳台商，其中也有许多大陆权贵，例如从陈希同之流，到各类新老暴发户。可以说，在这个物欲横流，贫富悬殊，浸淫声色的中国社会里，到处可见〔红楼梦〕中劣迹斑斑的“下三烂”薛蟠。中国社会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人格践踏，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泛滥，这样无所顾忌，这样深重。离题远了，打住。但是，除了“二奶”这个与“开放”同步，在权钱交易和情欲之间暧昧不清的“词语”外，其实，五六十年代和之前出生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有一些被“包”的记忆。例如，被所在街道办事处“包”、被组织“包”、被单位“公家”“包”，进而被国家“包”。而且这种“包”是与“管”相连的，是“包管到底”。这种“包”是“穷包”。不管温饱，不让你发展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硬包”。不由你愿意不愿意，是不由分说地强制性的；是“愚包”。用共产党那一套意识形态天天给你洗脑，不让你独立思考；是“全包”，包括婚娶丧葬，甚至还有组织出面干涉的婚姻，包括不让你有任何的隐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谁都没有任何个人空间，更不要奢谈自由。只要你身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麽你就被“父母官”管定了。只要你在“党的红旗下”，你就被“党娘亲”包定了。也被“打”定了。决无例外。牧惠先生曾疾呼：收摊吧，“父母官”！他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都不需要另找一位元父母。什么公仆主人的说法也许要求太高了。官也好，民也好，最少应当都是一个全面自立的人，拥有一定自主权力的人，没有哪一个愿意别人把自己当儿童对待（引自牧惠〔且闲斋杂俎〕）”。令人触目的是，长此以来，这样一种被“包”的状态，萎缩了人们特别是一些知识阶层的思维功能和思辨能力。整天搅和在“大锅饭”里，惰性上升，人性蜕化。除了被驯化的绝对奴性和与之相适应的“斗争性”外，作为个体的人并不存在，因此那些足以显示个体力量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不复存在。这些用“毛语录”“武装起来”的人们，“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使这块土地上滋生了多少“要求进步”的“无辜”告密者和窥探他人隐私的心理变态者。同时，由于想“党”之所想，思“党”之所思，人们变得如机械般麻木不仁，习惯苦难和冷酷，个个都成了“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记得十五年前刚跨出国门时，在外部世界所听到的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Comme tu veux”（做你自己想做的）。一些无论大事小事上都习惯于“随大流”、“服从组织”的身（心）不由己的“套中人”，听到让自己选择时，顿时象“没娘娃”一样惶惑不安，不知所措。面对自由社会所展示的自由和独立相依的真相，这些本来就“缺氧”的人们，既不能自主，又不敢真诚地面对自己，有的沈沦，有的失常，镁光灯如魔镜一般，闪过之处，在自由民主的锦旗下，展示出来的却是一些野心膨胀的“小毛泽东”（刘宾雁语），以及令人瞠目的“领袖”呓语。真是尽显“英雄残废”本色。这就是共产党治下的“顺民”和反对派。这些被共产党专制文化“致残”的所谓反对派。说到底，是“党娘亲”的“弃儿”。是被“党娘亲”纵贯过度而不慎“闯祸”的失宠者。是其忠诚不被“党娘亲”理解的臣民。是的，他们经历过苦难。但是，在他们身上只有苦难，没有辉煌。因为这种苦难是甘愿被奴役的苦难。一个甘愿被奴役的人，是不会有照亮灵魂的恻隐之心和悲悯情怀的。这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达文在文中不无遗憾地将其父辈视为“逃避的一代”。作为长子，达文当然可以有更高的期待和反思。但我认为，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这种看法似乎简单化了，有失公允。重要的在于你是反抗还是屈从于那个强权，而反抗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作为人，谁都有做“良民百姓”的自由。但在共产党治下，这些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了，那麽逃避便是一种不受奴役和拒绝专制的反抗形式。如果说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反抗是辉煌的，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行为，那麽，刘老先生拒绝被“包”，继而远离“恶土”，选择安居乐业之地的反抗则同样是坚实有力的。是自然人的正常行为。何况他自开始就清醒地对共产党政权保持了距离。可以说，英雄是一个时代的灵魂，自由人则是一个时代的基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腥’中国”
