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 (大纪元记者林南报导)1月22日，欧洲大纪元时报编辑部在哥本哈根举办了丹麦首场“评共产党”研讨会。60余名北欧华人和西人参加了 研讨会。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秘书长，副会长陈迈平先生、人权卫士陈世忠教授、民主阵线丹麦分部负责人刘刚先生、民阵成员张国亭先生、《前哨》杂志记者杨光先 生以及法轮功学员遗孤刘晓天在研讨会上作了精彩演讲。
刘刚：<大纪元时报>做了我们海外许多朋友想做的事。
看了九评后，感到<大纪元时报>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就是向人民揭露中共的本质，剥下它的画皮。虽然海外的民运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人士，对中共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但我曾经和许多国内的朋友聊过，发现许多人的认识还是很糊涂。例如在89年以后，在中国大使馆整民运人士的时候，他们说民运人士是“有病”，“有瘾”，“和共产党有仇” 等等，用这种办法来淡化民运。现在也是一样，他们说法轮功是“极端的…” 等等, 在人们心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还有的人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九评对以往的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为人们认识共产党开创了新的开端。例如，在海外的许多中国公民，大使馆不给延护照，那么我们就要他回答，从中国的哪一条法律规定，你有权不给延护照？最近赵紫阳去世了，很重要的一点，从中国的哪一条法律规定，一个普通的公民，党员可以被剥夺自由，软禁15年？有人认为，你触犯了它，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就要让人们的思想跳出来看，用它自己的法律来揭露它的非法性。
现在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把九评传回中国去，把真相告诉国内的人民，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人民。
杨光：中共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土匪流氓政权
九评的发表很有意义，以前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既不完整也不全面。这次<大纪元>九评揭露中共的罪行，把中共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很好。九评比较系统，全面地对共产党作了一个评价，希望由九评开始，接着有十九评，二十九评出现，也希望大纪元能把我们开的研讨会汇集成册，借这个给中共送葬的日子，把中共的所有罪行彻底的梳理一下，给中共下一个盖棺论定的判决书。
中共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土匪流氓政权，这点大家都已经有认识了，九评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一方面它是用马列主义的邪教理论武装到牙齿的邪教组织，另一方面，据我所知，中共当年的组成人员，都不是什么好人参加的。包括毛泽东本人，就是农村的好吃懒做的痞子，不是象共产党宣传的是社会上的先进分子。是一些流子，赌棍，地痞无赖聚集起来的“胡子”，哪会有先进性。这些人夺得了大陆的政权，还能有好吗？
我的家族中有一个叔父辈的人，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众乡亲避之唯恐不远。后来他在当地无法生存，到山里当了胡子，经常带人到乡间绑票，就是绑架勒索地主，富人。村人恨入骨髓，报告到当地的警察局，遭到通缉。他就跑到深山里去了。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该人和林彪，李兆麟骑着大马回来了，说是他加入了共产党，当官了，回来接收来了。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的司令部在离哈尔滨30公里的宾县，他就当上了宾县第一任县长，官也是不小了。就是他和林彪的妹妹林力(音)一起搞起了土改。根据毛的指示下指标，每一个屯子都得有地主，富农。村村批斗地主，富农。没有地主、富农的小村就斗中农。哈尔滨周围的几个县，没有一个屯子没有打死人的，有的甚至是一家消灭得一个不剩。他们当时打人，杀人的手段非常恶劣。我们临近有一个朱家屯，老朱家勤劳致富，土改时有十几亩地，二挂车。有时也雇一些人为他种地，就被定为恶霸地主–其实据我所知，雇工是当天就付钱的，不付钱第二天也没有人给干活了。结果全家人包括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不满1岁的孩子，27口人都被打死。而朱老四则被剥了皮，这种剥皮的方法是：把人扒光衣服，上一桶热水胶，然后套上麻袋，等到水胶冷了以后，再把麻袋扒下来，人皮被粘在麻袋上，人变成一个活尸。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共产党斗人的办法。共产党给它取个名，叫做“披麻戴孝”，而他的妻子被八路军的工作队用锅把捅进阴道，活活的捅死。有一个邻居叫冯国运(音)，是江南逃荒来到东北。勤勤劳劳地干活致富，平时连鞋都舍不得穿，下地干活用手提着鞋。因八路军的土改工作队看上了他老婆，二话不说拎出去枪毙了，什么手续都没有。他老婆不从，工作队又把他刚满月的孩子在碾盘上摔死。他老婆被霸占了三日后，也上吊自杀了。我四姨家姓赵，她公公是国高的校长。土改时说他给日本培养学生，被扒光衣服，双脚套上绳子挂在马后面，然后八路军的土改工作队骑上马在冬天的高粱地里横着跑。结果跑了几个来回后，人身上的肉都被高粱茬刮没了，只剩下了一副白骨，而地上的白雪变成了红色。
