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此笔者不能苟同；而且，若中共果真循此路径展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工作，最终必定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暴力革命，列宁主义的要旨不仅是暴力革命，而且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至于毛泽东思想，除去阶级斗争，就只剩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所有这一切都在根本上与文明社会中的依法执政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以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来指导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工作，不仅在逻辑上是荒唐可笑的，心理上是病态的，而且势必产生极端专制的后果，根本不可能实现“执政”之要义。
至于邓小平理论，其中心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过得去就过，过不去就回来。显然，其缺乏理论应有的体系和前瞻性，更不具备指导性；而“猫论”和“发展是硬道理”完全忽视理应高度重视的道德维度，导致中国社会生发了大量的失范行为，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三个代表”倒是非常好的表述，可问题在于，你凭什么代表所有的好事，又怎么代表？谁授的权，通过了怎样的程式？没有代表性、也没有说明如何代表的“三个代表”，怎么可能具有理论指导的力量呢？！
显然，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都无法承担起指导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任。
1949年后的历史表明，凡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中共不断犯错误，执政能力极其低下的时候，就是中国老百姓惨遭折磨摧残的时候，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而只要放弃甚至只需稍稍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共就能纠正错误，重拾正途，执政能力大幅提升，社会进步，普通民众脱离苦海，过上稍有最基本尊严的生活。
中共建政后的头几年，以具有浓厚的新民主主义色彩的《共同纲领》为指导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历经十数年战乱早已破败不堪的经济不仅得到了有效的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为近数十年所少有，政治社会环境总体宽松，人民享有较多的个人自由；但好境不长。1954年，中共修成了第一部宪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还没有从“土地主人”的兴奋中清醒过来，就被迫上交土地，走上了违反人性的公有化道路。城市也开始了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大批私营企业在公私合营的幌子下被侵占剥夺。这一努力在1958年，借三面红旗和大跃进达到了顶峰，给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导致了延续数年的大饥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付出了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三千万的惨痛代价。
随后，中共不得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暂时摆到一边，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城市也放松了控制，强调生产的重要性。很快，遍布城乡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中国人民从饥饿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们一直在谋划着更为倡狂的反扑。从1964年“四清”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再一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最终导致了丧心病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十三年间，中国人民饱受摧残与折磨，其痛苦之多之巨之残酷自不待言；文革结束时，国家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自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再一次在实践中遭到了摈弃，以分田到户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大江南北推广实施，城市“唯生产力论”也取得了对阶级斗争的胜利。不久，中国经济就有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也于数十年间首次有了提高。期间，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为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曾经有过数次神经质般的痉挛。但由于殷鉴不远，它们终究未能为祸人间。
“六四”屠城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必然的，三年间中国经济连年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1992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一次在实质上遭到否定，中国踏上了第二轮改革开放之路。遗憾的是，取代马列毛泽东思想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以致当今中国腐败横行，社会不公，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综上所述，凡是中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时，其执政能力就非常低下，错失连连；而一旦抛弃马列毛泽东思想，不论用什么取代它，都能够大幅度地提高执政能力。因此，毫无疑问，中共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是错误的，必定无法达成目的的。
源自《议报》165 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