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日讯】(新世纪电视台二00四年六月九日访谈节目)
杨晓玫﹕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世纪电视台。世纪论坛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杨晓玫。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到了中国大陆独立作家余杰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余杰1973年10月3日出生于成都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出版散文随笔集《火与冰》，在知识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年出版了《铁屋中的呐喊》﹐“抽屉文学”之名在大学校园内不径而走。此后的三年间，先后出版了《文明的创痛》﹑《说，还是不说》﹑ 《尴尬时代》﹑《想飞的翅膀》﹑《爱与痛的边缘》﹑《老鼠爱大米》等作品。余杰你好。
余杰：你好。
杨晓玫﹕那么今天也正值六四十五周年纪念的日子。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聚焦六四。余杰先生，你出生在七十年代，在你演讲中呢，你把自己比作天安门母亲的儿子，把自己比作六四之子，那是什么原因使你承接了六四的薪火﹖
余杰：我记得在十五年以前，那一场惨剧发生的时候，我还只有十六岁。我当时在四川成都旁边的一个很偏僻的小镇上﹐正在准备初中升高中的升学考试。这个惨剧的发生，我觉得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我从电台里听到了惨烈的枪声之后﹐我开始痛切地感受到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理念跟我个人生活之间的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我个人也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来做自己的努力，甚至我愿意为这样的价值献身。而且我意识到，我今后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就是﹕拿起自己手中的笔，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说出中国方方面面真相的一个作家。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就把自己比喻成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小孩，我也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榜样来做一个自我的期许。
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摇篮，而且北京大学也是六四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再后来我跟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教授也有很多的来往。我也听到了丁子霖教授谈到她的被杀害的儿子的一些情况。她被杀害的儿子和我差不多同龄。比我大7个月。可以说如果她的儿子在那天没有被杀害，如果一直健康的不断地成长﹐而且她的儿子是人大附中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甚至是已经获得了保送上北京大学的资格。所以他如果能够活下来的话，他到现在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而且他会在自己的人生领域，自己的专业有优秀的成绩，我也相信这一点。在这15年的漫长时间里，六四过后的漫长的15年后，六四在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区﹐子女被屠杀的母亲们仍然不能够公开悼念自己被屠杀的子女。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海外华人的耻辱，乃至所有人类的一个耻辱。所以作为中国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我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天安门之子，愿意把每一个失去她们心爱的子女的这些难属、天安门母亲看作是我自己的母亲。
杨晓玫﹕可以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枪声改变了你的一生。我当时也是在北京，亲眼看到了那一幕﹐但是我觉得很多像你们这样年轻的一代人，不是所有人像你一样有这样的思想。我自己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呢？六四时政府不会向学生开枪﹐你是听了海外反华势力的宣传。”所以我觉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在中国，象你们这一代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状况﹖
余杰：确实﹐这是一个问题。像你所说的，在这15年间，中共政权的各种宣传使人们对记忆的扭曲、抹煞和遗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2年以前到上海大学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大学一二年级的年轻小女孩就站起来跟我说﹕“您讲讲当年六四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大家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听到这个问题后，我当时是大脑一片空白，我非常受到刺激﹐让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说出真相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让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在我的同龄人中，比我更年轻的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跟我相同相近的做这样选择、做这样事的知识分子。比如像四川的学者作家王怡，在今年三月丁子霖等三位天安门母亲再次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之后。我和王怡联名发表了一份抗议的声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学者，叫蒋旭林，几年以前他曾经发起到未名湖畔去，在六四的纪念日去点燃一支蜡烛表示纪念。虽然没有多少人响应，但这样一个勇气令人敬佩。还有像我同龄的，前几年一直在做艾滋病的救护工作的一位青年志愿者胡佳，他也一直在关注六四事件并和六四难属群体有很密切的联系。在今年四月胡耀邦去世的纪念日，他也拿着小白花到天安门去纪念，后来被警察带走。所以我觉得现在在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更有独立的人格，更有这种说真相的勇气的知识分子中。这一代人比起上一代人来说，在知识的积累、文化的素养方面都显得更加丰厚。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宽厚的背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哲学各个领域都有。同时他们也具备了一种知行合一的内心的、实践的勇气。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出现，使我对中国未来也抱有一种乐观的估计。
杨晓玫﹕对历史的健忘应该说是对现实和历史的一种失职﹐你认为象你们这一代人究竟能不能把中国带向一个真实？
余杰：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一位我非常尊重的一位人物﹐蒋彦永医生。他在两个月以前也写了一封为六四正名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他把自己所经历的﹑所观察到的六四的那些惨烈的场景﹑及自己为那些伤者和死者所动的手术﹐以这些非常有说服力的经历﹐再次把人们带回那个充满血腥﹑硝烟的夜晚。我觉得对六四的记忆﹑怀念﹑言说对这些罪行的追讨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个言论自由也在中国的宪法﹑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我觉得我们青年一代知识份子应当有义务来努力使对六四的谈论回到公众生活中来﹐使对六四的评价回到一个真正的宪政的法制的轨道中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在做这样的努力﹐而且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浩浩荡荡不可阻拦的二十一世纪﹐我也相信对六四的一个重新评价是对当年的这些实施杀戮的这些决策者的一个审判。对死难者的纪念﹑对死难者家属的赔偿必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化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杨晓玫﹕对﹐在九十年代的愚民教育和民族主义思潮中﹐我们看到还是出现了象余杰这样价值立场清晰﹑关心中国的进步并愿意献身社会实践的新一代知识份子。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觉醒与受难也赋予了这一代人在历史座标系上的重要位置。好﹐谢谢余杰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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