文化大革命时，我家附近有一家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当时斗我的时候，电表仪器厂斗一个地主分子，我们拉出去一起斗，戴高帽游街，我们在一起11个月，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叫于德水，本来土改时他爷爷是地主分子。六零年大饥荒时饿死了，这样地主的帽子又给他爸爸带上了。六六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把他爸爸妈妈都打死了，就把地主的帽子又给他戴上了，他当时才20多岁，是49年建国以后生的。不服气自辩说土改时还没有出生，不应戴地主帽子。就说他不老实，企图翻案。正好是林彪事件之后，七一年搞了一次大型镇反，就被定成反革命枪毙了！
当时哈尔滨市镇反，每次毙人40，50，100人。每张布告写50个人名，每个人半行字，给两句话：“反革命份子XXX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立即执行。”这就把人毙了。有人不服喊冤，因为我经常被陪斗陪绑，看到哈尔滨枪毙人，不是象张志新被割喉，哈市并不割喉管，而是用个大铁棍子钉到人的嘴里，然后再用铁线把铁棍子绕脖子一圈圈的捆起来，枪毙前例行游街示众，这样就没人喊冤了。而这样的毙人运动一直持续了半年，这就是七零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六八年，哈尔滨发生了“向北方案件”，就是有人用油印机打印材料，述说心中的牢骚和不满，这就变成了反革命案件。哈尔滨市查这个案件，一共抓了两千多人，关在哈尔滨工学院楼里，成立了专案组，逐一审查。我就是在学校时以嫌疑犯的名义被抓的。可关了一年多，批斗了百次，最后说“向北方案”不是我干的，可最终还是以反革命罪判了我15年刑，28岁我去坐牢，到1978年12月30日胡耀邦批准给我平反，我已40岁了，坐了十一年八个月的监狱。平反的纸上只有三行字：“与事实不符，给予平反。”我现在仍然不清楚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和我一起拘押受审的有一个电工学院的教授叫付增(音)，因家庭出生是资本家，文化大革命时非常老实，不但不敢造反，还每天提着白灰筒到外墙上写毛语录。可有一次写四个“念念不忘”的标语时，一时马虎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不”字忘写了，别人发现上报军管会，因为他出身不好，又是知识分子，要从严处理，结果被枪毙了。更可笑的，我当时到农村劳动改造，在江北太阳岛的农村。下地干活时，要把马槽带到地里去。有个小青年，休息的时候在马槽上信手画了个王八，但马槽另一面有句标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被人告发了。这个小青年出身好，说我也没看到马槽的另一边呀，也没有用，这也就成了反革命，结果也被枪毙了。这个小年轻枪毙之前和我在一个监号里，所以我记忆很深。
中共是马列主义的邪教武装起来的土匪，流氓集团。从他诞生那天起就以撒谎，欺骗，杀人为职业。而夺取大陆政权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社教，文化大革命，每次运动都要杀很多人。哈工大在文革时被判刑送进监狱的有172个讲师，教授。80年代平反时只剩下我们16个活着的。有2人还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了。
共产主义至今对人们还有迷惑力，它至今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起著作用。特别是我们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还在它的奴役下，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只要让国人把每个人知道的中共暴行都抖了出来，中共的死期也就到了！中共不亡，中国人也就没好日子过，更会影响世界和平和安定。因中共是魔鬼撒旦，一切恐怖主义势力的总根子和总后台，人们千万不要再对中共存在什么幻想。中共里边不可能有包青天，朱青天，温青天，胡青天。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刘晓天：他们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
我今年19岁，是在2003年来到丹麦的。我曾经只是一个在校读书的中学生，什么信仰不信仰，既不懂也不关心。但是在我15岁的时候，灭顶之灾降临到我头上。一夜之间，我就成了孤儿，失去了一切。
2001年11月23日，星期五的下午，我正在学校的教室里，突然警察来了，找到班主任，告诉说，我的父母被抓了，要找我。在旁听见的同学提前跑去通知我。我吓得浑身发抖，什么也没带，逃出了学校，躲进邻居家的杂物房过了一夜。半夜偷偷到街对面，看到家里窗户玻璃被砸碎，里面家具东西已经被砸得粉碎。好心的邻居发现我后，收留了我。但是2，3天后，7，8个警察又找到邻居家，威胁说如果看到我不举报的话，就要受惩罚。邻居只好给我一些钱，让我去投靠唯一的亲人，在福建省做农民的叔叔。
经过了长途跋涉，在路上，我摔伤了腿，被铁丝网割破了脖子，留下了很大的伤疤。来到了福建叔叔家。叔叔看到我这个样子，脖子上缠着纱布，腿也摔伤了，叔叔和婶婶都哭了。他们象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照顾着我。5，6个月后， 2002年5月的一天，警察来到了叔叔家，我吓得躲了起来，不知道他们对叔叔说了什么。警察走后，叔叔一下子变得很沉默。当天晚上，叔叔托朋友帮忙，把我送到了深圳。