与长期处于封闭、奴役中的国人所想象的不同，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年，刘老先生舍命奔赴的香港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国。在他被扣的十年间里，他的妻子常年劳顿，往返两地，艰辛备至。在香港出生的小儿子小学毕业后，还未成年就开始工作，以补家用。而且他在香港是否能重拾那被耽搁的专业，还是个未知数。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不归路。由此可见，刘老先生是真实的，他有作为人的真实感觉和性情。他接触到的现实使他觉得不对头。在正常社会生活过的经验告诉他，这不是作为人应该有的生活。他不能接受。他要拒绝。于是便“心生一计”，以一种简单却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妥协和对专制的抗议。正是这一点让人对他敬佩有加。当时多少人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包括挨整的和整人的都怀着一种或虔诚或侥幸的心理卑微地活着，甚至没有人可能直视一个最简单的做人的道理－－是否对自己真诚？中共执政后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难道不正是由千千万万个真假“积极分子”轰轰烈烈地参与完成的？！刘老先生不迷信，不信邪。他以最朴素的人的直觉来感受生活，他想要的仅仅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天赋权利。他感到被剥夺的愤怒。他不能忍受这种剥夺。他一下子就诊到了这是一个患有邪恶症的政权。他的反抗是自然人的反抗，是平凡的，也是真正难能可贵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刘老先生那样幸运。半个世纪前，多少海外学子，受中共的宣传蛊惑和新政权的感召，怀着满腔的报国热忱，返回祖国效力。但是，他们被宣传机器利用之后，很快就被当作贱民一样被践踏、被摧残，让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真是生不如死。圣者老舍，饮恨投身太平湖，以自杀相抗，可以看作是“殉魂”而死。活来下的，大多在“失魂落魄”中度过一生。素有中国的莎士比亚之誉的戏剧大师曹禺，遭遇过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文革的磨难之后，沈痛地说：“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大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要厉害”（梁秉坤《在曹禺身边》）。这位早在三、四十年代就以《雷雨》、《日出》等经典剧作，为中国戏剧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大师，文革中身心和人格尊严受到极为粗暴的践踏和侮辱。在“深重的绝望中”，他经常独自一人流着泪向毛主席像忏悔、认罪，否定自己的一切。他的“灵魂”被“大革命”深深地“触及”了。在他获得平反后的二十年间里，已是“魂魄”尽失。他那被极度恐惧而封闭的艺术才华再也发挥不出来了。他那罕有的创造力消失了。正如曹禺自己所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这恐怕是他那一代人都难以释怀的终生遗恨。讽刺的是，曹禺最终的归宿也与被先迫害、后平反的许多艺术家一样，进了“八宝山”。这就是共产党给这些被“废”了的非党派人士的最高“殊荣”。代价何其大，实在令人不忍思之。应该看到，刘老先生之所以不愿意被奴役，正是因为他有自由人的意识。这在当年乃至今天，都是中国人所缺少的作为独立人的基本素质。客观地说，这种情况并非共产党始，而是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封建文化造成的恶果。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包括四大古典名著等等，所弘扬的典范是克己复礼，个体的存在从来都是缺席的。民间社会之所以仍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空间，从社会学的角度说，除了以土地为生的自耕农世代相传的、以对天地的敬畏为核心而衍生出来的丰富的、对人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的习俗文化外（在这样巨大的宝藏里，起教化作用的儒家学说并不完全占主导地位），显然，这与当时的政治体制以及其运作范围的局限不无关系。所谓“天高皇帝远”。但是共产党执政后，将封建遗留与共产极权揉和为一种反人类的共产党文化，并将其渗透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将人性挤压到了极端。中国人遭受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如此深重的人为的灾难。一个最惨烈的事例如文革红卫兵的暴行，那一个个本应天真纯洁，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在校学生，一夜之间就被“最高统帅”及其“洗脑机”“脱胎换骨”成了嗜血“狼孩”。那种疯狂，那种恐怖，那种人向“非人”的蜕变，真是刻骨铭心，铭心刻骨！实可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腥’中国”。