我躲在一个堆麻袋的大仓库里，不敢和人接触，在恐惧，焦虑，悲伤中整整躲了一年多的时间。我想念父母，但他们没有消息。在空无人烟的仓库里，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安慰和照顾，只有寂寞的漫漫长夜，与悲伤伴随着我。我经常泪流满面，天天在噩梦中惊醒，梦里都是警察可怕的面孔，不明白为什么幸福的生活一夜失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父母炼法轮功，就会被抓。我经常只是把头埋在两膝中，连哭也不敢哭出声。就这样我在仓库里孤独的度过漫长的一年另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精神上刺激太大了，又与人隔绝，等我来到丹麦，重新和人接触时，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讲不清楚话，读书也不会读了，一读就是读错。
直到2003年6月，生活贫困的叔叔借了巨额的债，付给蛇头，求他把我带到国外。7月1日，我来到丹麦，几小时后，就被蛇头扔在了哥本哈根火车站。受够惊吓，欺骗的我，已经被恐惧所包围，我只能哭，但是连哭也不敢大声哭，只能是默默地流泪。一位好心的中国老太太把我带到了难民营。
在难民营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久，我找到了丹麦法轮功学员。我见到法轮功学员时，我流着泪，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帮助我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另外我心中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爸爸妈妈炼法轮功就会被抓。后来在和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交谈中，我才知道，法轮功是教人按照” 真，善，忍“做好人，提升道德，我的父母没有错。
一直到了2004年7月28日，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叔叔打过电话了。在那次的电话里，叔叔第一次告诉我父母的真实情况。原来我的父母早在2002年4月–也就是他们被抓后的5个月，被迫害致死。在2002年5月，那次本地警察来到叔叔家，就是通知我父母的死讯。而且更残酷的是，他们强迫叔叔签字与“反革命家属”划清界限 — “断绝血缘关系”。也就是说它们还要对我斩尽杀绝，不许叔叔收留我。而我只是一个16岁的学生，根本也不是法轮功学员。叔叔怕我承受不了，不敢告诉我这一切，当天夜里把我送到深圳。正是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叔叔才不得不借下巨债，把我送出国。现在，叔叔一家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只是一个农民，没有能力还这样巨大的债。叔叔每天要干两份工，一年挣的钱刚够付利息。前些天我打电话回去，听说婶婶因为承受不了，自杀上吊被救下来。而且，他们还生活在恐惧中，非常害怕警察去报复他们。全家被忧愁和苦难包围着。
我把我所经历的讲出来。其实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的孤儿，仍然在受着迫害，有的流离失所，有的甚至失去生命。希望大家都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演讲结束后，听众中纷纷发言，提问。
听众之一：我是流着泪听完这场研讨会的。
我是来自北京的居民。今天这场研讨会，对我教育非常深刻。我是流着泪听完所有的演讲的。大纪元九评出来后，引起我对自己几十年，在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中形成的观念进行了反思。发现自己完全在它们的欺骗下，失去了自己的真正思想。
我一生中，不断地积极要求入党，因为出身不是“红五类”，也没有被批准。我也没有抱怨，总认为是我的心是忠于党的。从来也没有想过，它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是不对的。它们在人民之间制造分离，仇恨，用不断的阶级斗争去整人是违反人性的。今天通过这么多活生生的遭遇和经历，使我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更有了深刻认识。我今天宣布，要与共产党彻底决裂。
听众之二：听了这一切，心中非常难过。
我是一个来自瑞典的西方人。通过翻译，今天我听到了这么多中国朋友的亲身经历，非常难过，也很震惊。中国是一个文化非常辉煌的文明古国，你们的文化里有” 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人是非常尊重的。可是现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我想，我们的政府并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多么严重。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中国人民改变这个现状呢？
在座的演讲者纷纷回答这位西方友人的问题–告诉政府中国的真实情况，让政府官员理解中国在暴力专制统治下，世界也不会有和平。呼吁他们向中国政府表示对人权的强烈关注…
因为时间已到，研讨会在意犹未尽中结束，会后的交谈，讨论与思考仍然在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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