甘愿被奴役的恶果
一种被奴役的人们从来不愿真诚面对的现象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非独立自主的反抗都是从一个奴隶主到另一个奴隶主的过渡。他们所争取的无非是“奴隶坐稳了”（牧惠语）与否，与个人自由与独立背道而驰。这样一种没有自由意识的群体，当然是滋生封建专制和共产党极权的温床。试想，如果中国大陆到处都是刘老先生那样一种个人对专制的“不合作”反抗行为，倒行逆施的共产党政权能熬多久？在此基础上，如果以社会良知自许的中国知识份子不是那麽一盘散沙，其中一些在公共领域有一定发言权和影响力的活跃人士，不是那麽急功近利地在“体制内”找“靠山”，根据政治风向和“小道消息”给自己定位角色，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反思这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并且不失时机地在“民主墙”以及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形成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发展到八九民运，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局。退一步讲，按照共产极权的特性，即使六四屠杀不能避免，觉醒的中国社会决不会容忍这样一个政权继续作威作福。问题在于，一切都如专制者所愿。没有对它形成压力的社会力量。没有独立的知识份子群体。没有真正的反对派。一句话，没有对手。可谓“专制无敌”！在国内，零散的反抗者，或被收买，或被随意冠个名称进行封杀；在国际，中国政府以中国市场的潜在诱惑日益轻熟地玩“人权牌”，并将国际社会逐步纳入自己的“游戏规则”中。同时有节制地、心照不宣地“钦定”一些“反对派”，以所谓的“不同声音”和对其的“宽容”（如允许自由入境并在国内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等），向国际社会标榜自己的“开放与民主”。时至今日，一些在八九六四后的沈寂中先“红”起来、继之再“先富起来”的“帮闲学者”，利用中国人的民族虚荣心和自卑感，还在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学说”，为执政当局文过饰非，迷惑视听。将与人文相关的学问，变相为向权力中心邀功行赏的工具，古今中外都有。总得来说，都落了个被世人耻笑的下场。但象在今天的中国这样有“市场”，有“卖点”，以耻为荣，争相邀宠，并冠以“知识精英”的现象，实乃国民之不幸者大矣！坦白地说，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堕落沦丧。由于国际化的实用主义，由于美伊战争所导致的国际秩序的混乱，以及维系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国际价值标准的下降，加上那令西方社会垂涎的市场做后盾，中国政府较之以往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工具”加“理性”地封锁媒体，控制新闻自由，镇压异议人士。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包括毫无顾忌地关押拘放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讲真话的老军医蒋彦永，包括用利益要挟国际社会休要对其不良人权记录说三道四。甚至包括不加掩饰地掠夺劳苦大众，以保障“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彻底颠覆了共产党自己制定并以此起家的社会阶级结构。我们看到，除了“臭老九”仍然处于社会边缘外，在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居中心地位的工农阶层重返社会底层，回到其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角色。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这是大可质疑的。何谓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其指标究竟是什么？掌权者是否等同于政治精英？这些问题有待另文商榷，这里暂不赘述。但所谓知识精英，则完全是一种虚幻。就知识份子的定义来看，所谓知识份子包括独立自主性与社会批判精神。可以说，近年来中国新生代知识份子精英正在产生，但他们往往是处于边缘的、受权力中心排拒的和被打押的一群，何联盟之有？而且，严格意义上说，知识精英的使命与政治、经济精英的使命是性质不同的。知识精英的使命，只能由知识精英独立地去行使，去完成。不可能与其他社会精英共同去行使，去完成（在某一阶段或某个方面会有共同的交叉点，仅此而已）。法国作家左拉著名的[我控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法国知识份子之所以乏精英可言，正是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代表法国社会党理念的总统密特朗执政后，法国知识份子被相同的理念迷惑以至被权力中心同化而丧失了其批判功能有关。再有，从常识上讲，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非正义可言的社会里，知识精英何以能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盟？换句话说，能与控制中国社会的上述两个精英集团联盟者有资格被称做知识精英吗？不错，是有一些有知识，有理论的人服务于这两个精英之间，如果一定要冠以一个什么头衔，我认为称作“智慧阶层”比较切合角色。是智慧阶层（而非知识精英）服务于技术官僚（而非政治精英），这就是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现状。从上个世纪末邓小平时代的“智囊”，到新世纪“第四代”领导人的“智慧”，一字之差，却也显示出一种不同或曰进步。然而，尽管沧桑变迁，但他们为当权者献计献策的功能都是不变的。由是，中国真正的知识精英仍然、也只能靠边站了。当然，也有少数“望洋兴叹”的“知识精英”。他们以一贯的“软性”的和观望的态度，充当着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与“智慧阶层”相比，他们是先行先觉者，占有道德优势，缺少的是在“体制内”参与政治。与国内知识精英相比，他们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西方社会可能给予的资源。不足在于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逐渐减弱。加上他们本身并不想走得太远，因为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这似乎是个悖论，西方现代文明一经染上“中国特色”，一切就都“走样了”。某些年轻学子，在西方“深造”后，会“理直气壮”地高举“中国可以说不”的爱国大旗，用诸如什么“话语”之类的“生词”，挑战西方的所谓“霸权”（究竟是什么，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套用时下已被用滥的“新鲜词”，就是患了所谓的“失语症”）。一些异议人士，离中共控制越远，思想跨度越小（这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从“基因学”的角度分析，似乎不能排除其中“党娘亲”文化“血缘”的潜在因素）。难怪近年来这种流放式的“洋插队”，也变成了中共惩治异议人士的一种手段。对中共权力（而非制度）更替的关注与期待，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暧昧起来，并继续扮演着用“绕口令”般的套话重叠起来的反对派角色。正是这样一些暧昧与不清楚，使中国真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反对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传统的神话中国制造了毛泽东神话。邓小平神话。市场神话。现在又在制造无所不能的专制加民主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凡人不存在了，大家都是造神运动的参与者和制造者。芸芸众生呢，则是被“众神”用来显灵的“道具”。他们不断地将灾祸降临在众生头上，让这些被盘剥殆尽的小民百姓成为天地间庞大的、任其宰割的“弱势群体”，在受难者的痛苦呻吟中，频频传颂“众神”的“仁慈”与“神通”。
“重新上路”
与父亲当年被扣不准离境相反，达文则是不准“入境”（在这一点上香港果然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在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往来日益便利的今天，这似乎让许多朋友感到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同其父一样，达文对中共从不抱幻想。同时，而立之年才移居香港的达文，对故土感情深厚，他无法不去想那些“仍然生活在恐惧中的亿万大众”，因此他选择了与中共面对面地“斗争”。他以独立创办的〔前哨〕为阵地，无情地批评和鞭挞中共暴政。他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反动派。中共一党专政是变相复辟的封建主义，是对民主革命的背叛，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鉴于此，达文上了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单。在回归后的香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达文却不能返回近在咫尺的家乡探亲访友。仅此，就不能不让那些和刘老先生一样的恐共者心有余悸。不能不让达文和真正的政治反对派“重新上路”。常听说，灾难也是一笔财富。那麽，人为的制度性的集体灾难也是如此吗？让我们拒绝这些“财富”吧。让我们以自由人的姿势而不是以被奴役者的躬势昂首直立吧！
二OO四年八月于巴黎驿道且闲庄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